专栏文章

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丹尼尔·辛格)(十五)

第十二章 现实主义的乌托邦


要不可能的东西,现实点儿。 ——法国口号(1968年5月)   


这个听似超越现实主义的口号又可以成为新旧千年交替时所面对的主题了。对1968年的叛逆学生和罢工工人来说,它不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形式——就像巴黎墙上同时存在的“把梦想当现实”一样——也不是和假想的敌人作战的形式,而是要号召人们起来反对现存的秩序。实际上,这个口号在今天更值得一提,因为在这个新旧千年交替的年代,现存秩序已经让许多人相信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的东西了,因此,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是修补这一体制而已。对这一成功的说教,即改变社会是无法想象的、难以理解的和不会成功的,惟一现实的回答就是把他们所描述的当作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又将反过来引发目前为止很显然是最糟糕的谴责:乌托邦,一个听起来好像被“古拉格”集中营的全部鲜血浸透了的词。   当然,把乌托邦跟极权主义联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歪曲。让我们重复一下,不论苏联领导人犯了何种罪过,他们并不是受乌托邦的鼓舞。斯大林并联没有幻想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取消劳动和等级分工或使国家趋于消亡。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也都没有希望把“联合生产者”的自治政府推广到整个地球。这种说法的明显荒廖性揭露了诽谤背后的狡诈用意。如果要对乌托邦主义进行宣判的话,它也不应该通过这种联系,用人为的诡计来骗人。   按照牛津词典的解释,乌托邦的意思是“无处”(没有任何地方),它来源于希腊文ou(没有)和topos(地方)。这个词起源于一本书,该书描写了一个有完善的政治及社会制度的岛屿。当然,把我们的恶劣条件与想象的理想状态进行对比的习惯并非产生于1516年,即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出版之日。这种流派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后来被许多著名的作家如培根(Francis Bacon)、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贝拉米(Edwary Bellamy)和莫里斯(William Morris)所追随。在19世纪,它还包括了像傅立叶、勒罗克斯(Leroux)、欧文这样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到了20世纪,乌托邦的定义有所扩展,出现了反面乌托邦的鼓吹者;如赫胥黎的《勇敢新世界》和乔治·奥威尔的《1984》。大量精彩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我们没有篇幅也没有必要在这里进行研究,我们仅仅需要重温马克思主义对乌托邦的批判,它所建立的基础对是想象中的理想世界的设计,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斗争和冲突。[1]我们不必这样做,因为这里所说的乌托邦只是基于以上想到的非常有限的意义方面来说的,如果任一种改变社会而不仅仅是修改它的企图都被愤怒地轻蔑地打上乌托邦的标记的话,那么,将侮辱变为荣耀,我们就必须自豪地声明我们都是乌托邦主义者。   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从本书最后一部分中吸收的经验和双重教训是,在人类解放的斗争中,所有的要素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旦合并,就会使我们不可避免地超越现存秩序的禁锢。控制劳动过程的企图必然导致生产和金融的国际化问题。如果不攻击等级制劳动分工,对平等的探索就不会有所进展,这反过来就把发明一种新的民主形式提上了议事日程。所有的斗争都是环环相扣的。每一个都有它的重要性,然而,作为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它又获得了新的意义,全然颠覆性的意义。的确,不论环境如何,如果现存制度看上去都那么坚固,如果工人运动或更广的左派非常缺乏战斗力的话,那是因为没有提供一个彻底的可供选择的方案。   由于缺乏这样一种远见,各种抗议、运动尽管很激烈,但不久就到了极限。这是有道理的,如果你同意像现在几乎每个政党看起来的那样——惟一的发展形式只有通过扩展私人企业的利益,那么,你所要求的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组建各种形式的工会,或者要求可持续发展或要求妇女地位的真正平等,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和现存秩序的逻辑相冲突。然后,你就不得不反对这种体制(你并未准备这样做)或屈服于它。如果用强有力的术语的话,今天的政治和社会斗争可以被比作形式逻辑的一次练习,一切看起来都是完美紧凑的,只要你不为前提操心。的确,这种游戏的基本原则是:你既不怀疑推理的基本法则,也不怀疑社会建立的基础。只有一个全球性的选择方案,打破所有这些屈从和妥协的规则,才可以给解放运动一个真正的机会。   因此,为了避免在全有和全无之间作出决定性的选择,这种表述就需要几个限制条件。一个限制条件当然来自形容词“现实的”。要使乌托邦变成现实,政治工程就不能是水中捞月,而必须建立在现实社会的可能性之上。这不是说没有激进的破坏,可能性也会变成现实。而是说新秩序的成分必须已经存在于旧社会之中。换句话说,这项工程必须根源于当前的各种斗争。这一理想显然是为了产业工人和技师,为了妇女和生态主义者,他们无法在现存社会中达到他们的目标,不得不展望于新的未知领域。   第二个限制条件是丢掉“立即革命”的想法并牢记终极目标与当前形式之间的显著差异。劳动和闲暇之间的界限有一天会消失的愿望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大幅度减少社会必须的劳动力数量。社会主义本质上是普遍性的观点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革命会同时发生,也不意味着社会需求决定生产和消费的目标就是市场会在一夜之间失去作用。然而,在平时有妥协、有让步的斗争中,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我们长远的目标。第三个限制条件关系到团结。只有当它是全球性的和综合性的时候,这个激进的选择方案才是有效的。但是,个人的斗争和运动必须保持独立。他们的团结不是迫于上头的压力,而是必须通过下面对公共利益的认识和对共同战略的阐述来达成的。   所有这些限制条件都是问题的征兆,不可否认,至少我们的看法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一方面,我们坚持,鉴于痛苦的先例,人们不会再期望天上掉馅饼。他们可能反抗、愤怒地爆发斗争,但是可以理解的是他们不会加入长期的社会变革运动,过去常常被认为是霸权的,除非他们知道前进的方向以及实现的方式。他们甚至还会要求保证这次进程中的民主本质。另一方面,我们反对细致入微的蓝图,反对领导者已设计好的成熟的模型。然而,说这场运动仅仅需要一个构建不同社会的远见和在路上插几个路标,又是非常不充分的。“否定之否定”,有计划的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特征的,这是不够的。这场运动也许非常需要设计一套复杂的计划,条件是以民主的方式阐述,不是把它们当作神圣的教科书,而是一个草案,一个临时指导手册,它会随运动的进步而被修改、改善、扩充,从斗争中吸取经验教训和获得政治意识。   所有这些困难和明显的矛盾都源自这样一种困境:在一个社会结构框架内斗争的任一运动无法在那个框架内找到解决的办法,你如何在不进行堂吉诃德式的冒险或不违背你的根本原则的条件下保持远见和常规的延续性呢?回到20世纪60年代,当欧洲公开声明几乎没有失业现象,而失业率以平均5%的速度增长时,一个用来对付这一困境的策略逐渐形成。在它的发源地意大利,这个策略被称为“结构改革”。在法国,它被贯以一个模棱两可的名称“革命的改良主义”,正是这个新名称使得这个战略得以扩展到全世界。[2]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战略已是对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的适应。工人运动不能静静地等待对抗局面的到来,必须制定对抗计划。每项计划都要能撕开一个口子,以便能够无情地导致下一个一系列的要求。对最激进的倡导者来说,每个战斗过的地方都仅仅是充实力量的地方和发起新进攻的基地。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将运动推进到资本主义的前沿及以外。   正如它模棱两可的名称所说的那样,这个战略可以有更多温和的解释,并且最终盛行开来。一些当时考虑怎样除掉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家,现在甚至不再细究资本的统治问题。他们更倾向于攻击一种体制而非个人。以法国民主劳工联盟(FCDL)——尼克尔·诺塔特(Nicole Notat)领导下的天主教工会为例,我们视它为1995年法国人民极度不满的制度支柱。这个工会的地位在1968年大动乱期间是非常不同的。那时,法国共和党和它控制下的工会劳工全体联盟(GCL)表明,它们的革命宣言都是空虚的。当那场大的社会运动真正启动时,它们不是帮助运动尽可能向前推进,反而不顾一切地紧急刹车。那时,由于激进学生和罢工工人的加入,玩弄“革命的改良主义”这一概念游戏的法国民主劳工联盟(FCDL)慢慢好转。这些学生和工人意识到,在特殊环境里有机会得到比增加工资更多的好处。为了公平地对待诺塔特,必须加上一句,她不必对这场转变负责,西方的结构危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峰,所以宣告这种模棱两可的位置是站不住脚的。[3]法国民主劳工联盟(FCDL)的领导人必须作出抉择,他们最终选择了温和的改良主义,然后随着让步范围的缩小,他们又选择对资本主义社会反改革分子进行管理。   然而,在激进的对抗计划的战略中还要设计一步步地促进行动,提高意识,直到运动指向值得深思的制度的逻辑。不论今天普遍不满和焦虑的深度如何,那些相信可通过重新设计社会来解决其重大问题的人民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事实上,这一数量比30年前少。仅仅通过向人民展示一个不同社会的光明形象,通过大量的不论多么令人信服的论证,是无法将人民再次动员起来的。他们必须在行动中通过痛苦的经历才能认识到,在我们的社会框架内,他们的愿望和抱负不能得以实现。   很显然,政纲的条款不会与20世纪60年代一样。尽管与以前相比,那时提出的问题——主要是增长的性质和目的——现在与我们的关系更为密切,然而我们所处的环境非常不一样。那时,妇女解放正处于婴儿期,生态学还没有对这一进步的运动产生影响,经济状况也不完全一样,大量失业、不稳定和攻击福利国家都不是运动所面对的主要问题。西欧也没有相同的需求,需要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制定政策。今天,欧洲的反计划必须明确地阐述如何确保全部就业、急剧减少工作日、通过大幅度提高工资和增加富人的税收来拉平收入;进行民主的改革,而不是削减医疗服务和其他社会福利机构。如果这样的或类似的计划制定出来,并且企图执行这些计划,那么起草者和整个运动都会很快发现,他们不仅仅与新自由主义或任何其他看法相冲突,而且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是冲突的。鉴于先例,这仍会留下一个未回答的问题:需要什么样的组织和控制形式来防止领导人再次误导运动,防止从“革命的改良主义”转换为屈服和投降呢?   在通往现实乌托邦的道路上,我们已经发现了许多障碍,尽管我们还没有走很远。特别是,我们还没有跨过起决定作用的意识形态战线。在这里,我们应当看到,由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仍占主导地位,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不可避免的阻力也是巨大的。也会有它的力量看起来不可抗拒的时候。这样的事情会证明我们经不起力量的分散,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当代真正的文化统一战线。这一战线是基于社会本质上的冲突的,现在看来是独立于历史之外的,不可改变的。   意识形态领域的任务的确是艰巨的,因为我们已后退了那么远,以至于有时会觉得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工业革命后,工人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意识到,工厂里的同事是盟友而不是竞争对手,他们的老板不是布施的恩人。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他们和其他工厂或其他行业的工人有共同的利益,他们和老板有共同的矛盾。他们同样也花很长的时间才将阶级意识提高到国家水平,更不用说提高到国际水平了。既然工人团结经历了一次倒退,就像始终有他们的条件、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存都依赖于企业的利润(不论这一说法多么可疑,在股票市场上看好的企业都是那些无情裁员的公司)这样一种印象一样,而且就像努力消除产业界或国家的合同而且只要有可能就把收益与个人的表现挂钩一样。现在,把公共领域工作的人和私人领域工作的人团结起来,将那些仍享受工作保险和丰厚福利的人与工作不稳定的人或失业的人团结起来变得困难了。   这种团结使人深信,通过共同行动,不仅可以维护而且可以提高工资单、工作条件或福利,这在西方世界一度曾非常流行。但是还有一种更高的意识形态——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里很少见,而在法国或意大利却比较常见——它建立在这样一种信仰上:你可以走得更远些,集体行动可以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你的生存环境。正是团结的这个第二种解释现在必须复兴并传播开来,因为只有它可以使工人阶级统一起来,同时为与其他社会运动联合起来做好准备。这种意识对抵制当前对劳动者的攻势也是必要的。这种攻势基于以下几个毫无疑问的假设:私有财产、资本积累、榨取剩余劳动、追逐利润都是生活中惯常的事实。市场的胜利,无论是国家的还是全球的,都是有益的,或者至少是不可避免的。现存体制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严格检验这些不成文的许诺,特别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人民大众面前,更是如此。   要确定制度的权力和它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就不应忽视可自行支配的物质激励。如果你是一个现行秩序的维护者或把它视为理所当然,那么你显然要比作为公开的批评者更容易获得工作、拨款、职业、提升。随着听众或读者范围的扩大,对宽容持不同政见者的不满就会增加。在一份小杂志上对有限的公众讨论特定的问题并没有多大坏处。《经济学家》杂志在20世纪60年代才发行不到10万册,那时还只是资产阶级的自我对话,因此可以谈得很公开。而现在其销量已超过60万册,它的思想也并没有改变,但与以前相比,它更大程度上不得不作为宣传的工具。同样,我们说,大众传媒必须比学术界有更多的控制。然而,甚至在大学里,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研究如何使体制运转要比批判性地检查体制的运行情况更容易获得职位、长期聘用或研究经费——这与大学教师所宣扬的关于“对抗性文化”的新保守主义挽歌恰恰相反。   然而,问题不仅仅只是贿赂或愚蠢的野心。如果那样的话,问题将会简单得多。难题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绝大多数时间我们并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举一个我最喜欢的例子。在我居住的巴黎,电视的新闻播音员们谈到一个“社会伙伴”间的会议是司空见惯的事。他们指的是企业家代表与工会之间的谈判,每个人都认为这个词非常标准。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播音员说“阶级双方间”的一个会议,就会引发强烈的抗议:对意识形态偏见的强烈谴责。现在,两种说法都是意识形态的。第一种假定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第二种假定两者之间是一种冲突关系。但是,前者是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因此不足为奇,而后者因怀疑这种意识形态而令人震惊——它无疑被贴上了意识形态的标签。   通常,适应一种体制比退出它要容易,接受它比反对它要容易,特别是当一切都是为了使现存秩序看起来自然而然,任何逃避它的企图看上去都是不可思议或有害的时候,更是如此。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权力而不是社会需求主导生产的社会里。许多诱惑刺激发明家创造一种可以同时显示所有股市行情以方便购买全球股票的机制;或者生产一种新奇但寿命不长的商品;或者为工厂或办公室生产一种装置,以便使用它的人即使在持续的压力下也能保持高的生产率。发明家将会发现,他们缺少这样一种激励因素以让他们去创造一种帮助企业把合作作为民主计划的一部分的项目;或者生产经久耐用的产品;或者设计一套把用户当人看而不是利润的提供者的机器。今天,不仅发明家们不被建议去这样做,而且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用来解释这些事情与他们无关。   实际上,一种体制的统治或对一种体制的反对都不需要承认它将不是永恒的。不同的是意识形态机制的规模和它在全世界的影响。现在,利益已经穿透了社会的所有毛孔。拥有收视率和广告两项指令的电视比之前的报界和广播更广泛地侵入我们的生活。现在,同样的商业文化已遍布全球。甚至一旦新的潜在的自由空间被发明出来,像因特网,它们也会迅速地被媒体大亨们用来谋求利润。如何能够抵制这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的压力呢?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浮夸的。尽管批判西方世界的体制需要作出牺牲,但并不需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反对者的英雄品质,也不需要在他的后继者领导下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勇气。毕竟,还有大量的活动空间。   然而,必须避免两个相应的陷阱。一个是这样一种幻觉:因为一个激进分子设法出现在小小的屏幕上或无线广播里,因为批判性文章设法进入主流报纸,因为一个进步的刊物扩大了发行量,或者因为不合常规的教授在一些大学里取得了立足之地,所以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就面临严重的威胁。我们的体制有相当大的调节空间。要削弱它们的有效控制还要做更多的努力。但是,相反的、更大得多的危险是由无能为力的感觉引起的不作为的预期。既然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容忍那么多,而现存制度也不会让不同意见发展到真正具有破坏力的地步,那还有什么用呢?但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一旦形势脱离了控制,要再重新控制它就不会那么容易了。另外,制度的真正威胁来自它本身的矛盾。持异议的智者的任务是,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帮助不满的人们发现引起他们不满的真正原由,以及他们不能在现存制度内找到满意感的原因。必须抓住每个机会,利用每个可以利用的讲坛、报纸专栏和网站来打破常规,反击现存制度的无情的宣传攻势——不是用幻觉而是要有韧劲和决心。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抗议的一些潜在的力量有时会不知不觉地倒向另一面。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看一下在美国如此时髦的、宽泛的后现代主义到底是什么?对一些左派分子来说,它是已侵入美国校园的危险的法国流感。事实上,这种现象还要复杂得多。在它的颠覆性的解构活动中,它经常危害到现存的制度。毕竟,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解构就是社会主义在鼎盛时期做得最好的事——把在欺骗性外表下隐藏的真正利益揭露出来。马克思可以被推举为最有抱负的解构主义者,因为他用了一生的时间努力揭示被庸俗经济学和唯心主义哲学描绘的现象所掩盖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真正运作过程,而葛兰西的“真理即革命”的宣言可以放在许多关于解构主义的文章的开头。但是问题不在于次序的先后。通过揭露种族或性别的偏见(它们与阶级的联系明显减弱了),解构主义者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接着就是现存制度的统治基础。我认为,如果把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后叙述者”(metanarratives)拿来加以详尽研究,是不会有什么危害的。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只要它称得上这个名头,都会检验那些反对变化着的现实的看法并且经常验证它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后现代主义者的障碍在于当他们攻击“宏伟叙述”时,他们没有把自己限制在内容上。他们反对的正是连贯的和完备的东西。他们并不痛惜社会运动被分裂得支离破碎,反而把这种破碎当作优点。他们把这样的观点作为自己的观点——权贵集团也对之钟爱有加——全部就是极权主义,整合各种不满并把它们与社会转型这一工程放在一起的努力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危险的。这样,他们通过解构来削弱制度的基础,从而支持以上观点,挽救工作远比破坏工作重要得多,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已多次证明,它能吸收或者至少可以应付各种分散的、独立的抵抗运动,不论它们多么顽固、严重和有力。今天,那些在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做着有益工作的人们将不得不选择他们的立场,尤其是当运动又在校内外获得推动力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文化冲突发生在那些相信可以改变社会的人和那些认为至多只能希望在社会内部做些改变的人之间。或者,更精确一点,这是一场即将到来的文化战争,因为,这个界线只有在斗争中才会明显地显现出来。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激进分子与温和的改革者会发现,他们站在同一立场上,他们不像反对社会倒退的支持者那样强烈地反对现状的支持者。甚至在有着最激进传统的国家,像意大利或法国,主张社会应激进变革的人数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在特殊的斗争中——为了就业、工资等,为了由无法控制的生长所导致的生态灾难,为了反对种族主义和寻求移民的保护,为了堕胎和同性恋的权利,为了反对全球攻势来维护社会利益——真正的裂痕才会在那些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正像此前的封建制度一样是将被抛弃的历史产物以及那些在面临选择时会坚守既存秩序的人之间出现。   在运动试图推进它的事业并对一个根本不同的社会有惊鸿一瞥的时候,知识分子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助一臂之力的。显然,不是作为一些真理的坚持者或预言家,而是尽他们所能去作历史记忆、国际比较、技术或科学知识的提供者,重要的是,作为民主建构的积极参与者。1995年的法国罢工、示威运动伴随知识分子氛围的微妙变化,这些事件提醒我们,当社会力量开始作用时,知识分子就被激起来了。这样,在觉醒后,他们可以反过来有助于社会运动,而在上升时期,两者有希望相互教育。   最后,当其他一切都失败时,我们依然必须对付思想家及其用来支持现存制度的论据。它证明重建社会这一工程是愚蠢的、血腥的乌托邦,并不是真实的。即,它基于对人性的过于乐观的评估,基于卢梭提出的被文明所破坏的“高贵的野蛮人”这一概念之上。自相矛盾的是,这样的有关人性的概念并不出现在我们的推理中,但它是最激烈的批判的思想核心。我们的商业土壤不是特别有利于培养圣人,从这一毫无疑问的事实中,他们得出了极端的结论:贪婪是人类行为的动力。为了你的良心或慰藉,你可以有宗教信仰、仁慈和其他的方式,但金钱是社会关系的惟一运转机制,而贪婪是人类的动力。忘记了这一点,就会使经济同社会生活一起走向僵化。如果剥去社会科学家所建的数学模型和冗词,人们就会发现他们已将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提到了人性的形而上学的高度。   相反,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人类和社会。他们既非圣人也非罪人,既不是高贵的野蛮人也不是贪婪的恶人。他们是环境的产物,但也是在他们的生理和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界线内,由他们自己的行为带来的产物。我们在建造一个不同类型的社会时所依赖的“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不会是无产阶级的英雄,不是从圣徒传说中走出的全副武装的、有着纯正政治意识的红衣骑士。像你我一样,他们都是凡人,有着我们所有的怪癖和缺陷,我们的习惯是由我们所生存的世界所决定的,电视和广告扭曲了我们的品位。因为这些平凡的人寻求控制他们的工作和命运,他们将开始改变社会,将会在这一过程中受影响而改变,并继续他们的工作,这项工程的困难和伟大都存在于这种相互作用中,存在于这种渐进过程中。   在这个时期,我们没有必要重复人们不得不希望彻底改变这个世界的理由。每天都会带来一些新的理由,尤其是如果你观察表面现象掩盖下的本质时。我写这些话时,法国正上演一回集体兴奋。好几百万人在巴黎和各省庆祝,好像他们刚刚攻下了城堡。这次特别的庆祝是因为法国足球队在世界杯中取得胜利,媒体极大地帮助渲染了这种气氛,然后把这种庆祝——甚至高于胜利的庆祝看作民族团结以至复兴的象征。关于这种相当疯狂的推理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即法国队是由多种族的成员构成的,在这种场合象征胜利的三种颜色是白、黑和beur(一个用于出生在法国的北非人的婴儿的俚语)。这个球队非常受欢迎,它使仇外的勒庞沉默了一段时间,而且的确加强了法国作为一个多种族国家的概念。   但是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面。现在,体育成为了百万人的娱乐活动,因此是很大的商业活动。在这种时机,十岁大的巴基斯坦女孩缝制一个足球可得30美分。如果巴基斯坦的小孩可以长时间工作,他们一天最多可赚1.5美元,而伦敦零售店里卖的合格的足球却是95美元。[4]跨国公司销售运动服和运动器械可得上亿元的利润,这种世界最流行的运动会拥有大量电视观众,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黄金机会。[5]无情的人甚至认为决赛已不是法国人与忘记怎样跳桑巴舞的巴西人之间的比赛,而是他们的赞助者之间的比赛——德国控制的跨国公司阿迪达斯和美国更有实力的耐克公司——赞助者们为了争取更大的足球市场份额,为了取得利用更多的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国家的孩童和成人的权利而竞赛。人们禁不住想知道人们是如何的孤独,如何渴望一个共同的狂欢,以至于让他们进入狂欢的商业得以成功。的确,面包和马戏并不是现代的发明。然而,这恰是另一个可以采用的例子,它可以证明我们有非凡的能力使任何事物商品化或者使它贬值,包括体育、舞蹈、艺术、文学、私人关系、爱情和激情。我们比能点石成金的麦得斯王(King Midas)做得更好。我们能把感情变成金钱。难怪人们随时准备附和波德莱尔(Baudelaire)痛苦的呐喊:“这个世界之外的任何地方”[6]。   但是我们不想逃避到任何地方,不想逃到虚构的地方,不想逃到人造天堂。我们想要改变世界,因此,我们必须思考,与150多年前的先人相比,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时,或者仅仅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的20世纪初相比,为什么人们现在对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可能性的信心减少了。本书中提到了两个相连的解释网,是围绕着坚信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信仰的下降和资本主义制度出人意料的适应力的。   我们否认社会主义曾存在于西欧,拒绝接受斯大林的错误作为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但是1917年是我们所继承的遗产中的一个日子,我们必须从其后发生的事件中汲取教训。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现在必须详加审查,而且常常还需要抛弃。一种含糊的假设(确切地说,从来没有清晰过的)假设是:一旦革命发生,或多或少总会平缓地、不可改变地向着社会主义未来的方向前进。现在我们知道,即使寻求社会主义途径的力量在西欧的发达国家中掌权,这种社会转变也是一个长期的远非平坦的过程,它会充满困难和危险,它不仅包括推翻原有制度而且包括可能的重建过程。   有两个原因使资本主义制度令人吃惊地长期存在下来。一个是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统治和清除前资本主义形式的过程要比马克思认为的时间长得多。《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向国外扩张的段落读起来就像是今天的全球化。当然,资本主义制度在退出舞台之前不一定侵入整个地球,不一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它可以而且也应该在很久以前就被消灭掉。然而它的扩张空间的确帮助过它,现在在某种程度上仍在帮助它幸存下来。第二个原因在于低估了这个体制造就我们称之为扭曲增长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受制造虚假需要和利用率下降所刺激的。正像有些人所评论的那样,广告和退化是比煮咖啡还要熟练的破坏价值观的方式。   马克思主义的精粹之一是关于经济需求和政治愿望之间的微妙联系:资本主义制度看上去是被历史所谴责的,生产力的客观发展使矛盾激化,但是它只会被主观压力和革命的工人运动的打击所消灭。这更接近于卡尔文的宿命论:你是注定要去天堂的,但是只有通过你自己的行为或服从这种应得待遇时,你才会到达那儿。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第二国际影响下,这个理论被简约成一个非常机械的解释,即生产力或多或少是在预期的消极运动的帮助下自行其是的。然后,在苏联,特别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这种整体联合被打得粉碎。他们不需要来自下面的民主压力,因为经济的发展将把俄罗斯带入共产主义阶段。同时,他们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捷径,因为在1936年整肃的高峰期,有人宣称苏联已进入倒数第二个阶段,它已经是站在共产主义地平线上的社会主义社会。重要的是,他们要求苏联人民和国外的信仰者遵守铁的纪律,从而使苏联到达历史终结。我们知道,这种宗教信仰与部队纪律的非神圣的结合导致了什么事情的发生。   如果我们想恢复运动与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就必须划清现实性、必要性和必然性之间的界线。社会主义可能具有历史可能性,或者对于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而言是必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发生是必然的。这种分离享与宿命论是有区别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回到更加遥远的过去,那时不认为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因为,用罗莎·卢森堡的话说,总是存在着野蛮会战胜一切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最终结果的不确定性不应包含消极、服从或放弃。相反,它要求最多的参与,更强的能动性和更高的战斗精神,因为,在客观条件下,未来是由我们设计的,并且这种复苏的信心和行动主义在今天尤其受欢迎,因为统治阶级的权力和理论家的傲慢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我们的软弱、妥协和对既有游戏规则的接受。   在使批判精神瘫痪,以及出于同样的原因而使独立行动的并且也瘫痪了的消散的幻觉和失去的确定性中,没有什么让人气馁的。的确,若不是使地平线变得黑暗的时间因素,我不会对未来这么悲观,在这本书中,我关注的是西方世界,特别是西欧,我期望下次机遇也将在这里产生。但是,这只是猜测而不是科学预测。世界充满了惊奇,而且,正如恰帕斯的萨帕塔运动或者韩国的第一轮罢工的兴起所展示的,并非所有的惊奇都是令人不快的。重要的是,现在要在国际环境中看待一切事物,而且,时代显然又在变化了,尽管不再预言资本主义制度不久就会灭亡,但要注意到经济危机的不断升级以及由它所引发的各种问题。   仅在一年之内,著名的亚洲虎作为一个经济物种就消失了,在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和任何一个失业率急剧上升的地方,随着破产数量的增多,企业和银行生活杂乱无章,贫穷扩散。日本处于区域动乱的中心,经受着下滑的压力。中国的对外贸易也深受影响,早晚会作出反应。这次危机不能再被定义为纯亚洲的,而且它从来都不是纯粹亚洲的。1998年8月17日,由于俄罗斯不履行责任,随后卢布贬值,拉丁美洲反弹,所有这些都强调了这次危机的国际性。西方强国尤其是美国利用了这次机会,它们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消除障碍并巩固了它们在亚洲的地位。但与此同时,无法控制的资本运转加剧了生产过剩,从而导致了看似古典的资本主义危机,它们看起来正在丧失对这种危机的控制。对工人运动的直接影响发生在似是而非的表层。好战的韩国工会在显示它们的战斗精神时,被迫处于防守地位;它们的伙伴——印度尼西亚工会,也难以把百万失业的、饥饿的、愤怒的人组织起来攻击苏哈托离任后由军队支撑的体制。但是经济稳定性的下降在亚洲和全球都会产生政治影响,权贵势力宣传家的过分自信有着像西方股市曾升至空前高度一样稳固的基础,谨慎乐观的另一个原因,是现在世界拥有物质和智力手段来处理必须解决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掌握现代设施和一切,或者,换句话说,宣称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不同的社会中。一个描写社会主义的标语:“信息高速公路加苏联人”将是一个拙劣的误解,工作的组织、工具,最终是人们自己的组织,不得不经历很长时期才能转变。我们也不是向往失乐园和苦行者的纯洁,当反抗资本主义的恐怖的浪漫反应引起有价值的批判时,我们不能再回头寻求解决途径。并非所有的时代需求甚至包括那些人为制造的需求都是奢侈的。回到贫困而饥馑的过去意味着回到另一个可怕的社会,在追溯时,我们不应将其理想化,我们拥有教育水平、潜在知识来对付一个新社会的转型,而不需要退回到饥馑的过去或完全依赖现有工具。   在我们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世界正呼吁某种国际治理方式。如果我们想避免生态灾难,就需要考虑增长的目的,控制发展,并理性而仔细地决定可以使用什么样的化学用品,可容忍什么样的生物变化。我们需要协调处理国际间犯罪,并在全球范模内有效地与疾病做斗争。如果国际合作可以取代目前生产过剩和供不应求之间的矛盾的话,我们可以迅速在全球范围内降低失业,消除饥饿和减少贫困。的确,利用我们的知识,为全人类工作,取得一个基本合理的生活水平是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令人恼火的是,这一目标既近又遥远。当我们马上基于这一目标开始工作时,如果我们维护现存秩序,那我们就永远也无法达到它。现实和可能之间的鸿沟,幻想和技术能力以及社会组织的荒谬之间的对照——尽管资本主义逻辑对这种愚蠢作出解释——是这样的话,人们倾向于希望我们在不太遥远的将来被迫改变方向。   早一些,还是晚一些?我们需要时间。需要时间去除掉现存制度从苏联悲剧中汲取的经验,并恢复对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及其价值的基本信仰。我们需要时间去重建跨国界的更加密切的联系,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有着司令部和顺从的成员的新国际,而是为了交换信息和经验,然后逐步协调策略和战略。我们还需要时间将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结合起来,这里再次重申,不是详细描述未来的乌托邦,而是在他们所奋斗的世界的主要特征上达成一致——它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没有与生态的有限性不协调的情况,不为资本积累所驱使,把使用价值置于交换价值之上,没有种族和性别的歧视,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和组织。尽管我个人把它称为社会主义,但我们仍可以探讨其形式甚至名称。我并不是说具体细节上的不一致不会将共同探求和共同行动排除在外,事实恰恰相反。   唉,必要的时间总是与可用的时间相冲突。生态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做的事情在长时期内会影响全球和物种本身。但是他们并未谈及地理时间。他们严厉警告我们,在不久的将来,社会与自然之间会出现难题。如果不控制由追逐利润不可避免带来的经济扩张,或者如果不将这种控制限制在制度所能容纳的范围内(像强国购买贫困国的污染限额),我们在新千年开始的第一个世纪就要付出代价。自然资源的耗尽并不是最严重的危险。最大的危险来自扩张生产和损耗生态系统所带来的冲击。没有检测各种化学用品的长期影响就将它们大量投入使用,这对土壤、大气和我们的健康构成了威胁。一定的其他物种的消失应是一个信号:是该考虑人类的命运和更仔细地研究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加或者可能导致的温室效应的时候了。的确,人们的观点会随危险的大小和发生的时间而改变。然而,最近50年的发展对环境的冲击与过去很不同,如果21世纪仍允许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发展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如果我们不消除只对付症状而不针对资本积累的扩张这一问题的根源的社会体制,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准备不容乐观的明天。   然而,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危险,那就是政治上的危险。像自然界一样,政治也厌恶空虚。如果左翼分子没有为正在扩大的经济和社会创伤提供理性而先进的解决途径,那就会出现反动的非理性的极权,它将利用全球化引起的恐慌和由忧虑加强的偏见。种族主义、武力外交或宗教狂热所激发的对他人、不同的人和外国人的仇视可以导致极大的悲剧。卢旺达的图西族种族屠杀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南斯拉夫的分裂表明,加剧的种族主义与宗教顽固的结合在今天仍然可以出现在文明的欧洲的心脏:开始于亲缘关系,或者作为忠诚的象征,然后转到对基督徒和回教徒之间战争的历史回忆,最后以邻里屠杀,强暴妇女和大量的流血事件而告终。   欧洲过去的可怕幽灵在雅-玛瑞·勒庞身上得到了具体体现。他及其仇外的民族阵线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得益于经济危机和法国左翼分子的普遍觉醒,他们掌权以“改变生活”,并迅速采取它的前任的保守政策。勒庞巩固了他的地位,因为失业率上升了,通货紧缩的政策使欧洲一体化看起来对许多人来说不是一种机遇而是对他们生活方式的一种威胁。经济政策在政治上的一致使勒庞得以以惟一旁观者的身份提供替罪羊(移民工人、左派回教徒、外国人)而不是解决途径。这种打击外国人的政策为勒庞在欧洲的其他地方——特别是比利时和奥地利——赢得了追随者。当然,不应夸大这种直接的威胁。由于缺少经济灾难,极权不可能发生在西欧的任何地方。然而,近六分之一的法国选民现在正准备投票给这样一个领导人——他强调了这一点——即对他来说,大规模的毁灭仅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中的一个“细节”:这个事实就是一个征兆,即表明过去的幽灵仍然未被埋葬。   正是这种与潜在的承诺连在一起的急迫感和时间耗尽的感觉可能构成了这本书的基调,从一开始就被公认为号召行动的呼吁。对付这种谴责,即谴责那些拒绝成为现存社会的囚犯的人是危险的非现实主义的乌托邦者,是很容易的,但是否认这本书除提供客观分析外还包括主观分析——政治义务甚至包括一种帕斯卡式的赌注(Pascalian wager)——却是没有用的。   最简单地说,赌注是这样一种假设,即有需求就必然有满足它的途径,或者以更为精细的方式来说,历史不仅设置了问题而且同时为可能的解决途径提供了元素。这不应简约为一种讽刺或一种粗俗的宣言:资本主义制度与它固有的矛盾一起,会自动产生一个以政治意识全副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它会成功把我们带入幸福的未来。没有任何许诺说社会转型会发生在不远的将来,也没有保证它一定会发生。历史成熟、政治觉悟和大量其他因素会影响到对它的预测以及它的实现。然而,我们的社会包含着潜在的转型因素,并且在这种现实的和可能的——一种从现实角度看的可能性,但超越了我们的社会的局限——之间,存在着我们的责任负担和政治行为的动力。[7]   另一个赌注是一个不成文的原则:人们比较喜欢设计命运而不喜欢成为命运的玩偶。这里,在冒着被谴责通过幕后操作将被抛弃的“人性”带进来的危险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比较我们的和对手的观点。我们的责难者是既有秩序的维护者,他们并不仅仅主张人类被狭隘的私利所驱使。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高贵的检察官的话相呼应,他们声称人们害怕自由,想要像野兽一样被引导,去服从而不是去挑战。相反,我们的前提是:人类想改变他们的生活,想做他们自己剧本中的主角。人们还可以争论说,历史本身——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阶级来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实际上是人类为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斗争的故事。我不会走那么远,不会将历史描述为线性前进。贯穿这本书的观点是一个更为简单的观点:在现存结构和它们的阶级构成中,人们,包括女人和男人,为他们的遗产和条件反射所累,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并且在这些条件的限制下,为他们的行为负责。   历史时代和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对照激发我冒险加上一个个人的想法。虽然自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来已经将近半个世纪,或者自1968年那些急躁的日子以来已经将近三分之一个世纪,但当从伯克利到东京的年轻人过早地宣称想象力掌握权力的时候,这些在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眼中真的是相对短暂的时期。然而,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它们却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从青年到老年或到中年的那段日子。在疲倦和失望的时候,人们想知道,如果不看结果,斗争的作用是什么。思想上的慰藉是“革命是‘战争’的惟一形式,完全的胜利只能由一系列‘失败’来做准备”[8]。但是,坦白地说,人们不会留心一个偶然的成功,也不会在意加快他们步伐的一些更多的标志。然而,我们不要因不可避免的失望而过于忧虑。历史很明显并不属于(哪怕是表面上直接的)想拥有这里和现在的一切的可耻的叛徒,当没有即时革命时,为寻求更高的发展,投标人会迅速服务于另一边。在历史的和个人的时间尺度对比中,惟一持久的影响是人们倾向于把希望放在年轻一代的身上。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种时刻,借用惠特曼(Whitman)的话说,社会“处于一个事件终止和另一个事件开始的时期”。不是因为日历上标着新千年到来的象征性日期,而是因为旧秩序正在垂死挣扎,因为到目前为止,它不能再提供适应社会需求的答案了,尽管因为还没有阶级和社会力量准备将它推出历史舞台,它仍然成功地掌握着权力。旧秩序和新秩序的敌对状态——开始得越早越好——现在从本质上不得不是全球性的,我们已经选出法国、意大利和西欧作为首批可能的战场。尽管从恰帕斯(Chiapas)到雅加达(Jakasta),从汉城到圣保罗已经发生了小冲突。明天的莫斯科、华沙和布拉格可能出现在皈依资本主义后的彻底混乱中,而明天过后,斗争可能会在资本主义堡垒的心脏——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全面爆发。   现在,在规矩地布满破碎模型和破灭希望的基础上,新一代将占领导地位。他们经历过痛苦的磨炼,能够充满希望而不是幻觉,满怀信心而不是过分自信地前进,在重新发现集体行为的精华和力量后,他们能够继续完成社会的彻底转型,但是他们不能单靠自己。我们必须在他们的带领下,对那些鼓噪呐喊的布道者和宣传者——他们叫嚷这项工作是不可能的、是乌托邦的、是自我毁灭的、是他们的资本主义主子所害怕的——发出严正声明:“我们在这儿不是修补世界,我们是要改变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给这本书中提出的带修辞色彩的问题——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给出一个积极的答案。而它也是我们能够防止未来成为他们的——天启的或至多是野蛮的——世界的惟一途径。

第十二章 现实主义的乌托邦 要不可能的东西,现实点儿。 ——法国口号(1968年5月)   这个听似超越现实主义的口号又可以成为新旧千年交替时所面对的主题了。对1968年的叛逆学生和罢工工 ...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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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丹尼尔·辛格)(十四)

第十一章 重塑民主   


我们总是揭开社会不平等的坚硬外壳和形式平等与自由的甜美外壳下隐藏着的自由的缺乏——不是为了拒绝后者,而是为了激励工人阶级不要满足于这个外壳,而是通过获得政治权力来创造出取代资产阶级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把民主也一起消灭掉。 ——罗莎·卢森堡:《俄国革命》  


 你把自己搞糊涂了,亲爱的天使,你要相信路易-菲力普国王确实在统治,而且他并不和你一样糊涂。他知道,我们所有人也都知道,宪章之上站着的圣徒是尊敬的、可靠的、可爱的、美丽的、尊贵的、年轻的、全能的五个法郎硬币。 ——巴尔扎克  


 再也不能想当然地去看待社会主义民主了。苏联集中营的恐惧、科累马河和弗尔库塔河边的尸体,已经见证了这一点。尽管区分二者是重要的,但对现在的人来说,问一问后资本主义社会将提供何种制度和保障什么自由是很自然的事。因此,不能忽视苏联的罪行,在审判这些罪行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了解事情真相、按照良心自由地说和争论”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所说的“形式”自由——表达、机会和组织的自由——是多么珍贵,从未像你失去它们的时候那么珍贵。[1]但是,无论多么宝贵,没有社会内容,它们也仍然是空洞、形式的。我们不能满足于人们实践着的西方民主,如果我们想让工人——一旦他们掌握了权力——掌握它的话。他们肯定要创造新的民主工具,既保持那种权力,也进行他们自己的转型,而他们的转型不会是一个“S飞跃”,而是一个长征的过程,一个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变的长期过程。   倘若在其历史环境中,我们对以社会主义的名义犯下的罪行的审判就必须是无情的。问题是,这件事正在被右翼分子用于明显的政治目的——恫吓人民,警告他们,任何激进的抵抗,任何要求变革的认真探索最终都必定以大屠杀告终。让我们以最近有关这一主题的炸弹——《共产主义的黑名册》为例,这本书在法国和意大利都获得了极大成功。[2]人们也许怀疑买这本书的许多人是否是把它看作一场精心编排的运动的一个结果而阅读完整整864页书。但他们和一般大众确实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屠杀。斯蒂芬·库托伊斯在其引言里说,死了一亿人。我手里的这本书的书皮上说有“8500万受害者”。于是,在批评了这种夸大之后,书皮上的数字下降了。我认为,无论如何,大概有7000万受害者。甚至一个低得多的数字,或者这个数字的一小部分,就足以让人感到恐怖了。但是,其目的是冲击人们的想象力,其重要意义也是非常简单的:不管你喜不喜欢,资本主义为你提供了一个安静的生活空间;共产主义,或其他任何试图根本改变这个社会的努力,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大屠杀。   这种明显的宣传引起了回应,并不仅仅是大笔一挥就增加或减少3000万的科学严肃性。它促使我们编纂一本关于资本主义的受害者的黑名册。即使我们不回到它的源头,不回到悲惨的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农民和工厂中被迫接受的无情的纪律,但只看一看我们这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大屠杀、殖民压迫以及像印度尼西亚和卢旺达发生的集体大屠杀等杀戮的可怕世纪,我们就能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死亡数字。天平这一端堆积如山的试题在某种意义上必然使人们确信,与阴险而持久的提议相反,他们不情愿地坚持资本主义政权,可并不是买了一个能够保障他们的和平和宁静的保险。   但是,如果想离开它,我们就可能堕落到斯大林所宣传的那种愚蠢的水平上,就像一则关于美国专家团考察乌克兰铁路的古老笑话所阐明的道理那样。尽管铁轨看起来不错,但是当他们斗胆冒险参观时,他们在五天的参观中竟然没有看到一列火车通过,于是,他们得到了不可避免地受谴责的回答:美国对黑人的压迫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实际上,这样一种求平衡的行为,就会使我们堕落到更低的层次,因为我们总是深信“资本主义从头到脚的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社会主义,不仅在其诞生时——在一开始的暴力之后,当然,暴力的必要性和程度确实都依赖于抵抗的资本主义的本质——被认为是展示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把社会主义与斯大林的罪行相分离并强调苏联的特殊性,但我们仍然必须从这种苦涩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我们必须记住,如果我们被剥夺了自由,不管出于什么表面上正当的理由,也不管多么短的时间,让人民再度获得那些自由都是相当困难的。更为一般的是,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哪儿出错了?为什么必须遵守什么样的规则以避免重复?   对最后这个问题,最流行的回答是温斯顿·丘吉尔著名的讥讽:“没有人假装说民主是完善的或充满智慧的。事实上,据说,民主是除了所有已经被试过的其他形式之外最糟糕的政府形式。”但哪一种民主?雅典式的公民直接参与和不仅排除妇女、外邦人,而且把主力劳动大军——奴隶排除在外的民主吗?或者是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中流行的,直到20世纪仍然建立在仅限于有财产的人的投票的民主?或者是只是男子的民主,正如1920年之前的美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法国和意大利那样的民主?或者只是白人的民主,就像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南部各州实际上所限制的那样?众所周知的普选的扩张也表明,民主可以被赋予新的内容。事实上,丘吉尔谨慎地在这个名词前加了一个形容词,尽管他为之欢呼的其他的政府形式显然首先是资产阶级民主,这种制度建立在一个奇特的前提之上,即经济差异没有政治相关性,因此,一种制度就显然被用来使既有的经济秩序永存不朽。   问题是,钱确实关系重大。如果我们能够严肃地想象社会不平等没有政治因果关系,盖茨、默克多或者索罗斯没有更大的影响,和他们的同胞公民一样平等,那么,强大的广告商就只能影响消费者而对选民没有任何影响吗?金钱现在实际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重要。如果纳粹没有贬低这个词,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制度说成是富有的政府,就像财阀统治一样,但是,既然他们有了,我们就必须明确地称之为金钱统治。正如巴尔扎克提醒我们的那样,这种统治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也不是美国特有的,尽管它已经在美国臻于完美。在美国,至少有一半人口并不参加选举游戏,因为他们确信自己的选票无足轻重,或者,即使选票有作用,结果也不会改变他们的命运。   这种现象在美国表现得最明显,因为在那里,金钱的统治是问心无愧的,不用遮遮掩掩。如果美国的商业——就像卡尔文·库里奇(Clavin Coolidge)所说的那样——是商业的话,那么,美国的各机构正在公开讨论它们应该更多的资助哪个政党,因为这关系到更好地保护它们的既得利益,例如,它们是否应该把给共和党的钱匀出一些给民主党,因为前者在追求宗教权利时表现出不服从的迹象,忘记了来自出口的利润比禁止堕胎更重要。而对政党财政适用的也对个人候选人竞选参众两院席位的竞选基金适用。[3]反对工业家的金融家不是惟一为了拓展自己的事业而支持政客的人——工会同时也在这么做——就是承认我们是在财产资格民主制的一个现代版本中活动的,因为一个雇主,不管他是工业的还是金融的,在这里与无数雇员是平等的。   使美国案例如此具有启迪作用的是金钱在整个社会机制中明显的决定性作用。在选举活动当前的运作中,电视广告是极为重要的,这个花销上不封顶,钱数没有限制。因此,不仅有庞大私人财产的人,如斯蒂夫·福布斯或罗斯·佩罗特等,在作为候选人出现时具有最初的优势,而且在实际竞选开始后的各阶段,较高的基金,不管是政党的还是私人的,都能影响到结局。美国人不像民谚故事中的那不勒斯人那样受贿,在那个有名的故事中,选举前拿出一只鞋子的候选人在选举后一旦当选又拿出另一只鞋子。但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昂贵的电视竞选为条件的,特别是通过基金充足的候选人诋毁较穷的对手的品质来进行的。从字面意义看,金钱在美国说话算数,而且,它有权利这么做,因为最高法院判决说,对一个能够花得起钱拍广告的富人进行限制将干涉其表达自由。[4]   西欧的确还没走那么远,在大多数国家,在电视上做政治广告是被禁止的。在竞选期间,按照不同地方的不同标准,政党有一定的电视时间来做政治宣传。在许多地方,对政党的政治花销都有严格的限制,在一些国家,国家用津贴来帮助政党竞选,通常是根据它们在上一次选举中得到的票数占全部票数的比例来发放津贴。但是,欧洲似乎还是在向美国式的道路迈进。由于电视目前在竞选中所起的主要作用,竞选不再是以前意义上的竞选了。在学校操场或小礼堂里聚会已经成为历史,挨家挨户送宣传品这种做法也早被人们遗忘,代替它们的是小小荧屏上的一些狂欢会和表演。政党,特别是左翼政党,也不再是以前的老样子了。拉选票的积极分子、分发的传单和报纸、带粘胶的海报等都逐渐被职业民意测验专家和公共关系专家取代;激进分子的政党有意变成了一种选举机器;所有这些都需要钱,如果不出钱拍电视广告,那就组织光彩夺目的会议,邀请名人和乐队,吸引媒体的注意。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断送另外许多意大利政治权贵并蔓延到法国的腐败丑闻的一个原因就是欧洲政治的美国化——在过去的15年左右时间里,欧洲的政治成本剧增。[5]必须承认,不应当夸大腐败的创新性。例如,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著名的巴拿马运河丑闻极大地震动了法国,在这场丑闻中,相当多的政客都卷了进去。区别在于,与一个世纪以前相比,金钱现在已经侵入了生活的所有方面,渗透到了我们社会的每个毛孔当中,而金融权力对政治生活的控制因此也就比以前更具侵略性,更深刻、更绝对。   在这种环境下,惟一自然的是,我们应该摒弃丘吉尔以虚假的谦恭之辞所提出的、不比其他模式好的政府模式,而选择罗莎·卢森堡更具雄心的计划:通过从经济上支持现有民主模式并给予其社会内容来使其转型。可能没有比这一伟大的国际主义者更好的向导了,这位伟大的女向导出生于波兰一个犹太人家庭,她的大部分政治战斗是在德国进行的,而且,她把社会主义当作她真正的家。她作为革命家的名誉是无可置疑的。她享有这一声誉不仅是因为她的著作和演讲,她还为之付出了自己的生命:1919年1月15日,她的头骨被穿制服的、替社会—民主党政府效力的暴徒击得粉碎。她的革命活动总是伴随着一种向往民主的激情。一般公众非常了解这一特点,因为她公开就这一主题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进行批评。在她的文章中,这一点通常被删掉了。卢森堡不是反对俄国革命,相反,她谴责西方的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说他们背叛了他们的原则,同时,她表扬布尔什维克挽救了社会主义的荣誉。她也知道,后者在艰苦的斗争中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可怕障碍。不过,她仍然恳请列宁和托洛茨基,如果有解决的办法,就让革命通过更民主而不是民主更少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她也不在假冒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而这种假冒的意义正是后来的斯大林主义宣传常用的。她呼吁一步一步地前进,她明确地说“自由对于持不同想法的人来说,常常是排外的自由”。而且,她坚持说:“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新闻和表达自由,没有观点斗争的自由……那就只有官僚体制仍然是积极因素。”[6]   这实际上不是一种全新的冲突。回溯到1904年,卢森堡已经与列宁就政党组织的性质及其内部等级纪律问题进行了辩论。因此,她已经反对由一个无所不能的领袖自上而下地以一条严厉的直线将意志强加到服从的政党身上,并得出结论说:“从历史角度说,一个真正革命的运动所犯的错误远比最聪明的忠言委员会的绝对可靠更富有成效。”[7]事实上,她的态度来自她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概念,顺便提一下,这个概念就是,现代运动对研究是有益的。她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看作一个建立在工人大众的政治意识——工人们只有通过积极参与这场转型才能获得日益增长的意识——发展基础上的长期的、持久的过程。因此,她在两篇文章里都拒绝现成的计划或规则,拒绝把社会主义当作一个自上而下给予整齐地向秩序挺进的普通社会成员的礼物,因此,她再三重复要预先选择“最广大人民的积极的、无拘束的、生机勃勃的政治生活”,而不是“中央委员会阁下”[8]。   任何人都不能因为她与列宁之间的意见差异而把她推到栅栏的另一边。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和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的社会民主党继承人——如果不是她的直接行刑官的话,也是杀害她的凶手的煽动者——出于反共产主义宣传的目的,试图选择性地盗用她的文章,这一做法,说得好听点,是卑鄙的。试图让她昄依“丘吉尔牌”民主只能是荒谬可笑的。如果卢森堡偏爱自由辩论和机会,那她就决不相信通过议会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既然她确信资产阶级统治的超法律特性,她又怎么会呢?在她看来,如果社会主义者得到有力的超议会力量的支持的话,他们能够在议会中做有益的工作。毕竟,20世纪初,在维护革命正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爱德华·伯恩施坦的改良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活动中,罗莎·卢森堡就已经是最积极的活动家了。(在知道了该党后来的历史发展后,这听起来是多么奇怪啊。)对于她来说,民主是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关键斗争中的一个舞曲,也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必要的工具。卢森堡深信,她所说的是一种较高形态的民主,因为这种民主代表了反对少数财产所有者及其附庸的既有利益的最大多数工人的利益。事实上,如果想改变把卢森堡当作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改良者的可笑看法的话,那么只要注意一下她对自下而上的自发运动的强调就够了,对于她来说,社会主义民主只不过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个名称而已。重要的是,还需要加一句,在说明这个等式的文章中,她还强调说,社会主义民主不是到了世界末日、到了“允诺之地”、到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建立起来后就可以抛弃的东西,它必须“与摧毁阶级统治同时开始”[9]。   一般读者可能更为熟悉,也更觉亲切的是丘吉尔的民主概念,在清楚地选定了卢森堡的民主概念后,我需要对这些读者解释一下我的偏好。当我们在讨论中涉及民主的基本原则的时候——超越了自由及其保障——可能核心的而且确实使人感到吸引力巨大的思想是平等,无论它在个人中间是多么抽象,正如一人一票这个规则所说明的一样。在这里,我不是试图再老生常谈地说,在过去,一个奴隶主或一个有财产的白种男人都有一票。我所说的是最充分意义上的普选,它使你和我能每隔四到五年就选举出一位总统、一个议会代表和一个地方行政长官。我甚至不质疑我们的选票或这整个行为过程的影响。我只是提议,如果你试图把同样的民主原则应用于你最重要的地方,即应用到你的工作地点,那么,你就可能被当作疯子或颠覆分子,或者是怪人或潜藏的“左”倾分子。工作地点的意义不同是因为,在那里,能力所引起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没有人建议一票会更偏爱技术熟练的和有学问的人。更简单的理由是,丘吉尔式的民主表象隐藏着我们社会的真正规则:我们分享,所以我们投票(对此,我们还可以附加一个推论:小股东的价值就像一粒花生米那样微不足道)。   尽管总是有各种说法说任何替代性道路都不可想象,但认为,在经过长期的有问题的转型期之后,一个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会出现,这种想象却是很容易的。正是这条道路提出了现实的问题。假设道路上的障碍都清除了,替代性道路的主要特征就显而易见了。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划时代冲突已经以后者的胜利而告终,这两个主角已经离开了历史舞台——资本是因为被打败了;劳动力则是因为只有摧毁包括它自身在内的所有阶级才能赢得胜利。在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里,劳动的分工已经变成了纯粹功能性的,多余的国家机器枯萎了。人们有由自己处理的足够时间,所有的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都从竞争占优势变成了合作占优势。产出和消费的组织只是按人们的需要来进行的,而且时刻都考虑到生态环境。在这种环境中,运作的复杂性——一度曾是可怕的事——已经不再是进行民主的社会控制将遇到的严重障碍了。那么,在国际规模上呢?事实上,只有在世界层面上,一种充分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出现。顺便说一句,那不是我们可能想象的令人厌烦的世界。它是已经消灭了我们的社会,这种社会的公民们将有他们自己的矛盾和他们自己的热情洋溢的辩论,而他们辩论的主题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我能冒昧地说:弗洛伊德也许还仍然与这个社会有关,但马克思则将被归入历史系,或者毋宁说史前史系。   让我们回到现实中。即使考虑到这种历史的加速度,我们也有着巨大的差距。显然,现实的问题不是这种社会看起来是什么样,而是我们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社会,而且是用民主方法达到它。毫无疑问,既然朝哪个方向前进依赖于这一过程中有意识的自下而上的运动,那就让我们想象一下工人掌握了——希望没有不适当的暴力,尽管并不只是用投票的方式,由于有可以预料的抵抗和因此而需要的超越议会之外的压力——比如法国或意大利的政权,然后,这一传染性运动蔓延到了西欧的大部分地方,为这一试验的持久存在提供了足够坚实的基础。那么,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来确保它不会走苏联的老路,并且不把我们所想象的社会主义民主变成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呢?在某种意义上,事实是,这种试验将从更令人喜欢的预兆开始,它将在一个没有被一场世界冲突破坏的国家——以我们乐观的假设看——或者没有被内战耗尽精力的国家进行。西欧有着相当多的久经世故和受到良好教育的工人,因此,如果一些管理人员或科技人员决定抵制或移民到其他地方,也会有足够的人去替代他们的位置。但是,不能高估这种优势。利益攸关的是,从一个整合的具有凝聚力的资本主义体制转变为另一个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和凝聚力的体制,就其本质来说,这一转变包括推翻、根除和取代比落后的俄国先进得多的西欧发达资本主义中根深蒂固的旧制度、旧联系和旧习惯。   一些事情从一开始就需要在底层做,直接民主适用于底层,特别是更能适用人们工作的地方。在将被社会化(我喜欢这个词,它表明整个社会都卷入其中,国有化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接管一切)的工厂和办公室里,即使单一命令的原则会存在一段时间,但不久,不仅经理需要由全体职员选举或任命,而且或者还必须在对诸如生产的组织、工作的进度、工作的分配、报酬的支付方式等事务的辩论和决策中的重要的发言权;工人应该对生产计划和账目行使控制权。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从一开始就感觉到的确做了摧毁企业专制统治的事,他们能走向一个应该最终走向为了榨取剩余劳动而扩张的社会不复存在了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人类不再屈从于机器。要实现他们的解放的第二部分,即把生产完全与人的需要挂钩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即使他们立即尝试理解他们的工作目的,其社会效用及其嵌入一个更宏伟的计划,这些都将使我们超越一座工厂的大门、超越直接民主的局限。   在思考这种代议制的必要工具之前,我们必须问一下,为什么一个试图彻底改变其政权的社会确实需要一个中央权威,即某种国家形式?一般的答案是:从内到外保护自己不受资本主义的颠覆。毫无疑问,任何国家都努力与容易受到可怕攻击的体制决裂,包括资本的外逃、贸易限制、抵制和可能更为激烈的手段。为了勇敢地抵抗这种侵略,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能需要——甚至比中央集权国家更甚的——能力来解释局面、动员自己公民的支持、到边界对面谈话、还需要设法吸引敌国的人民。第二种相关的同样有效的回答是:需要有一个中央权威来保证国家层面上的生产的凝聚力,预防可能会使新政权没有信誉甚至推翻新政权的经济崩溃、经济危机或经济混乱。   但还有其他许多支持中央集权的动机。一个国家还是需要为自己的解散打基础,它需要减少进而逐渐消灭使其存在必不可少的矛盾和对抗。换句话说,它需要处理私有财产、富裕地区和贫穷地区之间的差距、国家层面上的工资和收入差距。它还不得不彻底检查各种制度、与维持既有政权相联系的成百万种工作。看起来,任务十分巨大,而其重要性使人们产生疑问:国家并非逐渐消失,而是可能再次获得存在的基础,并在一个膨胀的官僚机构的支持下,遮蔽社会的存在。只有在民众机构的时刻警惕下才能避免这种危险。在最低层次的直接民主——工厂和办公室的民主,社区或其他任何小的地方单位——动摇的基础上面,我们必须建立一种代议制来保证权力最终总是从下往上流动的。   自然地,没有绝对的规则预先规定什么影响制度应该采取的形式,这些制度应该包括什么保证,以及应该适用什么选举法律。这些都将不可避免地因大陆与大陆的不同、国家与国家的不同而变化,并与不同的历史传统——包括劳工运动的传统相适应。它们也将依赖于权力被接管的方式。虽然现在没有人真正相信即时的革命,但在一切都朝着正确方向走的时候,权力的转移可以按照遇到的阻力和抵抗的程度采取或多或少的温和的形式。在具有相对连续性的地方,这些问题将会像旧瓶装新酒一样。在真正有缺陷的地方,革新就会比较容易。在所有的情况下,新来者都不得不使制度适应他们的任务:重塑社会。   比如,让我们来看看民众权力的两个机构中的一个,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说两院中的一院,应该在国家层面上代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的工人委员会的代表。这样做会有一些优点。国家不是真正适合直接经营生产的。作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工人是适合直接管理生产的。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们由中央计划部门的服务来配合他们的合作努力,分配供应品,并把有计划的项目推向未来。由于生产转向满足社会需要,计划中心的作用就可以逐渐变化,但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它的目标将是会引起争议的和强制性的。如果这个计划机构是代表团利益的大会的一个完整的部分或从属的机构,那么,工人委员会就会更安逸一些。自然,还应该有另外一院,它在地区分布的基础上选举产生,基本上处理像教育、卫生、住房和文化、司法、治安、国防和外交等事务。由两院共同同意的决定应该由一个从两院中选出来的执行机构来执行并对两院负责。   一些人可能会反对这种需要双重投票的选举中的一部分。另一些人则可能争论说,拥有单一的一个院更好,它既制定法律又负责执行,并用其他手段来确保工人委员会的利益。无论什么选择——这只是一个例子——问题仍然是预防当选的议院成为真正代议制的拙劣模仿品——就像大多数西方议会那样,每四年到五年就进行一次选举,而在这四年或五年中,则对所谓的代表或代理人没有任何控制。众所周知,这是一种长间隔的经典的救济方法,但也是对选民无能为力的救济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强制命令”(政党成员指挥他们代表的选票)和取消权。通常,有人反对说,一个代表应该是一个有良心的妇女或男子,而不是一个政党的奴隶。事实并非真的如此。例如,我们所说的妇女在一个论坛上当选;如果她改变了主意或者如果出现了一个新论题,而她与推举她的政党的意见并不一致,这就可能导致她的当选被取消,并进行递补选举,给选民一个交待。另一种方法是实行代表轮换;这可能需要大多数国家修订其选举法,允许选民就一个名单而非单一候选人进行投票。对一些人来说,这个方法有其缺点,即不允许代表有足够的时间适当地学习他的职业。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资产,因为代表不是一个脱离人民的专家。另一种缩小差距的方法是使他或她的工资保持在其选民的工资的主流水平。处于向社会主义转型期中的政权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这样做,并把它作为报酬的一般水准。   应该引导这样一种转型政府运用所有这些方法和其他方法来使代表尽可能地接近人民。在其全副甲胄中,应该包括一种新的方法,即辅助法,这是欧洲谈判中发明的新术语。字典这样定义它:“它是这样一个原则,即中央政府应该有一种辅助功能,只执行那些在更直接或地方层面上不能有效完成的任务。”在欧洲的行话里,这只是一个使欧洲怀疑论者反对把权力移交到布鲁塞尔的小机关。在一个转型中的社会,最有用的原则是,试图用一场自下而上的运动来重塑其制度和习惯并担心被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征服。随着组织起来的合作生产满足人们的需要,相当多的事情可以在地方或地区层面解决,这就减少了官僚机构,并避免了沟通成本。这在福利和其他社会服务方面更是如此,在这些方面,国家制度常常被认为是遥远的和不近人情的。在文化活动中,也存在许多地区主动从事的领域。   尽管显然不是所有的事,但相当多事情却可以在地方层面结束,这就使我们回到了在转型期需要某种形式的国家权力。我们已经提过最明显的例子。就定义而言,必须在国家层面上为经济整体做计划,期望——除了那些并不持久的阵阵热情冲动之外——地方议会投票将它们的资源转移到较不利的地区是毫无意义的。但向完全不同的社会转型是一种深刻得多的变化,包括无数工作的整体转型、生产组织及其工具的整体转型,以及作为一种结果的思想的转变。让我们以最简单的例子——武器的生产开始。转型中的政权可能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保护自己,因为会遇到包围孤立和干涉,但它应该立即选择退出国际武器贸易,而不能躲在关于失业的争论后面推诿搪塞。[10]更为复杂和包括一切的是广告问题。新社会将需要一些人向公众通报各种产品的质量与瑕疵、优点与不足。目前忙于说服我们的游说大军的服务将无用武之地——他们说服我们热爱两种质量相同的牙膏中的一种而非另一种;使我们确信只有这种神奇的面霜使我们永葆青春;生活将因这种最新款的汽车或那种品牌的电脑而更加充实等等。但是,如果你把广告剔除出去,那么,你在国民收入中减去的就比它所占的份额多得多。整个生产和消费模式将会颠倒,然后就不得不超越公众承认而重塑生产和消费模式。另外,媒体、运动和娱乐业等重要部门的当前结构只会崩溃。   我们再看看制药学研究。在新社会里与许多科学家团队在这方面工作——偶尔还包括同样的领域——也是很好的。但巨大的差别——利润不再是驱动力了——在于他们的竞争将变成合作。一旦我们发现了这一点,结果就会是继续前进。不再需要律师为专利而奋战,不再需要秘密和詹姆斯·邦德那样的工业同行。实际上,整个研究将改变其本质——作为目标和基金转换的一个结果,基础研究逐渐地改变,而应用研究由于全新的目的而迅速地改变。目前,目标是有商标名称的商品生产,与迅速的革新率相伴随的短暂生命周期。浪费嵌入了制度。在新社会中,目的将是生产出建立在人的需要而非利润基础上的有用的和耐久的产品,强调的将是平等和对人类和自然资源的自信的和经济的使用。   如果研究需要经历转化而非减少就业——科学家的数量实际上将增加——则在另一方面,作为最近几年扩张的前哨,金融世界将发现其等级缩小了。随着转型的深入,人们对有限合伙投机基金和共有基金的需求、对商人或投资银行的需求、对商品或股票交易的需求、目前正在增长的涉足小额存款和巨大利润分配的人数、投机服务中的劳动大军的人数等,都会降低。并不是他们所有的想法都应该被抛弃。那些把自己的智慧和天赋运用到欺骗性数字上,以创造各种派生事物并帮助投机者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交易的人,也可以将他们的智慧运用到帮助生产者彼此合作与中央政府合作上,由此,他们也能够为改进民主计划做出贡献。   更普遍的是,电力和信息业的专家们——并不仅仅是其中的奇才——能够通过发明适当的机器人和提出必要的计划来帮助消除大量单调的工作,使机器服从于人。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不得不站稳立场,决定他们的作用不是使富人更富,而是使普通人,包括他们自己,能够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因此,尽管成百万的工作可能在转型的最初几年消失,气氛也不会像围绕着我们自己的缩减规模行动一样灰暗的气氛。事实上,它可能更接近值得高兴的“创造性破坏”的东西。与旧社会相联系的工作逐渐消失,这将为其他与新社会相联系的工作提供机会和空间,包括日益增加的终生教育系统、改良的非中央集权的社会服务、消除贫民窟的城市规划、大众文化的创新和传播、环境改造等方面。左右这些工作的,以及人们自由支配的时间的显著增多。如果不是改变人们的生活,那么,改造社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这里,对这种社会转型的几种方案做简要描述意味着确定人们期望的是什么,即如果没有一种肯定能够得到理解的深刻巨变和重新评价,我们就不能实现一种真正的重建,而不可避免地,这将被那些有既得利益要捍卫的人利用。需要汲取的教训是,这种转型只能通过一个建立在坚实的民主制度基础上的有效政府来贯彻执行。为什么它要比我们的政府更依赖于民主的支持呢?因为,今天,在所有西方国家中,这些制度都被巧妙地用来使与其相适应的制度永久存在下去。用时髦的话说,它们都是与建立在私有财产原则基础上的公民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大财产所有者——在此对这种制度的主要受益人做一个速写的话——甚至在他们支持的政党失去职位之后,也仍然把持着权力。这并不意味着各种选举不起作用。选举在边缘意义上是重要的。它们并不改变游戏规则或政权的性质。经济体制有其自身的生命力。顺便说一句,与苏联政权相比,这是西方各政权所具有的极大政治优势。与斯大林及其继承人不同,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都不用把人民赶到工厂并给他们强加工作进度。资本主义经济自身无情地执行着这一任务,要求一种良好的法律框架。这种自动的经济强制为大量政治自由提供了空间,特别是因为与资本主义经济的逻辑相冲突的任何措施都自然地激起制度的强烈抵抗和反动。只有在深刻的危机局面下,在人民拒绝按照既定的规则继续游戏并大声要求改变政权的时候,我们才应该看看我们的体制——当遇到抵制时——是否愿意以民主的方式离开历史舞台。   向一个不同社会转型的政府——它只能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将不得不与更为艰难的局面做斗争。就定义来看,它不能适合既有制度和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运作,因为它所负的历史使命是改变他们,它不得不与资本主义的抵制做斗争,而且还得与既有体制的逻辑、习惯的力量和权力惯性等做斗争。有人曾睿智地指出,“没收没收者”比除掉他们的遗产更容易,接管工厂比废除旧的工作方法和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命令结构更容易。[11]简言之[注:英文为in a nutshell,译者误译为“在一个坚果壳里”,兹予改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运动的工作及其政府的工作就是获得国家权力,改变其制度,使其能够继续工作,然后立即开始拆除国家可能建立于其上的基础。“永久革命”这项任务——如果这样一个生动的词语可以用于包括进步和退步以及前进与后退之间的巩固在内的长期过程的话——就只能在人们对大众运动的支持下进行,而这就提出了民众运动复杂的政治良心问题。   要想正确地看待它,我们就必须说明一些我们的论点中没有写出来的假设。第一个就是,进步力量——在其泛泛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已经通过投票、罢工和民众游行赢得了权力,打破抵制必不可少的联合——这些力量同时代表着他们国家中的大多数。换句话说,对失业、社会不公平、前途的缺乏和生命的荒谬的不满意程度,成了大多数人民发现整个体制不可忍受并决定消灭它的原因。第二个密切相关的假设是,这一胜利是通过一个广泛的联盟获得的。其核心是我们所说的广义上的工人阶级——这是一个异质的构成,既包括迷惘的专业人员,也包括正在增长的不稳定的大众。与工人阶级一起,我们就有了“运动”,运动的成员常常本身就是工人,但也有认为自己的日程至关重要的人,例如妇女、有色人种和环境主义者等。   问题是,不仅各种群体可能对转型过程有不同的反应,而各群体中的政治意识也会发生变化,而且并不总是以同样的节奏发生变化。例如,工业工人就不会带着情绪化的向何处去的认识进入这个过程。只有在他们经营自己的工厂并遇到新的困难时,他们才会逐渐抓住他们需要铸造何种社会这一要害。但他们的思想变化一致吗?思想能跟得上环境的变化吗?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第三个没有写出来的假设,即如果一些社会主义模式的尽头出现,那它只能是通过人们自觉地、理性地赢得对其社会的掌握而获得的。如果我们的脑海里有这样一个概念,那么,欺骗或贿赂自己担任公职就毫无意义了。   但如何保证联盟的统一,保证政治意识的发展与事件的发展相一致呢?谁会帮助运动为未来制定计划,同时作其记忆的守护人呢?谁会在运动突然向前飞跃的时候跟上它的步伐,并帮它在需要后退的时候抵抗整装跑步前进的冲动呢?显然,我们不能回避组织问题——称它为政党或运动——社会力量需要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帮助他们。   不论多么尴尬,对组织的讨论仍然有两个好处。既然现在没有人把革命看作两个世界之间的纯粹突然的转换,转型所需要的组织就不必须与要求获得权力的组织迥然相异,换句话说,目前的工具应该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未来。因此,就有了第二个好处:相对现实主义。尽管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检查与一个不同的社会转型相联系的问题,但如果读者们认为这种推理纯粹是一种奇思异想,那么,我们也应该原谅他们。对能够赢得权力的政党的反映也可能作为一种一厢情愿而烟消云散,但至少它是属于现实世界的一种想法。   惟一的确定性是,没有一个既有政党能够作为一个模范,甚至西欧较大的左翼队伍,现在也呈现出越来越像美国民主党的趋势。它们松懈了与工会机构的联系,选择了消极的支持者而非政治积极分子,它们也在变成平稳的、有效的为赢得选举——特别是议会和总统选举——而服务的机器。由于资本主义的统治不会仅仅通过议会斗争而结束,社会的形势也随着忠诚、顺从的选民的排外性帮助而变化,所以,如果其目标是改变人类条件,那么,这些政党也就没有多少用了。就反映来看,当劳工运动的利益通过工会服从于那些议会政党时,庞大的社会民主党很久以前就不再是真正变革的工具了。最初,这还不明显,现在,我们正在处理一个讽刺漫画——它在实践中还夸耀残留的关于捍卫工人利益或作为社会变革的积极代表并花言巧语的政党。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政党——像英国的新工党——甚至已经不再假装真有其事了。   潜在的社会力量可能适于一场巨大社会运动联盟,而其核心是最大的运动——劳工运动,但选举政党已经抛弃了劳工运动。劳工运动之所以起核心作用,不仅因为它的规模或它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它还可以作为一个走向无阶级社会的推动力量发挥重要作用。就个人而言,工人现在失去的可能不仅仅是锁链,但作为一个被剥夺了生产手段的阶级,从根本上讲,他们在推翻阶级体制上有着同样的利益。套用马克思的想象,在劳动力与资本的历史斗争中,前者,即所说的活劳动,只能通过摧毁包括其自身在内的所有阶级来打败后者,即活劳动的物化体现。它只能终结资本的统治从而获胜。   从这种抽象走向工会真实存在的具体行动的道路是漫长的。从数字上看,他们比以前的代表性小了,可能工团主义者比以前更多了,无疑,他们也更不愿意投身于可能威胁既有制度的任何政治活动中去了。但是,如果他们不希望向下的曲线是致命的,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变得更政治一些。他们不是在做交易和支持选举候选人的意义上,而是在更广的意义上对劳工能够和必须在一个飞速变化的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有洞察力。在面对跨国公司、全球资本时,工会不能只一个工厂一个工厂、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反攻,他们必须有一个国家和国际的战略。[12]类似地,如果你相当一部分的潜在成员失业了——就像欧洲一样——或者像在美国那样工作艰难,或者如果他们所干的是社会福利有限的危险工作,那么,你甚至不能假定你将是一个“劳工贵族”的代表,因为后者的特权也潜在地受到威胁。一个组织必须有某种团结,即使它捍卫的是不断变化的利益。另外,一些正在扩展的群体——技师、研究员、程序员——可能实际上对钱的兴趣比对控制自己工作的兴趣小得多。同时,工会也启动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讲坛——平等主义的但同时也坚持商店和办公室中的新权力——长远地来说,也可能在工人大众中获得比在某些部门中失去的更有特权的成员多得多的工人。   我把劳工角色称为核心的,而非不平等的。工党不应该只把它的观点及其策略强加到联盟中的其他社会运动身上。它正试探着想象,如果在过去的百年中,西方左翼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让工会有一种不同的政策,如果他们从一开始就在他们的议程中把妇女的平等放在接近首位的地方,如果他们拼命反抗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如果他们——不是在一个世纪以前,而是更早的时候就开始——已经思考这个星球上的生命不可控制地增长会带来的后果,那么,情况又会如何。也许我们仍然会有女权主义者、某种形式的黑人权力和一种生态运动,但他们将在劳工运动中起源和发展。但是,西方的左翼没有能够完成它的任务,劳工运动现在必须把妇女、生态、废气排放以及其他社会运动当外人。因此,重要的是,它应该从今往后把它们当作平等的战友。他们必须一起精心制作他们的计划,看看他们应当如何联合起来;劳工的解放斗争怎样才能与妇女的解放结合在一起;怎样才能不仅消除歧视,而且能得到补偿;所有的发展如何都必须考虑到对环境的影响。或者,用更一般的术语讲,他们必须看看反对不平等、社会不公和等级制结构的斗争怎样才能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把他们的行动团结起来。如果社会运动因此试图在联盟中以民主的方式合作,那么,它就不仅要帮他们赢得权力。这应该是未来的一个好兆头,因为那个转型阶段就是工人们将要接管工厂和办公室的阶段。   说起来很辉煌,但在现实生活中,事情似乎是朝着相反方向发展的:工会的力量正在缩小,各种社会运动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协作,一种重塑社会的共同计划还没有出现。这种期望与现实之间不可否认的对比把我们引向了第三种解决方案,也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权宜之计的组织或临时性政党,它们在一个较小的层面上活动,而这正是广泛的联盟仍然不能在宽广的舞台上做的。它应该从工会和所有其他社会运动中重组最好战的以及政治上最有意识的积极分子。他们深深地沉浸于自己的选民当中,所以他们应该知道选民的情绪并能够判断他们在一个既定的舞台上能走多远。在这个临时政党内部,他们应该担负起我们已经列入理想联盟的日程的任务。他们应该比较他们的经验,整合他们的活动,精心构建共同的方案。他们应该展现民众的渴望与既有制度之间的冲突,说明权力的根据地已经不像表面上那么坚固了,因此,就要把广泛的运动领出大门上写着瘫痪的“别无选择”口号的牢笼。   但是,我们在这里难道没有从后门把我们的老朋友“先锋党”夹带进来吗?根本没有。首先,这不是一个由于被迫进行地下斗争而接受铁的纪律的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严密组织。相反,它的吸引力应是它在寻找新的解决方案上公开进行的争论。第二个差别如下:它不能有由“中央委员会阁下”制定的自上而下强加的蓝图或现成的计划。它的雄心应该是帮助社会力量找到他们自己的声音,鼓励广大人民政治意识的发展。事实上,一个党也许不是这样的一个组织的最恰当的名称。但如果它不是一个有纪律的革命家的军营,难道它不会踏着社会—民主党的鲜血而屈从于选票至上主义的诱惑吗?从理论上说,它应该不会。即使它为选举推举了候选人——或者直接地或者因为他的一些成员代表自己的选民——它的首要目标也应该是把选举活动当作民众宣传的一个好场所,而这在西欧大多数地方仍然是实情,然后再把议会当作一个永久的讲坛,虽然这个讲坛在这个电视时代不再像以前的那样子了。但如果把这种特性借给临时性政党则能填充差距。像一些政党明确做的那样,它并不想吸收社会运动;它希望被社会运动吸收。只要民众真正行动起来,它就想被运动代替——尽管它自然不会被运动吞没。它渴望到那时放弃它的地位,而把地位让给早已准备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更广泛的联盟。   政党或者运动,不论是什么形式的组织,都必须处理一个主题,也是所有社会主义政党都面对的困境,而且,所有的运动都不愿意按照世界本来的面目运作。问题在于,他们必须在既有社会的高低不平的现实中做斗争并迟早提供超过那个社会界限的解决方案。如果他们把自己限制在与未来相联系的问题上——我们在本章的主体部分已经分析过了——他们将发现自己在很大的宗派主义孤立中走在运动的前面。但是,如果他们开始陷入日常斗争的困境而忽视了未来,他们就会忘记,他们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改变工人的命运以重塑社会。从先例判断,他们将由此而逐渐走向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作为批判者,然后是作为改革者,最后是作为既有秩序的支柱。现实问题是——我们将在结尾一章谈论它——如何调和二者,然后在既有社会中保护工人的利益,把这场斗争发展成挑战现有体制基础的一种全面攻势。   在这一点上,我们仍有疑虑的读者可能又要提出反对了。考虑到西方主流的力量平衡和政治气候,我们需要谈论寻求一个根本不同的社会现实吗?他们还说,在美国,通过法律和其他方式,一个政党有两个化身,一切措施都用来阻止扰乱这种局面的第三党出现。尽管与过去的几年相比,工会不那么屈服了,但它甚至不梦想挑战既有秩序了。但是,即使我们以法国这个前途看起来不那么灰暗的西方国家为例,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它是一个以利奥奈尔·约斯平为首的所谓多元左翼的政府,社会党占主流,包括共产党人和绿党成员。的确,与其英国或意大利同行执行欧洲的美国化政策相比,法国并不那么热情。在反对失业的斗争中,它甚至还冒险使用了一些并非正统的政策,例如从法律上强制实行一周35小时工作制。但它的计划、方案、政策或行动,没有一个超越了资本主义的视野。这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党人的小兄弟们的提议。   实际上,法国的形势远比这里总结的复杂,从1995年那个不满的冬天开始,这个国家的情绪就变了。我们看到,独特的反思(pensée unique)不再是主流了。更多的知识分子敢于质疑它的统治地位。批评金钱统治和权贵势力的书籍——特别是在媒体当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左翼的左翼”,即不满意统治联盟的折中政策的左翼甚至在选举中都表现了进步——特别是对共产党提出了问题。[13]如果这些不满的思想得以明确并发展了,他们就会发现——在工会,不管是老工会还是新工会、共产党和绿党中,甚至在普通的社会党人中都有回应。事实上,法国能够为主张根本变革的“临时性政党”提供发展空间。   但在这些早期的激动和真正的挑战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处理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能根据一个根本不同的社会来思考是否真的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吗?因为这样想,就是不把资本主义当作永远存在的事物,而是一个有着遥远的起源和一个可能在近期结束的历史阶段。

第十一章 重塑民主   我们总是揭开社会不平等的坚硬外壳和形式平等与自由的甜美外壳下隐藏着的自由的缺乏——不是为了拒绝后者,而是为了激励工人阶级不要满足于这个外壳,而是通过获得政治权力来创造出取 ...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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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丹尼尔·辛格)(十三)

第十章 平等的社会   

……买卖是一种完全的欺骗,是从别人手里抢夺和盗取自然的行径:正是这种行径,把一些人弄成了地主,另一些人则成了乞丐;一些人成了统治者,而另一些人则被统治;它把一些十恶不赦的杀人犯和盗贼送进监狱,而那些小人物或者老实巴交的人,则被绞死…… ——格纳德·漫斯坦莱(Gerrard Winstanley):《英格兰贫弱者宣言》   


我们千万不要奢谈平等一词,这是在玩火。   ——约瑟夫·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四届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25年)  


 所有的人一生下来或一被创造出来就是平等的,然而,一当我们踏入人生,却发现这句冠冕堂皇的话在我们“现实存在的”社会中乃是一个弥天大谎。不过,对这个原则,或者更确切点说,对这个愿望的信仰,却一直是我们的雄心之源泉,尽管事实一再背叛我们。实际上,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把平等主义——不是某种随意折中的、花里胡哨的版本,而是要扎根于不平等深处的类型——刻画在各种进步方案的核心,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社会不公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的时代。   我们的当局在这个概念面前已显得黔驴技穷。它的宣传家们当然也是很少谈到这个概念的,尽管他们也喜欢把它写进那么多的宪法文献里,例如《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他们充其量能够做到的,不过是把“平等”(equality)简化为模糊的“公正”(equity)概念,或者简化成歧义重重的甚至毫无意义的“机遇平等”概念。当然,他们还能够不厌其烦地说起纯粹形式上的定义,例如,“一人一票”足以保证政治平等啦,反之,法律上的平等,只要是不管比尔·盖茨还是流浪女都没有权利睡在纽约大街上,就足以得到保证啦。(这让人觉得似乎又回到了安纳图勒·法朗士[1]那句有关罗特希尔德们[2]、流浪汉们和巴黎的桥的名言的时代。)   官方对待平等的态度随着社会大气候的变化而变化。在战后那个繁荣年代里,平等被不经意地忘怀了。在理论上,平等主义尽管不是十分切合时宜,但还是被当成富有意义的。随着饼越做越大,每个人都将得到更大的一份,而且人们认为,时间一长,饼也确实会切得更加公平。对此的争论那时就十分激烈,到如今,这样的说法已经和者寥寥了。寻求真正的平等,现在被贴上了危险的、好战的乌托邦标签。不管本来的目的是什么,它都只能导向斯大林或者波尔布特[3],导向苏维埃“古拉格”或者高棉人的灭种。   这种新的敌意既是情绪的变化也是环境的变化造成的。在早些时候,通常的假定是:“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是发达工业社会一种共同的或者普遍的特征。”[4]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5]还能够坚持说:“生产的发展已经消除了与不平等有关的尖锐冲突。”“日益积累的产品扩大了分配的余地,甚至扩大了消除不平等的余地。”[6]由于金钱是我们社会的第一准绳,因此这种理论就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高薪水和低工资之间的鸿沟明显缩小,通过某种形式的分配,大洋两边特别富有的人所拥有的财富总值在一定程度上比例偏低等事实当做自己的立论基础。然而,要是我们再仔细地看一下,就会发现进步也不是那么大。战后的总财富被低估了,因为它没有包括资本增值和额外利润。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总资本净值比例下降(在英国,从1936年的56%降到1954年的43%;在美国,从1929年的36%降到1954年的24%),部分是由于为了避开遗产税而进行的资产转移造成的。如果看一下最富有的10%人口,降幅就不大了(拿英国来说,同期的总资本净值比例就是从88%降到79%)。其他的研究显示,这种平均化的趋势并没有持续多久,例如在英国,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升高了。[7]有关不平等问题的争论,随着经济状况的逆转而改变了方向。当生产发展的步伐很快慢下来时,认为重新分配不太合理的看法就沉寂了。这种看法在美国占上风,贫富差距不是缩小反而明显扩大之后,就再也没有意义了。必须对不平等问题加以彻底审视。   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过去是、现在也明显是最糟糕的。世界顶端几百个大富翁的财富和这个星球上近30亿贫弱者的收入相等同,这个肮脏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并不是所有的金钱大腕都来自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生活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穷人还是占绝大多数。[8]其他方面的对比也同样让人恶心。1960年之后的30年里,全世界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所得比例,从70%攀升到了85%,而且至今还在升高。同一时期,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所得,从2.3%掉落到了1.4%,到1994年,则掉到了1.1%。顶端20%人口的收入与底部20%人口的收入之比,因此从30∶1升到了令人吃惊的78∶1。[9]   应当承认,在统计数据上做出如此严厉控诉的这些报告,也谈到了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发展中国家里的重大进步,这主要是文盲的减少和婴儿死亡率的降低。然而,这种成就的分布也是不均衡的。那些按收入来说做得最好的国家,不知为什么,大都是那些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走得最远的国家,例如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然而,它们也正是受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打击最重的国家。它们在自己那里也看到了我们的悲哀,诸如大量失业、缺乏社会保护和防御手段,而在西方,这些手段是工人们经过长期斗争才得到的。[10]此外,随着地理位置的改变,第三世界的贫穷也改变了性质,在某种程度上,贫穷从城市移到了乡镇。流离失所的农民在巨大的、肮脏的、不健康的、拥挤的贫民窟里苦苦求活;在墨西哥城里被称作“散兵游勇”(parachutists)的那些大量移民,我们也可以在拉丁美洲的棚户区和小棚屋里,在开罗或卡拉奇的贫民区里找到;据报道:正是在这些人当中,存在着8亿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人,8亿缺乏卫生设施者,12亿喝不到干净水源的人。这只是些粗略的数据,但却是用血与泪写成的。像传染病一样在非洲和亚洲四处蔓延的艾滋病,不过是在死神面前对人类不平等的最后一次提醒。[11]   南北差距、东西差距、前殖民地与披上新衣的殖民国的差距,并不是什么新事物。然而,只有当不平等的各个方面在西方已不再能够掩饰下去的时候,它才会被重新当作一个问题。社会不平等的这种复苏,打破了那个美妙的神话,即我们今日都走在资本主义的大道上,资本主义正在把所有的人带入中产阶级,这样下去,我们就会人人平等。当然,西方也总是有出奇的收入和财富差别的。我还记得1987年时,后保债券[12]之王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曾正式向税务当局宣布他的年收入是55000万美元,我把这个数字与一个最低工资美国人的年收入作了对比,得出的结果令人惊愕不已:后者大约要花75 000年的时间才能挣到这个数目。这个富翁后来被关进了监狱——在那里,他关的时间还不如一个典型的未成年黑人罪犯长,而且,并没有完全失去他的财产——我也就不引他做例子了。后来在1992年,报道说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一场针对英镑贬值的信心大战中弄到了10亿多美元。由于这位金融家定居在美国,那里的最低工资在此期间并无变动,因此我们很容易就能对几周的投机所得与15万多年的劳动所得来对比一番了。   诚然,这些数据只是特例,尽管随着迪斯尼和其他公司把优先认股权分配给它们的董事们,这些数据就不再那么出奇了。然而,关键的问题是对比和趋势。例如,1996年,一位美国首席执行官(CEO)的平均薪水和红利上升了39%,他的包括优先认股权在内的总收入上升了54%,而一位工厂雇员的平均工资只上升了3%。难怪,首席执行官的全部报酬1965年是工人平均工资的44倍,而此时达到了209倍之高。[13]实际上,“生产而非监督性的工人”、那些处于管理和技术阶层以下的人平均每周的所得,同一时期下降了18%。从1979年到1989年,首席执行官的报酬上升了19%,如果把纳税优惠计算在内,则上升了66%。在一个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美国人口数增加了15倍多(从1977年到1993年达到99326人)的环境里,这也没什么奇怪。[14]最后,让我们转过头来看一看资产。从1975年到1990年,1%最富的美国人拥有的财富比例从20%攀升到了36%。[15]诸位也许还记得,这正好是1929年的比例。由于数据的来源不一,这里的对比也许不是特别精确,但它确实说明了我们一开始就指出过的事实。尽管美国首当其冲,但它并不是惟一一个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国家。保守的英国甚至有一段时间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撒切尔夫人削减富人税额的幅度甚至比里根还大些。在欧洲大陆,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诸国,阻力稍大,因此幅度也略小。彻底解除对资本运动的控制,必然鼓励对上层实行税收优惠,而对底层实行社会抛弃。没有一场工人运动来个政治总反攻,很难看到这种趋势怎么会被扭转过来。   不管如何,要想掩饰说不平等正在消除,或者说它没有什么大碍,不久就会不可能了。当局的仆从们开始重弹人性和物性、前者的自私和后者的残酷等老调子,试图来一个意识形态大转移。他们很快就认识到,日益扩大的差距需要更加积极的后盾来支撑。于是,我们就听到说,人的财富和他的能力成正比,有人收入之所以高,是因为他们值得拿这么多。当然,不会有人公开说迪斯尼公司的米歇尔·米尔肯或米歇尔·艾斯纳比以那些辛勤工作的护士们多值几千倍,但言外之意是很清楚的:那些处于收入阶梯最底层的人也就“值得”拿这么少。既不聪明,又不大胆,又没有什么大的功劳,那他们就只有怨他们自己了。在这种新的大气候下,有关种族基因差异和遗传智商的理论又偷偷地复活了。幸运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乐意掉进此类伪科学的泥沼,来替当局的秩序作辩护。尽管在那些体面的人当中,逐渐用仁慈的方式代替平等的要求,成了20世纪最后20多年历史变迁的轨迹,成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向右靠拢的意识形态大转移的标志。但这种大转移也给了左翼某种信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倘若左翼还像以前那样想要继续寻求真正的平等,这种大转移对于左翼的行动来说,就有着根本性的意义。   让我们看一看南北关系的例子。通常的观点是,一个真正进步的政府,或者如果诸位乐意选择的话,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是无法单独在其疆域内消灭剥削的,也无法单独在消灭剥削的情况下运作起来。[16]理想的做法是,应该到发展中国家中去寻找进步的伙伴,一道去开辟另一种不同的合作方式。同时,应该有能力运用其科学知识、经验和资源,在与各个地方社区直接合作的情况下,帮助它们播种长期多产的种子,灌溉土地,改善水利设施,并发展起不可或缺的保健服务。即便是所有这些,也不能真正解决当前必须面对的问题。大多数欧洲和北美国家都已经达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制造业就业率下降,服务业中的劳动力增多,并且过多地使用着全世界的资源。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工业革命的不同阶段。我们这些生活在欧洲和美洲的人,很自然地害怕,假如他们步我们的后尘,就会污染这个星球,浪费其资源并通过释放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威胁到这个星球的未来本身。然而,尽管我们在设法减少我们的畸形消费,但我们也很难站在这个立场上去告诉那些贫穷国家按照我们想的去做,而不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去做。在建议那些生活水平极低的国家不要越走越远的同时,我们首先应该做到不再像以前那样消费。我们可以向他们推荐另一种更少浪费自然资源、更加关注人的需要的发展道路,但推荐的惟一方法,便是我们自己身体力行,也转到这条发展道路上去。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够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转变发展道路的同时,一起找到一种双赢的模式。仔细想来,平等原则迫使我们在国内所做的,恰恰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做的:寻找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另一个话题,妇女平等,把左翼往激进的方向推得更远。我们的文化对女权主义和环境主义这两个议题已经不如以前——比如说,30年前——那么反动了。尽管短短一段时间内,我们对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兴趣一下子就倒退到黑暗时期去了,其速度在欧洲甚至比美国更快。与“新工党”这位权贵人物比较起来,过去那位自由保守党党员倒显得还要狂热而激进。与这些出身于共产党的“左翼民主党”首脑们相比,意大利过去那些进步的“基督教民主党”党徒看起来倒像是危险的红色分子了。但是关于妇女问题,我们可不能这样说了。在这个问题上,女权主义者们已经用言行改变了一切。她们已经给一些男人洗了脑筋,已经打破了某些职业樊篱,已经消除了少许的偏见。不过,已经取得的进步和尚待要做的事情相比,实在少得可怜。这句话到处适用,并不仅仅是就那些被剥削的地方而言的——这些地方的妇女,乃是受害者的受害者。   尽管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出门工作的妇女即将占到总就业人口的半数,但不管是在哪里,她们的工资和薪水都比男人落后。在欧洲南部国家,这种差距也许比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更大些,但无一国家是例外。即便在按劳取酬已成为正式规则的公共领域,妇女的平均报酬实质上也较低,因为诸位可以看到她们在报酬金字塔的底部人数很多,越往上走,人数便越来越少。学术界和专业领域中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这些领域,闪光灯和镜头只对准几个幸运的明星人物,这幅图景是很难被搞得模糊的。妇女在政党和工会中受提拔的情况也很有说服力,它足以表明,妇女的权利仍然与她们的人数比例没有真正的关联。既然还有如此之多的事情尚待去做,那么,这场反对以上各种公开歧视形式的斗争,这场与其说是法律的倒不如说是政治的和社会的斗争,无疑是极端重要的。然而,它还远远不够。   我们必须扪心自问,为什么这些公开的偏见和暗藏的障碍还是存在?根据多次很有意思的、主要由妇女牵头的研究,我们认识到,即使是在夫妻双方都出门工作的家庭里,妇女仍然是家务劳动和家庭责任的主要承担者。我们必须对这些角色模式,对我们从孩提时代就抱有的这类价值观念加以深刻的反思。特别是我们这些男人,必须进一步作深刻的自我检查,找出各种世代相传的偏见,看清楚这些偏见在我们心中的分量有多重,它们在多大的程度上左右我们的一举一动,它们是不是经常使我们好心办坏事。这种全面的、长期的反思对于左翼来说也是必要的。大量的妇女参加进步运动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从数量上说她们占了人类的过半数,而且是因为她们的斗争从本质上来说是与我们身边的等级制度根本对立的。在一个等级化的社会里,妇女的解放无疑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听到了如此的叫喊声:“你们这些可悲的平等主义者,你们这些鼓吹单调一致性的家伙,还有你们的政治举措——你们正在摧毁的,乃是以往给生活带来丰富多彩的东西!”真是厚颜无耻!我们这些正设法在集体场景中创造个人成就的人,我们这些正在追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思考过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7]的人,却被你们这些只是把个人主义命题理解为可以随便说“伙计,见鬼去吧你!我绝对不会错”的人,指责为压抑人性。而且更滑稽的是那些资本主义卫士们得意洋洋的样子,似乎他们才是单调性的天敌。他们连自己所珍爱的制度到底做得怎么样都忘记了。远的不讲,就拿英国这个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来说。除了偶尔有几扇门涂上了不同的颜色之外,伦敦那大片大片的平顶屋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那单调的、千篇一律的环境和沉闷的、标准化的生活,造就的乃是这个样子的人:夜晚喝得醉醺醺地回家,却摸进了隔壁的屋子,到早上才发现这个错误;端起牛奶喝,却顺手又拿错了报纸,不是《太阳报》,却是《每日镜报》……   但这种单调性还不是十分够。在这千年之交,如今的资本家们比他们的前辈抱有更大的雄心壮志,他们想把单调性撒播到全球。这不仅仅是吃麦当劳和喝可口可乐。他们想要用灌制好的大众文化和信息高速公路,做得比“老大哥”[18]更加出色,别说思想,就连我们的梦境他们都想控制住。而且,资本主义的这些卫士们敢于指责任何质疑其合法性的人,特别是那些新的平等主义者,说他们企图剥夺这个世界的多姿多彩和斑驳的想象力。事实上,我们最终想要的东西,乃是让女人和男人、黑人和白人平起平坐,或者,在家庭价值的名义下,使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平起平坐。[注:(turn) homosexuals into heterosexuals。原译“把同性恋者变成异性恋者”有误。——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我们的目标是要创造物质和社会条件,不仅赋予人们劳动的意义[注:give meaning to people's work。原译“让人民感受到劳动的价值”不确。——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而且出于同样的原因,让他们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愿望和雄心。我们只需要消除一个东西,那就是社会不公,或者说,基于阶级、种族和性别的压迫和控制。我们想要把这做得很彻底:不是减少或减轻压迫,而是把它连根拔根。   如此一种平等的概念,一种潜在的平等社会的概念,必须诉诸政治行动。必须把它和那种听起来似是而非的概念区分开来。例如,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看那个潜藏着许多混乱的概念,那个经常被高举的口号——“机遇平等”。如果照一些人的解释,我们只能说它是毫无意义的,或者说它是一种社会大倒退,突然“从天上掉到了地下”。比如,如果说它只是意味着,应该公平地批阅一个学生的大学入学试卷,或者同等地对待一个刚刚进入工厂或办公室里工作的年轻人,那就等于什么也没说。这种基于阶级、性别或肤色的非歧视听起来是不错。但是请想一想传承之物的分量有多重——环境的影响,他出生地的邻里的影响,你进的学校是哪所,你在家里吸收的文化是哪种,你的亲属关系如何,你拓展你的学习或者等待一份适合你的工作的能力如何——想一想所有这些,要是还把平等的机遇描写成正式的非歧视,那就不仅需要一种盲目性,更需要一份伪善的心态了。因为机遇要是真正平等,一切障碍和偏见就都必须消除掉。因此,那些在当今时代开口闭口机遇平等的人,只不过是在说如今的平等要小心呵护才会存在,反之,我们这些最热切渴望平等的人却清楚地知道,它无论如何都是很遥远的事情。   遥远但并不是不可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拒绝一切基于相反假设的社会方案的理由。例如,我们不能把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所提供的原理当作是一种概念性的律令,他说:“要是中值以上的不平等有助于降低中值以下的不平等,就是可以接受的。”[19][注:“inequality above the median is acceptable insofar as it helps to reduce inequality below the median.”意为:如果某些不平等(即给予“天赋较高者”或上层阶级更多份额)有助于减少下层群众的不平等(或改善他们的处境),就是允许的。——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我们也不会对那些或是公开或是隐蔽地假设说不平等是一种永恒的法则,我们能做的最多只是减缓它的影响的理论感到满意。当然,减缓社会不公的影响并没有错。有更多来自劳动阶级家庭的孩子,更多的黑人和更多的移民,能够获准进入艾维-里格学院(Ivy League Colleges)、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进入法国的名牌大学,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如果有更多的妇女得到公平的报酬,更少的妇女滞留在她们各自的职业底层,那也好多了。然而,还是有“选民”留在上述法则之外。即使现在,机遇一点儿不平等,但还是有许多穷人家的孩子在入学考试中考得很好,从而的的确确获得了竞争的机会。统治阶级从中吸收了一些最聪明的人,更吸收了一些最有进取心和最顺从的人。但他们被吸收进去,绝不会破坏不平等的结构,更不会妨碍这种结构的再生。   诸位不要有误解。即使权力和制度的变更再彻底,要取代不平等所扎根的现存社会分工,也需要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尤其是由于现行体制并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任何能够迎合该体制所包含的不平等的东西,都会大行其道。因此,我们热切渴望积极行动。穷者面临如此之多的阻力,而受压迫者又带有如此之多的缺点,因此,对他们寻求机遇平等的努力的再好的帮助,也只是一时的补偿而已。不用说,这里的平等并不在于采取的方式如何,而在于结果如何。我们的态度非同寻常:积极的行动只是,或者毋宁说应该只是,一种临时的措施。从长期来看,我们必须抓住病因,而不是病情,我们必须撼动不平等的根基。最终的目标是一个平等的社会。   这种未来概念对现实有着直接的影响,尤其是当它与社会福利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对福利国家的进攻是在20世纪80年代发动的,到90年代达到了高潮,在此期间,有人居然说因为资金有限,应该把它们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可不能把这与积极的行动混淆在一起。比如,给那些因环境不适而没有地方可去的学生在大学里提供一个去所,确实有必要,并因此才有开办专门针对社交能力弱的学生的学院的做法,这是一回事。而通过某种测试的形式把一些人筛选出来作为帮助的对象,则是另一回事。拿政治来讲,比如,把家庭补贴分配给每一个人,不管有钱的还是没钱的,然后再用累进税制把这些钱(甚至更多点)从有钱人那里收回来,是很明智的。一般而言,如果不把社会公益服务的对象局限于穷人,倒是有机会把它维持在一个固定的水平。   如果把平等当作目标,那么像卫生、教育、住房和退休金之类的社公益服务就应该由国家和地方机构在全社会范围内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包括紧缺而昂贵的仪器设备,都应该留给最需要它们的病号,而不是事囊中鼓鼓的病人。同样,应该向教育落后的地区派一些最好的老师或者大批教育工作者。显然,这些都只是抽象的理论。实践中,还得有公共、私人和金钱的支持,乐意把一切转变成既符合理论需要又符合现实情况的制度。   实际上,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的社会公益服务只是新近才有的概念。尽管以前也有教会或国立的学校,但只是到了19世纪的后半期,才在西欧和美国出现了兴办免费的全民基础教育的现实趋势。在一些国家,这种教育不久就成了义务的。至于免费的中等学校,就得等一段时间了。社会公益服务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一位叫做奥托一维·俾斯麦的人为了迎合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引入了给病弱者、残疾人和老年人提供保险的制度。尽管全民保险制度后来传到了其他国家,并且在两次大战期间仍在传播——特别是在法国的“人民阵线”[20]和美国罗斯福的“新政”时期,但保证其公民防范风险和生活困苦,让他们能够依靠教育求得发展的福利国家观念,确实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扩张和繁荣年代的产物。从那场可怕的鏖战中幸存下来的人们,决心不再回到老路上去,不再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大量失业、悲惨度日和漂泊流离中去。到处都在呼吁,不管自由多么宝贵,要是没有社会内容就是空洞的自由,社会契约必须包括工作的权利和不因社会动乱而惶恐不安的自由。苏联模式的潜在吸引力是西方各国政府愿意作出让步的诱因。长期的扩张和繁荣创造了这样一种氛围,即劳工组织可以伸张劳工们的权益。劳动人民不仅提高了工资,而且获得了更大程度的社会保障,病人和伤者有了保险,老年人的生活有了保证。在美国,我们看到,这里所说的许多社会福利是在公司和部门的水平上赢得的,而在欧洲,工人运动的这些要求被议会会议转变成了本国的法律。   如果诸位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社会保障普遍落实之上,再加上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普及,你对前面描写过的氛围的理解就更全面了。在这种氛围中,流行的看法是,不平等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平等多多少少在成为一种事实。激进的批评家们在这种现状中寻找漏洞,认为尽管进入生产过程的人们都受过中等程度而不是初级程度的教育,但这种教育并没有使这些人免受剥削。他们指出,人们之间在卫生、住房和教育方面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劳动场所的权力关系毕竟还没受根本的触动。然而,不论这些批评的反响和影响如何,那时压倒性的感觉还是:我们正在无可阻挡地走向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中叶开始的结构危机所首次撼动和粉碎的信仰了。   这并不是说社会开支就被立刻削减了。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开支还在增加。这部分是由于医学进步的结果,它的成本越来越高,成功的代价也越来越高,而且挽救了许许多多老年人的性命;部分是由于没有工作的人的数量迅速攀升,不仅造成了社会开支越来越多的结果,而且造成了税收和保险金收入锐减的结果。风向很快就转了:宣传机器不再刻意假惺惺地说社会渴望平等了。如今的说法是,因为资源稀少,所以应该限制社会福利,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只限于那些被贫穷折磨的人,更重要的是,应该严格限制于小部分人。诚然,这样一种策略受到了政治紧箍咒的压制。例如,要想在一夜之间剥夺美国老年公民的社会保障,那在选举上就是自寻死路。在欧洲,贸然进攻福利政策,也是危险的。但这可以慢慢地、偷偷地做到,只要心中别忘了这样一条根本法则就行:公共福利总要被砍掉,私人利益终将大行其道。我们已经朝这个方向走了很长一段路。例如,在美国,“20世纪90年代为失业保险提供的安全网络比70年代更脆弱”[21]。在英国,全面保健计划乍看起来像是一次大胆的社会实验,但由于缺乏资金,等待执行的时间之长足以显其荒唐了。在大多数大陆国家,长期失业者的遭遇也每况愈下。这种“美国化”(在该词最坏的意义上)的一个典型标志,就是遍及欧洲大陆的强大压力,它借着税收优惠之力,鼓励私人退休基金的发展,而这正是削减(开始时是相对削减,后来是绝对削减)国有退休基金的前奏。这种趋势是一目了然的。曾经被当作一种解决方案、一块在资本主义宽广道路上铺就的平等社会的金砖的社会保障,如今被当成了一种不堪忍受的重负而遭抛弃。所有的国家都必须迅速彻底地把它卸下来,以便恢复其自身的发展活力。   意识形态也改头换面了。工作的权利,或者免受生活贫困侵袭的权力,不再是宪法中不可抹煞的基本人权,也不再值得提倡了。慈善代替了社会保障。在光环隐退之后,福利看起来就像是《济贫法》的一个现代版本,一种控制和收编“危险阶级”的工具。那些温和的改革派,过去还对反抗社会不公的步骤表示欢迎,如今也在转变立场了。他们曾经乐于接受可导致不平等减少的各种措施,特别是当这些措施能够平息舆论并因此稳定当下的社会秩序时。随着当局开始认为社会福利的增加与现行体制相冲突,威胁到利益激励机制和资本积累的进程,他们的态度也一道改变了。社会权利突然之间变成了坏东西,它们必须服从于现存社会里更受尊崇的私人利益。   当真正的平等主义者听说由于现存社会不堪重负因而必须削减社会开支时,他们说了些什么?他们的回答很简单;这种情况正好说明了现行制度本身已经在根本上出了问题;需要改变的,不是对人的需要和权利的重视程度,而是这个社会的结构本身。这是一条新的界线,它不仅可以揭开特权捍卫者的真面目,剥去这些虚假平等主义者的外衣,而且,它将迫使不那么虚伪的行动者们作出选择,其中尤其是那些提倡“非营利性部门”,要求极大减少工作时间,要求一份合理的不直接与工作挂钩的“社会工资”的人,以及那些如此要求但没有把眼光放在资本主义地平线之外的人。很快他们就会认识到,尽管在繁荣期这个社会能够作出一切让步,但如果他们持续不断地提出要求,就会与现行制度的逻辑相冲突。因此,他们必须作出决定,是降低要求呢,还是相反,放弃对现存社会的幻想。如果西方左翼把平等放在它的计划的核心,这就是它必须作出重大抉择之所在。选择真正的平等(当然,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当下的可能性,而是当作一个长远目标和现实理想),就意味着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   平等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不相容,这在过去就是明显的、人人皆知的。给雇员与雇主、劳动力的出卖者和购买者之间的关系,贴上纯洁的标签,是不可能的。这是仆人与主人之间的关系,不管股份公司职工持股的遮羞布如何遮掩,都是如此。看上去与以往不同的是,或者更准确点说,如今看上去更加清楚的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并不能消灭不平等,并不能使劳动人民成为自身命运的主人。西欧战后的国有化浪潮,以及俄国革命所形成的、后来输出到整个苏维埃集团的、更加隐蔽的剥削,都表明了这一点。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口口声声以实现平等为己任的斯大林主义的失败,毫无疑问给资本主义当局复兴私有制神话助了一臂之力。   以一种更加长远的历史眼光看来,战后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兴起的范围颇广的国有化浪潮,以及1981年法国左翼掀起的第二波浪潮,看上去倒像是试图通过增加国有企业的收益来保存私营企业。到如今,一度流行的有关征服“高度发展的经济”的口号,被整个忘记了,这一做法,曾被一些人煞有介事地解释成操纵和逐渐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手段。自然,这种做法从来没有被实行过。国家所有的基础产业例如煤与钢,以及财政机构,仅仅是复兴与重振经济的手段而已。有人也许会说,在一些部门,例如电子、航空、化工部门,建立大型国有企业的做法,尤其是法国在第二波中的做法(它逆潮流而动,来得迟也结束得早),能够应对国外的竞争,但没有一个地方的国有化部门是用来挑战资本主义方式和劳动人民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旦这些企业得到财政的支持,变得有利可图,就会被交到私人资本的手里,如果有必要的话,国家就保留无利可图的部分,例如信件的邮递,而利润丰厚的部分,例如电信业务,则交给私人投资者。如今回过头来看,事情就更加清楚了,整个运用特别适合于这一既定的法则,即公共债务理应成为私人利益的源泉。   未能把公共部门转变成一种真正的替代形式,无疑削弱了抗拒私有化浪潮之力,这股浪潮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之后席卷了整个西欧。它也并不是没有遇到阻力。人们也曾对仅仅为了支付当前的开支就以廉价甩货的价格卖掉“传家之宝”一事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在西欧的许多地方,过去曾有、至今还有这样一种感觉,即不管有什么缺点,公共部门——例如铁路和电信——都是可取的,因为与它那些现实的或潜在的私人接管者相比,它对为有钱人服务的律令并不是那么言听计从。对于雇员来说,除了这点之外,公共部门提供的工作也更加稳定。这种物质好处,不是什么贿赂能够补偿的,也不是私有化公司用较低的价格卖给他们一点股份就抵得上的。毫无疑问,如果雇员们相信他们正在捍卫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如果人民普遍感到公共部门提供了另一张社会蓝图,那么反抗就会更加强烈。可是人们对当时的国有化浪潮并不那么重视,这就无疑给西欧各国政府的宣传机器完成鼓吹私有化的任务助了一臂之力,而且,这与苏联模式的崩溃并没有什么关联。   毕竟,在苏联,没有人能够怀疑所有的活动最终都是为了挽救资本家的企业而展开的。但在1917年,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为了说明苏联为什么会走错路,我们必须再次回到梅扎罗斯(István Mészáros)的理论。这一理论首先严格区分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和“资本的统治”两个概念。一般认为,古典形式的资本主义在俄罗斯远没有在西方根扎得那么深,十月革命则把这种资本主义彻底消灭了。工厂和银行被无偿没收了,但资本的统治,即死劳动统治活劳动、机器统治人,却被保留下来。尽管剥削剩余价值的手段随之改变了,由经济机制起作用,变成了党和警察机构所推动的政治机制起作用,但劳动人民并没有掌握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垂直的、等级化的劳动分工依然如故,甚至还被新的上级命令机制加强了。在没有劳动力市场,不怕失业的情况下,劳动纪律的维持、进城农民的就业,就只有依靠别的措施了。只是在官方讲话中,在如今已转向芝加哥学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者的著作中,在人数越来越少的外国崇拜者的幻想中,工人才是其工厂的主人。这种用政治手段剥削剩余价值的制度根本无助于社会主义民主,随着经济增长,它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多了。最后一次修补即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试图把它与资本主义市场融合在一起,这是注定会失败的,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其内部矛盾所致。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那些高居权势之位的人,使出浑身解数,企图玩弄权力,让自己的后代来接替自己的位置,这样他们就可以巩固自己的权位。工人们是不会为了保卫一个不属于他们自己所有的体制而战斗的,也不会愚蠢到相信那不堪一击的把他们称作苏联统治阶级的说教。   私有制的意识形态如今之所以大获全胜,既不是因为人们特别喜爱它,也不是因为鼓吹它的宣传把一切都淹没了。它的成功在于另一方的失败,在于苏联的破产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颓废。干吗要为了某些实质上差不多只是标签不同的东西,为了另一种尽管程度稍轻但本质一致的剥削形式,而去卖命?如要再次使社会所有制变得有吸引力,就必须把它看作是一种目的明确的手段,一种有效的工具,能使“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成为其自身的工作、自身的社会环境因而也就是其自身的命运的主人。   诚实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目标是不可能立刻实现的。平等社会一夜之间建不成,原因很简单,旧的等级化劳动分工弹指一挥间是消灭不了的。转变需要时日,哪怕进步运动不再重复它的错误,不再把它的权力轻易交给某个党派及其中央委员会;哪怕劳动人民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对其工厂或部门的运转方式的“某种程度的控制”;哪怕他们从工厂的大门外看到了其产品的社会意义是什么。仅仅这一点,就给民主的想法强加了许多限制,因为不管是在生产部门,还是在各个级别的部门联合体中,都有必要创造各种自我管理的方法,以便把工人自治推广到全国。这还不是全部。很长一段时期内,为了防止生产崩溃的威胁,为了加速阶级统治的死亡,为了在地区和种族、部门和职业之间带来平等,拥有或保留各种类型的国家组织、某种政府形式,是必不可免的。   消灭现存的等级化的劳动分工尚需时日,因为它必然要求对生产及其组织形式来一个彻底改造。要把一种适合于交换价值的、不在乎产品是否符合人们需要能否卖出去的经济,转换成一种其目的必须取决于社会需要的经济,就必须对我们自身的行为重新加以深刻的检视。我们不但要拆除现代经济的核心部分,即由商业广告与或明或暗的推销构成的庞大商业帝国,而且要使我们自己摆脱这种经济的阴影,摆脱犹豫不定的考虑。经过多年的畸形增长和人为创造需求,我们连自己的爱好和性情是什么都忘记了,我们的集体价值和优越性到哪里去了?如今,要恢复这些东西,已是难上加难了,因为我们不可能重新寻回在极端困苦的日子里丧失掉的那些顽强性格。我们只能尽力寻找或者构造出适合当今时代的性格,而这只有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才能形成。   这种寻找还要求我们彻底考察一下生产问题,即不但要考察生产工具,也要考察生产组织。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生产和一种全新的经济协调起来,因为我们的目标将不再是扩大生产、剥削更多的剩余劳动从而获得更多的利益,而是使生产更加适合人的需要。一切工具制造者、方案制定者,都要转而具备另一种新的精神,因为现在他们的任务是让机器服从人,而不是把人交给机器。他们所要考虑的,不外乎如何才能使工作更加轻松,更加舒适,更加有趣。他们还必须考虑产品质量、产品耐用度等问题,而不是变着法儿粗制滥造,必须把不同企业间的合作而不是竞争当作经营的前提。所有这些,反过来又意味着科学在社会中将扮演新的角色——显然不是排斥科学方法,而是对研究领域作出重大调整,并迟早改造现有的技术。它也意味着对教育体系来一个根本重塑。还不止这些。在这场打破劳动分工的战争中,最难攻破的堡垒是劳动人民自己。这场战争由他们发动,但矛头又对准他们自身。发动之后,他们自身却被战争进程所改变;改变之后又进入新一轮的发动过程。难怪,和“国家的逐步消亡”一样,等级化劳动分工的消亡也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过程,是不可能由上级命令迅速完成的。每一步变化实际上都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构成向着新社会转变的一个个关键环节。   即使诸位并不认为所有这些都只是我的想象的虚构物,即使你们同意说这样一条道路是存在的,而且会走得顺利,但你们也许还是半信半疑的。你们会争辩说,正如现存的劳动分工的步步逼近所显示的,任何一个平等的社会,都有可能容纳不了天才、天分和差异,因而也就没有给诗歌、美和艺术创造留下发展的天地。对此,我的回答将会像反驳单调性指责那样开始。由于在转变的每一步,人民不仅会努力使劳动变得丰富多彩,而且会努力增加用于其他活动的时间。因此,没有必要等到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现在就可以做到这一点。[22]用稍微不那么美妙的话说,也许用不了太久,我们就能想象人民把他们作为绘图员、护士或会计的活动与运动员、歌唱家、园丁和画家、作家、批评家的活动结合在一起。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快乐和需要的满足。随着社会活动时间得到合理的节省和重新安排,每个人都会获得更多的时间,来安排休假、远足、专业进修,或者完成一些独立的工作。   即使在这样的社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创造力水平一定会普遍提高,那也不意味着就没有例外了,或者就会没有人欣赏他们的作品了。数学和抽象思维的天才、使词句跃然于纸上的非凡才能、用图画吸引我们视线的能力,或者谱写乐章让我们在另一世界里翱翔的天赋,都将会得到充分发挥,受到从来没有过的喜爱。惟一与以往不同的,是给这些成就的回报。在我们这个堕落的社会里,所有的东西都归结为金钱,金钱成了最后一个公分母。只有依靠金钱的激励,才能够“生产”出当今的莎士比亚、米开朗基罗、贝多芬和爱因斯坦。但在一个我们所知的分工已经彻底消灭了的社会里,杰出的成就本身就是一种回报。总之,我们从此将会生活在一个这样的社会中,统治这个社会的,不再是“给有的以更多”的戒律,而是马克思在总结历代平等主义者的理想之后所说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23]。   我再次听到了这样的呼声:“在你们所想象的路的尽头,也许是一片光明。但是一路上,你们可能破坏掉许多东西。在你们狂热追求平等的路途中,你们不仅会打倒指示我们前进的财神爷,而且会破坏自由女神。”对于诸如此类的指责,一个简单明了的回答就是:恰恰相反,我们的目的是要结束平等和自由之间的分离,这种两不相干的分离存在的时间已经太久,使得自由都已经戴上狰狞的面孔了。事实上,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自由才能获其真貌。   在法国大革命高涨的阶段,写在旗帜上的有三个口号,第三个口号即“博爱”。它是道德准则的和国际联系的神圣纽带,中心大意说来就是“人人皆兄弟”(今天,应该把这句话改写成“人人皆兄弟姐妹”)。另两个口号,即自由和平等。尽管那时人们相信可以把它们结合到一起,但这种念头并没有持续多久。革命一旦把资产阶级的面目完全暴露出来,它们就冲突起来了。自由把保护私有制当成它的首要任务,慢慢地,它就变成了占有的自由和剥削的自由。而平等呢,这期间只是在通往法国各个市政厅的道路旁边的宣传版画上,才被当作是一种官方形象,一两句口头宣传。反之,在整个欧洲,那些反对现存秩序的人,倒把平等主义当作了战斗口号。   从一定意义上说,事情其实一开始就是这样的。马克思关于能力和需要的那句名言,很大程度上是弗朗索瓦·巴贝夫[24]及其追随者的观念的回声和复述。巴贝夫及其追随者在1795年就说过,“必须依照工人的能力和消费者的需要来衡量平等,而不是依照劳动的强度和消费品的数量”[25]。不同之处是,在他们斗争的年代,无产阶级团体还处于幼年阶段,他们人数太少,力量太弱,因此人们还把他们的斗争叫做“平等派的阴谋”。甚至在80年之后,此时马克思的理论已经成熟,欧洲拿工资的城市人口数还是太少,根本不足以将这种理论付诸实践。然而,到了现在,我们这些身负建设一种迥然不同的制度的使命的人,不再是些阴谋分子了,我们已经是绝对多数,足以发动一场浩大的、以建立一个平等社会为宗旨的运动了。如今,我们可以先在从那不勒斯[26]到纽卡斯尔[27]的广大土地上开始,过不久再转到汉城和西雅图[28]之间的地区。   说到这里,不存在无平等的自由,已经是很清楚了。在普通人的命运还取决于某位索罗斯的金钱操纵,或者某位盖茨的生产指令的时候,在他们脑筋还被电视和纽豪斯(Newhouse)[29]、默多克(Murdoch)、贝塔斯曼(Bertelsmann)、贝卢斯科尼(Berlusconi)[30]等公司的出版物洗来洗去的时候,硬要说他们真的自由,无疑是强词夺理。问题是,我们能否把自由和平等结合起来,能否在不践踏自由的情况下走向平等,能否创建出使我们一劳永逸地在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里保证个人自由的各种组织和制度。因此,最后但并不是最不值得强调的是,我们应该直面左翼要想重新获得群众的拥护就必须面对的问题:在可怕的实验和辛酸的教训之后,该如何去重新创造民主? 

第十章 平等的社会   ……买卖是一种完全的欺骗,是从别人手里抢夺和盗取自然的行径:正是这种行径,把一些人弄成了地主,另一些人则成了乞丐;一些人成了统治者,而另一些人则被统治;它把一些十恶不赦的 ...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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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丹尼尔·辛格)(十二)

第九章 国际主义与全球化


资本观念本身直接反映了创建世界市场的趋势。 ——卡尔·马克思:《经济学手稿》


天啊!飞行的时间就是非法入侵的时候。 ——兰波(Rimbaud):《进入地狱的理由》  


 因为市场信仰没有提供它许诺的繁荣,所以失去了支持;相反,它还制造了苦难与艰辛,所以,我们需要把人们从全球化迷信中拯救出来。有人抗议失业和缺乏保障,以及贫富差距的增大和社会服务的恶化,而新的说教者的回应则是深切的同情和宿命性的顺从。一位法国财政部长曾在里昂举行的西方七国议会结束时这样告诉人们:“别做梦!我们现在生活在全球化的经济中。”西方七国借助真实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资金流动规模和速度方面的数据,为我们这个世界幻想了一个相当遥远的景象。在拥有电子货币、信息高速公路,以及可以到处移动的未来情形下,国际化公司能轻易地搬迁、关闭、盘点、贮存,而工资差异却是最小的。在此背景下,新信仰的说教者用更严厉的语言向不受警告威慑的怀疑者们布道。这些怀疑者们敢于为了高工资,或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社会福利而斗争。说教者告诉怀疑者们:“如果你们赢了,你们将被外国的廉价商品淹没,或者看见工厂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而将工厂搬到海外;如果你们试图发动全国范围内的抵抗,你们则会破产,从而屈服于国内外的流动资金”。   面对如此明显的宣传,撒切尔夫人提出了最新的看法,她认为这种尝试很好,它有效地说明了反抗程度,也能很好地表明,整个争论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简单化、部分真实和统计上的花招。事实上,在过去的25年里,随着限制的取消,新通信方式的采用,新仪器的发明,我们已经目睹了金融资本在全球的激烈膨胀。但是,这种膨胀应部分归咎于先前一段时间内的异常控制和限制,如果将边界开放的程度,以及对外国投资的依赖程度与100多年前英镑主导的金本位时代比较,而不是与30年前的情况比较的话,这种差异这不会如此深刻。相似地,如果世界人口被少数几百家大型跨国公司控制,它们的海外产出仍然大约占了整个工业生产的15%。虽然这些大型公司受利润驱动,而不是在爱国主义的激励下行动,但它们仍然有很强的民族基础。除了少数公司,这些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都是在本国招聘的,同时,它们的大部分研究工作也是在国内进行的。[1]   最后,生产投资不应同国际游资(短期资本)混淆。工厂并没有被搬迁到国外。工资不是决定厂址的惟一因素。3/4的外国直接投资发生在高度工业化国家。即使是在1995年,如果不考虑中国的情况——中国的情况引起了新的关注——相对富裕、高工资的国家仍吸收了新的投资总量的60%。美国和西欧是最大的受益者。[2]   为了粉碎散播某种目的的神话,重述这些基本事实是很重要的,但这还远远不够。它巧妙地强加给人们完全失范的、全球化的世界景象,但这会滋生出一种软弱无能的情绪。为了驱除这种失败主义情绪,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种现象是重要的,准备采取行动,以回应近几年发生的不可否认的重要变化则是必要的。对于历史上所有的技术革新来说,全球化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强加和扩大资本统治的又一次努力。资本本性驱使它跨越国界。在19世纪,资本有一段早期的快速膨胀时期,当时,英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它领导了这次潮流。虽然英镑的统治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经动摇了,但是英国货币的国际统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1914年才终止。随后发生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十月革命)——它阻止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然后是大萧条,法西斯的崛起,最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44年,西方强权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采用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人们希望该体系能消除近期的两大麻烦:一是提供新的国际框架的民族主义,二是允许政府控制国际资金流动的臆想。布雷顿森林会议引入的货币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瓦解,而这给全球化创造了空间。   因此,第二点是:顾名思义。全球化是对危机的一种反应。一方面,要面对逐渐减少的利率,另一方面,我们则要面对依赖于美国绝对强权的货币机制的崩溃。资本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重组和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挥舞的双重武器,它试图努力恢复其生存理由,以及它的本质:可获利性。   但是,第二点使至关重要的第三点更为令人印象深刻:与建立权威相反,全球化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由经济进步,技术进步强加的不可避免的选择。经济全球化采取的形式是由政策决定的,金融快速膨胀的根源不在计算机,而在政府解除对国际资本流动限制的决定。20世纪80年代,这个决定被执行后,技术才发挥其作用。通信和计算的速度使资金的流动达到了惊人的速度。实际上,它为狂热的金融投机提供了机会。据估计,每天大约有价值15000亿美元的大宗国际交易,其中不到1/10的交易与外贸和对外投资有直接联系。[3]   我们的巫师已经驱除了金融妖魔吗?事实上,资本的本性一直是扩张,它跨越国界并渗透到国内尚未征服的领域。今天,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中国对资本的寻求,这个目的似乎达到了。正如罗莎·卢森堡的著名建议一样,是不是这段历程的结束宣布统治的黄昏过去了,资本主义体制需要征服新的生存领土呢?[4]或者换句话说,可不可以将这种体制在创新工作时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金融资本的恶性膨胀或愚蠢的投机解释为厄运临近的征兆呢。   有人会讽刺说,自由贸易是强权国家的保护主义。英国是19世纪的经济主宰国,它花费了不少时间以完全转变成自由贸易国。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出口制造商们的农业利益的附属物——标志着英国国内的转变,然而,1860年英国同法国签订的科布登—谢瓦利埃(Cobden-Chevalier)条约则标志着它向国外的扩张。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为英国所偏爱的金本位制度发展到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5]然后,英国成为了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它占据了世界24%的外贸,以及比例更高的对外投资。然而,英国短暂的权力和荣耀已经预示着它的相对下滑。19世纪80年代,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主要的制造商,德国与英国的差距也不大。事实上,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我们经历了一次经济萧条,一次争夺殖民市场的战争,资本主义强权间开始了垄断竞争。   但是,货币体系有时会被条件反射左右。很多年以来,伦敦仍然是国际金融的中心,将近60%的国际贸易使用英国货币交易。伦敦银行利率的变化影响到所有主要金融资本,引起全球振动。难怪凯恩斯会把那个时期的伦敦银行描述成“国际管弦乐队的指挥家”,然而那时,它只是一个为即将来临的葬礼进行表演的不合格的乐队罢了。1994年,一场恐惧的战争淹没了英国强权和金本位及其他东西。   那场血腥屠杀的一个结果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在19世纪的欧洲,出没的幽灵有了真实的面目,富翁们及其政治食客再不能通过集中维持外汇汇率的措施来从事经营活动。工资和工作条件必定是重要的。   一旦被征服者从急剧的通货膨胀中走出来,胜利者们将试图通过微弱的调整来恢复过去的货币秩序,坚挺的货币在这个货币秩序下被作为储备,如英镑作为储备黄金外汇标准。但是,热那亚会议对这个代替物的准备没能持久。英国不再强大得足以占据统治地位,美国也没准备接手。国际货币的失序和投机,引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惨重的经济衰退,这场大萧条在1929—1932年达到了顶峰。生产崩溃,失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英国和美国将近有1/4的劳动力失业,德国则将近有一半的劳动力失业。人们没有记住的是,首先,急剧的通货膨胀吞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积蓄,然后是失业大军,也不可能有人能理解,欧洲随着纳粹主义的崛起而进入了黑暗年代。   这场风暴扫除了金本位制。当边界被关闭时,外贸急剧收缩。每个国家都一直试图通过保护措施或竞争贬值来保护自己。经济敌对预示了军事敌对。事实就是这样,经济已经从衰退的底谷中复苏,但欧洲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却将要经历第二次紧接而来的灾难:30年,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发生了两次血的悲剧。“再也不要发生了”。人们对这种屠杀的反感突然强烈起来,以至于即便是政客及其财务顾问也不得于1944年的春季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对这种反感进行思考。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在最大可能的全球范围内恢复资本主义秩序,同时也为了阻止另一场像大萧条一样的灾难,而大萧条已证明了资本控制的重要性。   在书面文件中,起草者创建了一个多边国际机构去处理世界金融问题。这个机构的核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该组织被授权对固定汇率进行例外调整,同时提供货币流动性(它逐渐成为最后放款人)。根据各成员国经济势力决定的配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了一个基金,并对其进行运营管理,各成员国所缴纳的份额也决定着这些国家可以货款的数量。为了提供长期投资资金,这次会议也创建了另一个组织——国际开发与复兴银行,也就是世界银行。美国在世行的份额最大,这样可以防止采取任何未经华盛顿同意的决议。因为一盎司黄金值25美元。所有货币与美元挂钩,但如果只指出美国在世行的份额或强调新的货币体制事实上是一种黄金对美元的兑换标准,这仍不足以显示美国的关键作用。完全公正地说,这种体制本身就是美国统治的工具。   虽然有44个代表团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但是对最初文件的起草有发言权的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受凯恩斯影响的英国,另一个则是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领导的美国。在会议中,每个代表团的计划都被做了重大修改,然而最终文件是在美国财政部提出的最早的文稿基础上形成的。虽然在议会和财政部门的压力下,会议对此文稿做了大量的修改,但给予美国代表团及其商业利益群体优越条件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经济战争结束后只有一个胜利者。美国大约占了一半的全球制造业生产,1/3的全球出口和61%的黄金储备。[6]某种意义上,布雷顿森林会议其实是一场迟来的权力交接仪式。19世纪的经济由英国统治,20世纪后半叶则由美国来主宰。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发挥了作用,这不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了货币流动性,也不是因为世界银行提供了资金,而是它在一段时间里满足了统治强权的利益。   美国当时的野心是统治尽可能广的资本主义,而如果这个野心得以实现,它就可以把斯大林势力赶回苏联。另外,如果美国要在欧洲实现这个目标,它就必须支持受公愤威胁的西方政体,就要向他们重申红军已经在苏联进一步发展的事实。1947年出台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就服务于这个双重目的。这个计划反抗苏联,帮助确定冷战边界。虽然斯大林与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毫不相干,但这场胜利仍激励了美国的热情和坚定了它的决心。为了达到目的,美国准备支持它过去与将来的欧洲对手复苏经济,向朝鲜派兵作战,同时帮助日本经济成倍增长。布雷顿森林货币是有效的,因为富裕的美国愿意对此付款。   实际上,经济援助、军费开支、直接投资的总和很快就会超过美国的贸易顺差。从1953年开始,除了几年例外,美国的财政赤字一直是巨大的,并且在不断增长。这暂时还不是问题,因为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十分乐意在自己的金库中储备美元。   然而,这种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变化。德国、意大利、法国已经完全恢复。1956年,它们连同比(利时)、荷(兰)、卢(森保)经济联盟国家建立了共同市场。在美国的认可和推动下,它们重新确立了货币可兑换关系。它们做好了竞争的准备。日本也是这样。但是竞争条件实际上并不平等。虽然美国不再支援欧洲,但是它的帝国主义扩张以及收购外国公司的活动已经超过了它的资源容量。   20世纪60年代中期,外国政府手中的美元已经超过了美国的黄金储备,而且这种差距在美国对越南开战后扩大了。然而,美国不打算做任何补救。欧洲开始私下里说,美国因为有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所以它是惟一可以通过发行货币来解决国际收支困难的国家。戴高乐将军,这位出入于大西洋联盟的怪人仍然是惟一敢于坚持的人。与此同时,戴高乐还揭示说,如果皇帝不是完全赤身裸体,他就即将前途无望。1965年,法国没有储备美元,而是要求把它的美元兑换成黄金(德国正轻易地实现这个目的)。   让我们在此做短暂停留,因为这个插曲显示了竞争的模糊性以及资本主义强权间的同谋关系的一些重要内容。在这里,只有那位勇敢的将军敢于质疑和挑战美国对同盟的领导权。但即便是他也不能坚持到底,当有人向他指出整个货币体系会随同美元崩溃时,他退缩了,法国切实地采取了对策,比如建立了一个“黄金库”(Gold pool),以支持美元对黄金的平价。然而,美国华盛顿政府随即认识到,它不再有维持其过去那种优势的办法了,因此,它不得不寻找新的可以维持长久统治的方法。为了抵制德国和日本的竞争,美元贬值是必须的。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宣布关闭兑换窗口,美国不再用美元换黄金。两年后,固定汇率被“废除”,布雷顿森林时代结束。这个货币体系几乎持续了整个所谓的黄金时代——差不多30年的时间。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无规范的投机世界,陷入了混乱。   当然,从来没有清楚的分界线,所以历史学家们也不能把1973年作为划分两个时代的准确分界线。旧的货币体系不仅是它自身解体的种子,而且世界紧随它的灭亡进入了过渡期。不稳定的游资(短期资本)和膨胀的投机部门使旧的规范的货币体系从内部开始衰败。在此,我并不是指没有权力部门的仁慈,海外低税收区(offshore fax havens)是不会繁荣的。我是说,这个体制的中心是投机的温床,也就是伦敦的欧洲货币市场。欧洲美元是有权不必提交给美国审批就可以存在海外的美元。相反,第一笔这样的存款是苏联通过Narodny银行储蓄的。这是个逸闻。重要的是,一个大型欧洲美元市场被允许在伦敦大力发展(其它货币效仿欧洲货币市场),欧洲美元储蓄在1970年就达到了美国黄金储备的价值,没有美国和英国当局的心照不宣,这种发展是完全不可能的。[7]那些认为政府后来在市场压力下,别无选择地解除管制的人们通常会忘了描述这些政府是怎样为其不可避免的屈服做准备的。华盛顿允许美国银行的分行使用欧洲美元,也允许它的国际公司在海外储蓄欧洲美元。华盛顿可能已经准备考虑用另一种办法来维持其统治。   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价格的激剧增长,中东的酋长们和苏丹们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他们将收益存入西方银行,而随着石油美元的收入,欧洲货币市场的规模就发生了变化。顺便提一句,这些资金在发展中国家周转,越快越好。除了富国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改变了经济政策,如加强管制,大幅度提高利息率,这也意味着贷款者为了完成达不到的支出而增加出口。结果,债务危机在许多国家,尤其拉丁美洲国家造成了社会灾难以及难以言说的个人不幸,经济上委婉地说,这是“失去的十年”。   通货膨胀紧随的石油动荡提醒人们,20世纪70年代是一段过渡期,在增长减慢,生产率逐渐下降,利率逐渐下落,石油价格上涨的情况下,这个体制将放弃它在旧的资本主义弱肉强食法则下产生的临时妥协和社会契约。但是经过25年愉快的阶级合作后,这个合作组织里的一些人反对将阶级冲突公开化带来的风险。英国托利党内的自由派分子和未来“撒切尔主义者”之间发生冲突,进退两难。20世纪70年代,人们试图通过某些支出形式克服体制危机,结果生产减慢和价格加速增长:滞胀。这是一种改革导火线。滞胀持续存在。但是,这次还伴随着通货紧缩,还继续威胁着战后取得的进步。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全面受困的年代。   通常,那种攻击首先做好了准备。然后得到了思想意识形态运动的支持。被卡莱尔(Carlyle)称为“沮丧科学”(dismal science)的经济学自然是这支增援队伍的重要一员。比如,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哈耶克(Hayek),他为反对自由贸易而斗争[注:英文版为:the arch-reactionary free trade crusader。应为“极端反动的捍卫自由贸易的斗士”——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则授予了货币主义泰斗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8],现在不仅马克思主义,而且凯恩思主义也过时了。前沿经济学家们正在推崇一种自然失业率,它低于其背后危险的经济冒险,当学术权威们因此正在讨论菲利普斯曲线时,大众宣传媒体却重谈陈词滥调,即公共固有的邪恶和私有的内在价值,或自由企业,或被一双仁慈的“看不见的手”引导的市场的完美智慧。[9]   宣传与实践紧密联系,为了坚定地把重心从工资转移到利润,为了牢固地重建资本支配劳动力的规则,各国在国内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这种争斗可以策略性地以美国的航空交通专业管制员工会或英国的矿业为例子来证明。它们通过修改劳动法来削弱工会力量。通过法律来保障工资不受通货膨胀影响的活动被取消。为了扩大利润范围,在欧洲私有化动机的驱使下,每种公共财产都被出售,开始是工业和银行,然后是铁路业和电信,而在它们的成功的鼓舞下,这次活动的主持者扩大了活动,解除了公共支出。当然不是取消军费和对所有产业进行补贴,而是取消所有社会福利服务、医疗和教育的公共开支。人们应该在这个背景下看待全球化。边界的开放,对资金滚动控制的解除,市场的合并,外国机构对他国政府债券的购买,不稳定的国际短期资金,都在把资本统治这个市场的暴君强加给政府。这些政府迫于本国选民的压力从而敢质问新的信条,这种信条认为对利润和公司有好处的行为也自动地对人们有益。   世界各地解除金融管制运动的前进步伐是不一致的。美国于1974年全面解除了对资金流动的限制。当伦敦市的利益看起来几乎历史性地超越英国产业利益时,英国紧随美国其后就不足为奇了。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她随即及时地解除了资本控制。事实上,有人曾认为这个过去的统治国家和那个试图坚守强权的国家正兴趣盎然地将重点从金融转移到补偿它们在工业竞争中与德国和日本相关的损失。1981年,德国解除了资本控制,而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虽然它仍有限制,但它的前进方向是一致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为了准备国际资本主义竞争而进行彻底改革的决定是1989年由一届倾向社会主义的政府采纳的。1988年,一道指令宣布所有欧盟国家的资本控制结束。在解除限制的同时,交易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下面引用的数据可以对它的范围有所了解:“1973年3月,在货币危机期间,每天有30亿美元换成欧洲美元,据估计,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兑换量在1000亿美元。10年后,这个数字达到6500亿美元”[10]。到1995年,国际清算银行估算,每天的兑换量在124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几乎就是个极限。   不可否认,通信方式和成本的革命性变化推动了这种惊人的发展。1960年,一条跨越大西洋的电缆只能同时载138门电话,到了1995年,一条光纤可以同时载150万门电话。今天,笔计本电脑的速度是20年前的巨型机速度的数倍,而巨型机价值100万美元,现代计算机的成本却已经降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成本的1%。[11]如此便宜和瞬时的传输不仅改变了生产商与其供应商的关系,而且改变了国内总部与海外下属公司的关系。它使在全球建立24小时贸易变得容易,同时也使距离遥远的不同市场建立紧密联系变得容易。另外,速度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都激励人们精心设计新的金融工具。   同样不可否认,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是惊人的,管制的解除为固定汇率的废除提供了大量机会。随着固定汇率被废除,货币可以浮动了。20世纪60年代,美元的升降蔚为壮观,作为主要贸易货币,它促使从事外贸的人们寻求保护,另一方面,国际上变换无穷的资金要求管制利息,促使商人们考虑别的还不清楚的办法。规章制度的解除为国内许多革新创造了机会,这种革新同时延伸到了国际领域。担心交易风险的顾客获得了多种投资办法:在期货市场购买保单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已知货币(或商品或证券);也可以得到买卖的选择权,一份保证如期发货的证书,免费与想买你想卖掉的货币的人进行交易或者相反;可以操作更复杂的金融工具,而人们发明这些金融衍生工具,是为了满足各种普通的或特殊需要。顾名思义,衍生工具就是通过对货币、股份、商品的真实走势或可能的发展趋势进行评估,从而衍变出价值。现在,它被最恰当地描述成一个巨大的再保险体制。你可以在这种体制中尽情投资。在对这种革新很为欣赏的报告中,人们承认约1/5的国际交易与外贸以及投资中的交易直接的关系,明显地,在这种再保险体制里,两面投注产生了投机乐土。   衍生工具繁殖的一个国际后果是,只投机某种货币的投机者们,比如说,1992年攻击英镑的对冲基金(hedge funds)处于强势。他们不仅可以从银行借贷超过自己可担风险的资金,而且“资金的势力现在增大了,因为只有一小部分衍生合同的面值是急需的,换句话说,对冲基金不用花自己的钱就可以进行大型投注”[12]。对冲基金组织在管制解除较早的海外国家和美国注册,它现在已经成为故事里的英雄或恶棍。对财产和英镑成功阻击的分析显示,里拉、英镑只是较大攻击中的受害者之一。[13]   近几年,金融市场极端快速地膨胀,一些投机者的相对重要性发生了变化。在美国,典型的例子是开放式基金(mutual funds),它主宰着金融市场膨胀的步伐。对冲基金只是其中的一个积极分子。1980年到1995年,开放式基金的财产几乎翻了九番,从2930亿美元增长到近2.6万亿美元。它们虽远不及巨大的养老基金——养老基金的资产同一时期从6680亿美元增长到4万亿美元——但它缩短了与养老基金的差距,因为法律约束禁止把养老基金用于某些投资,所以养老基金为了克服障碍就把资金转移到了开放式基金上。通过购买债台高筑的美国行政部门的大量证券和各种性质的证券,包括垃圾证券,开放式基金的总需求得到了满足。表面上,它们很大程度得益于令人无法相信的成功的证券交易,从而有杰出的表现,而当它们在国内得到满足后,它们就去海外冒险,对冲基金作为投资先锋开辟了道路。因为受益于管制的解除,保险衍生工具控制的解除,特别是在欧洲,投资流动性得以确保,所以,养老基金紧随对冲基金到海外投资,它们现在可以购买外国股票或政府债券,也可以随时投资。但并不是只有它们才这样做。大投资银行,例如(Goldman),高盛(Sachs)或者摩根斯坦利(morgan—stanley),这些主要的大商业银行以及对冲基金在投机狂潮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这种投机狂潮引起了金融市场的振荡。国际公司逐渐壮大的金融部分也包括在内。正是这些强大的集团,在1996年9月16日——黑色的星期一,成功地阻击了英镑,导致英镑贬值。   养老基金是英国和美国的特产品,假如没有养老基金,年老的美国人就会挨饿,而退休的英国人则会进入佩斯·贝弗里奇(Berereridge)所说的艰难时期。当其他国家,如日本把大量的钱投入保险时,美国人或英国人则把钱投入了养老基金,这就是为什么养老基金进入外国市场被称为“盎格鲁-萨克逊”入侵的原因。[14]然而开放式基金本质上是美国式的,把这种慈善投资机构的国际渗透描述成美国化更为准确。然而,认为美国把资本主义方式带到欧洲和全世界则是可笑的。当资本主义“普通化”后,那就要求不同国家有不同特色。与美国不同,德国银行被允许向工业直接投资,而它们在生产上的重要作用使鲁道夫·希尔弗丁(Rudolf Hilfeding)在20世纪初发明了“金融资本”(financial capital)这一概念。另一方面,在法国,大产业集团的相对弱质性驱使集权的科尔贝(Colbertist)政府在组织生产中起到了直接作用。同样,如果认为德国政府不支持美国资本主义也是错误的。事实上,考虑一下五角大楼的采购在IBM和其他电子公司的发展上,在波音和麦克唐纳·道格拉斯(McDonnell Douglas)的发迹中所发挥的作用,不用说通用汽车和伊斯特曼·柯达的历史,你都会发现这样的论断简直可笑。然而,这种支持行为采取了不同的方式。[15]   诸位一定要摒弃另一个明显是在起宣传作用的说法,即慈善投资机构进入世界各地市场,标志着分享民主的国际胜利,弱小者胜利。事实恰恰相反。特权者在这个体制中分得了巨大的蛋糕,而小储蓄者(Small savers)则在蛋糕碎末的贿赂下保持沉默。但是后者无权参与政策制定,决定的权力被限制在越来越小的圈子里,而且,它的真实性不仅仅取决于养老金或对冲基金。所有银行由于竞争而压缩规模,它们要求并获得了在新领域投资的权利。你现在经常会看到,不仅同一国家的传统大银行合并,像美国的大通银行(Chase)和汉华(Chemical)银行的合并或瑞士的联合银行(Union)和瑞士银行公司(Swiss Bank Corporation)的合并;你也会看到,金融大集团,像万国宝通(Citicorp)商业银行和Travellers破记录的交易,荷兰国际集团(ING)银行收购霸菱银行(Barings)(过去叫伦敦商业银行,London Merchant Bank),或者德国银行(Deutsche Bank)收购银行家信托公司(Bankers Trust Corporation);欧洲和世界范围内的保险业合并案也比比皆是,不再是大公司吃小公司,而是大公司吞吃大公司,从而获得国际竞争需求的规模。小的是美丽的——那是针对鸟而言的。现实世界不是被弱小者统治,而是被集中在三个由强权公司主宰的金融中心:伦敦,过去的中心;纽约,现在的中心;东京,新兴的中心。[16]   应该用另一种方法和不同背景来解释在全球强加美国金融模式的企图。经历了一段不到30年历史时期的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罕有的退步后,资本主义正在重建。资本主义正恢复正常,回到过去的道路上,但它当然会在新的框架中重塑自己,因而它也是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日本生产组织方式证明重申其权力的努力是有益的。就这种制度的巩固而言,美国的管理模式同样被认为是新历史时期最适合的模式。像过去15年一样,这种管理模式加强了金融控制,强调即期利润。在这种体制模式下,慈善机构投资者的权势增强,控股要求的股份比例比欧洲的还少,不满的投资者可轻松地转移到利润更高的产业上,这个体制的重点早已是快速赢利和季度报告。它最主要的成绩当然是“减产”,实际上是减少劳动力、工人数量,减少他们的工资和福利。而且这仅是一个开端。其他方面,特别是研究和开发会受到这种短期行为的影响。这种态度如果从公司上升到国家高度,那它就要求大量减少利润税、高收入所得税和降低公共支出,除了国防支出,还要提供公正契约所需的开销、解决社会纷争所必要的警察和囚犯的开销。   这种模式背负着自负的名称——“公司治理”,国外正在采用这种模式。它的销售商和厂商通常遭到质疑:比如OECD这样的国际组织,它的年度国家报告指责德国仍然背离规定的模式。在达沃斯聚集参加一年一度的自由贸易大会的商人也是嫌犯之一,而经济学家杂志是这样崇拜的主要宣传喉舌;另外,全世界信仰这种舆论的其他人或被收买的追随者都有嫌疑,[17]在欧洲,比如1995年的法国,这种趋势遭到了公众的强烈抵抗。然而,它的发起者坚信,由于全球化的发展,他们终究会有一天。随着资金流动控制的彻底解除。对外国债的比例升高(这个数字有波动,OECD的平均值在1/4~1/3),不满的投资者可能出售股票或政府债券,并转移到条件更方便的投资环境中去。有人会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抵制这种潮流。现在,他们不仅要遵守资本主义游戏的国内规则,而且也要遵守它的国际规则,因而,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东京,从赫尔辛基到开普敦,美国似乎都是最大的赢家和榜样。   然而,把世纪之交说成美国的强权时代是很草率的。肯定地说,美国的领导作用不容怀疑,随着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刚刚没落,美国在海湾战争期间一直提醒它的伙伴们,他们和这个世界仍然需要一位“警察”。美国也有它的经济理由。尽管美国事实上自1985年后就成为净债务国,而且目前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但布雷顿森林协议瓦解后的25年里,美元仍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柱。20世纪80年代,当美国国内外出现巨大财政赤字时,英国、德国、日本首先支援美国,大量购买美国债券,而这没有阻止美元继续作为储备货币和主要国际交换工具。当华盛顿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决定采用其他办法保持美元统治后,华盛顿的确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操作。   然而,美国的优势实际上与过去不完全一样。日本不可能做亚洲的代言人,尤其考虑到中国逐渐加强的地位;而如果不考虑欧元,那西欧也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他们明显没有做好冲击美元的准备,因为一旦这个主要支柱倒塌,整个公共利益体系也会瓦解。但是他们也不会完全接受华盛顿的命令。[18]对穷国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它们的规则全都是好的。当美元、日元、马克和欧元的强权代表举行西方七国会议时,他们避免事端或争吵,就像他们的跨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一样。华盛顿不是世界政府头脑。华盛顿第一次置身于一种复杂的、不定型的三边不平等关系中。   1987年10月19日是个黑色星期一,这一天,抛售指令淹没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突然崩盘。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在全球市场造成了突然的恐慌。1992年至1993年,一小撮投机分子的成功狙击粉碎并几乎毁掉了欧洲货币体系。1994年12月的墨西哥便是一个很好的教材和例子。墨西哥人、外国人看到金融市场上的比索和外汇报价狂跌,连同资金一起飞走了。由于这个自吹自擂的“自由天堂”的体制,墨西哥政府走到了倒闭的边缘。墨西哥的经济濒临毁灭。1997年夏天,那些后现代英雄,“亚洲老虎”遭到了投机商的袭击,它们的货币和股市受到了袭击。但这些仅是另一种振荡。   总体来看,在几十年时间里,或在1985年以后,东亚在世界经济里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一个直接外国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快速膨胀的时期——1995年,这种投资达到了1000亿美元——而且大部分增长都是东亚带来的。受廉价劳动力和优惠条件的吸引,跨国大公司正进行大量投资。日本尤为积极,因此日元相对美元坚挺,并且所有可能受日本影响的国家同美元有联合汇率或其他方式的联系。如果算上过去的“四小龙”(中国香港和台湾、新加坡、韩国)和现在的“四小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以及——中国,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出口中的份额由1985年的13.1%攀升到了1995年的23%,比美国的15.4%(有所升高)和日本的11.7%(下降)高,甚至比欧洲共同体(19.4%)要高。[19]   如果中国或印度尼西亚仍然主要出口消费产品,如纺织品、玩具或鞋类,其他主要的产品如计算机、电子产品或通信产品,那么,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那些部门的容量已经过大,生产过多,加速了自己的崩溃。随着与日元挂钩的美元在1995年开始攀升,东亚货币随后也攀升,观察家们开始怀疑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否长时间承受这个压力,而游资也开始产生。当1997年7月1日泰铢下跌时,恐慌像着火一样迅速蔓延。货币与股票证券很快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下跌。港币也遭到袭击,中国人民币的黑市市场也难逃此劫。当所有这些情况恶化了日本危机时,投资者从“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s)的撤退击退了摇摇晃晃的卢布,威胁了巴西到委内瑞拉的货币。   评论家们较早的时候就得出了乐观的结论,认为国际货币体系不再像过去一样脆弱。1987年,纽约股票交易市场的价格首次下跌,比1929年的情况更为糟糕,但是这一次,无论是华盛顿还是纽约的金融当局都很快就介入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尔后,外国银行开始设法软化美元价值后来的下降。在欧洲,当里拉和英镑被第一次波动冲击后,法国法郎也几乎被第二次波动吞没,但欧洲货币体系存活下来了,现在形成了一个统一货币。在墨西哥这个案例中,虽然克林顿总统在听从国会及其国际伙伴上有疑问,但为了救助墨西哥政府和投资者——大量美国人仍设法提供了500亿美元(毫无疑问,墨西哥人在高通货膨胀、大量失业、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上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但这与竞赛的本质是一致的)。然而,规律在这里不起作用。尽管缺乏自己的货币,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仍设法采取了挽救行动,包括为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和俄罗斯提供了大约1400亿美元资金(如果把给巴西元捆绑的资金算在内则超过了1800亿美元)。如果一个西方或美国人,机构的行为相当开放,就有机会促使韩国或泰国更多的向外国投资商开放。然而,虽然这种选择至少跟过去一样痛苦,会有成百万增长的失业和成千万的低于贫困线水平的穷人产生,但这是这种补救措施似乎有相反效用。衰退成了继续恶化的萧条。因为纯粹的心理因素,这种萧条情况并没有扩散。如果俄罗斯或拉丁美洲受到影响,也仅是因为投资者从“新兴市场”中撤出引起的。对亚洲九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日本需求下降足以使原材料价格下降,尤其是原油价格,而且俄罗斯与拉丁美洲仍然极大地依靠原材料出口获取收益。麻烦变大了,因为世界经济正不断地融合为一体。从泰铢贬值开始的萧条仍没有结束,它也被人们称为全球经济的第一次大生产过剩大危机。   甚至还有更多的麻烦吗?我们的统治者清楚过去的教训,他们总能成功地实施拯救行动吗?有理由认为这个体制是脆弱的、不稳定的,甚至它受到大变动的威胁。事实与设想之间,经济现实与虚构的金融表现之间的差距正在加大。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矛盾。听一听信息革命、划时代的变化、工作的终结这些神话,人们就能想象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快速扩张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就业人口随着技术进步的速度而消失。而真正的事实恰好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当停滞的时期,产出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几乎不到“黄金时代”的一半。如果我们看看国际关系,就会发现同样的悖论。听一听所有关于无情的全球化的讨论,人们必定会断言,国际贸易的扩张已经达到了一个无法超越的速度。事实上,我们又一次错了:它的速度在放慢。外贸的年增长率从1950—1973年的年均7.2%下降到了1973—1990年的3.9%。因为那种增长率的一半不是用新的投资来计算的,而是考虑了其他发达国家中的企业合并和收购,与此同时,追求至上的跨国公司相互争斗加剧。   金融资本的新统治并不是纯粹的幻想。它与经济事实有明显的联系。为了实现财富的重要转移,它为剩余分配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框架和借口。在20世纪最后25年左右的时间里,大多数国家的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都有明显下降。相伴而来的则是分化的加剧,高收入与低收入之间的差距加大。这个趋势在两个与新模式最接近的国家最为突出,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英国。   然而即使那样,真实的变化——劳动的失败和资本的胜利——也没有证实它们的金融表现,利润率的增长最近相对放慢也不足以说明道-琼斯指数的上升。在国际领域,外贸和投资以算术级数增长,而金融收益以几何级数增长,而且是天文数字般的巨大增长。   这是一种狂乱的推测,它会变成一种金融虚构,会使人们想起罗莎·卢森堡预见性的话,卢森堡认为,资本的统治仅当存在新的征服领域时才会继续下去。俄罗斯和中国现在正“狼吞虎咽”,虽然远没有消化,但很快就会成功。虚构资本的非理性扩张可能是最终骚动的第一个迹象,它试图通过人为方式来延长自己的生命周期。对于我们而言,为解释“兰波”逃离这种体制可能是他唯一的错误而对此表示悲哀完全多余。   我们应该寻找抵制现存秩序的支配地位的方法,而不是强化对现存秩序的预言。因此,我们转过来讨论本章开始就提出的问题,即国际主义的本质。   全球化不是单一的。它反映了资本主义体制和其正扩大的本质。它标志着资本主义在一个短期和异常时期后又回到了常态。考虑到生产的不同结构和发展阶段,今天的国际渗透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情况并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我们把外贸在国民产出中所占的比重当作开放的标准,那么,20世纪70年代我们就超过了19世纪的水平,此后就越去越远。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直接外国投资在世界产出中所占的比重,那么1991年时我们仍然明显落后于1914年的最高水平。[20]认为我们目前的处境是独特而且不可比的说法应该是忽视历史而得出的错觉。   但是,一旦承认全球化过去到现在都是资本的一个自然趋势,目前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差异也是不可否认的话,那么,对于帝国力量而言,殖民地就是必须的,而且是其产品的销路和原材料的来源。现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生产厂家,而廉价劳动力则是吸引跨国公司的一个原因。拥有殖民地的主要目的是在掩蔽墙之后获得一个专有地位,今天,大公司正在国际上为争取世界贸易更大的比重而竞争。大型公司之间的争斗和合并不只限于国际金融领域,克莱斯勒被德国的戴姆勒尔-奔驰汽车制造商收购的案例,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产业合并,虽然这是依据生产能力过剩而判断的,但汽车产业并没有因此而出现这种情况。国家垄断在电信领域的瓦解已经在AT&T和英国电信等跨国公司之间带来了国家交易和国际联合投机。但是原油、制药、电子和航空、无线电和电视产业的国际集中也正在加速。1997年,全世界的合并和收购额达到1.6万亿美元的纪录。自从1998年上半年超过1万亿美元大关以来,这是一个可能又被超过了的记录。[21]少数正变大的公司主导着大多数部门的生产和贸易,但是他们并没有当即瓜分世界。这些跨国公司与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并不再创造和平,也不分割世界经济,它们甚至可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之类的机构支持下建立一个世界政府。[22]即便是资本主义垄断集团也注定有一定形式的竞争。   这样,当“全球化”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本质时,它也就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方式。这种影响比第一次世界战争前更大,因为资本同时已经侵入了新领域,更深地渗透到世界经济中,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越来越多人的生活。这个进程实际上从20世纪后期就已经开始。在关税削减和其他壁垒消除的激励下,外贸自从1950年就已经后期开始按照一个比同期生产率高50%的比率稳步增长。我们已经看到,有鉴于1973年后兴起的资本调整运动,以及国际金融的相继繁荣,外贸扩张在“黄金时代”确实更快了。然而,无论周期如何,动机如何,控制的提升和相应的强化是否没有完全改变环境,没有极大地减少单个政府的自治,根除社会激剧变革最初的地域——民族国家呢?   我们试图回答这个关键问题,重要的是,需要重申金融升级不是技术进步的一个必然结果。它不是命中注定的但是现实存在的。它是资本主义体系结构危机的反映之一。这是重要的,因为人类原则上应该能够改变自己能做的事情。虽然我们必须承认,目前,任何试图重新控制资本运动的努力都将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它的严重性质可以从一个由更温和的建议引起的抗议中体现出来,这个建议是由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提出来的,他是另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建议通过“向轮子里注入一些沙粉”来减少投资范围,可以对国际交易引入一个小额税收。[23]让我们来回忆一下今天民族国家软弱无能的起源:自由化并没有强加给不情愿的政府。他们既没抵制新自由主义,也没有保持中立态度。世界各国政府积极参与了这个转变,包括许多明显左翼的政府(这些政府接受现存社会)也不得不接受正在变化的游戏规则。这个情节显示的不是民族国家的消失或者萎缩,而是它对新的历史阶段的适应。顺便说一句,无政府资本主义这个观点在表述上是矛盾的。如果取消保护私人财产的机构(如警察局、监狱、市法院),取消了获得同意的更为复杂的工具,以及支撑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大量金融工具,无政府资本主义就会像海滩上用沙垒起来的城堡一样坍塌。   实际上,在相对繁荣的战后时期,国家扩大了它的范围。国家增强了它通过发展群众教育来提供熟练劳动力的功能,以及通过健康保险、养老金、家庭补贴和其他津贴来提供“第二工资”的功能。为了帮助公司,民族国家冒险进入了基本生产领域而且在社会关系中充当了裁判员,对“社会契约”保持谨慎的观察。所谓的福利国家就是在底层压力的综合影响下出现的。但是,一旦发展机制陷入困境,整个积累进程就受到威胁,运动就会转向。政府现在不是缓和社会关系,而是实际上出台反劳动法(Anti-labor),强化阶级冲突中的一方力量。他们对随着失业的增加而显著上升的福利支出进行了改革。他们不仅私下人为地平衡账户而且也有利于其利润的获得。简而言之,国家不是因循守旧的。相反,它已经强化了约束,首要的是它的意识形态功能。把增长的喜讯变成所谓的“自由”和公司的神圣义务,这是不容易的,国家也对“私人企业”增加了资助,尤其是对跨国公司,这些公司超越了国家,但仍需要得到国家的帮助。欧洲货币统一体在建立中存在的一个困难,即对所有的公司合并者来说,遍布欧洲的公司仍然相对较少,布鲁塞尔没有取代其他首都成为跨国公司的保护者。   在讨论目前可能使用民族国家来形容社会变革这一问题,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转向第三世界,出口增加,给制造业的就业带来影响之前,我们仍然应该注意全球化的一方面:虽然20世纪的最后30年里,无论国内还是国家间的富人与穷人的差距正在扩大,但是南亚的一些前第三世界国家,即所谓的新兴工业化国家(NICs)通过国内控制和外国投资以及技术,已经设法推动生产和贸易非常快速地发展起来,逐渐出口更多高级产品。总之,据估计,西方七国,即欧洲最发达国家、美国以及日本在1968年,只有1%的制造业消费品是通过从第三世界国家进口来满足的,到了1993年底,这个比例则上升到4%,而第三世界国家则占了所有制成品的10%。这必定影响就业,直接地或通过变化生产方式,尤其是鞋业或纺织品以及电子消费品的生产方式来影响就业,有人已经证明,这种影响在英国或美国比德国或日本大得多。因为新兴工业化国家(NICs)也是技术产品的重要进口国,所以不应该夸大西方国家制造业的就业减少所受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个高度公开的威胁影响了劳动关系,以及老板们的进取心。而且工会心照不宣,如果他们不缓和自己的要求,那么雇主,尤其是跨国公司的雇主将会转移到更便宜的地方。在发达国家里,如果一个激进的左翼政府将接管这些跨国公司的话,那么就会受到恐吓,因为大的公司实际上依赖于其国内政府,这就使我们开始讨论关键问题:在民族国家里,一个激进的政府能有所作为吗?或者为了真正的社会变革,对于竞争来说,那些边界现在是否过于狭窄了?   在极端的形式下——现在除了国际化不可能有其他争斗——这种看法明显是滑稽的,即便国家的争斗也依赖于地方冲突中获得的战斗精神。比如,假定德国或者法国工会在自己的领域中是被动和抵抗性的,一旦冲突被扩大到了欧洲工会,其战斗性精神就将突显出来。事实上,这个重要的考虑坚持认为,只有综合的欧洲行动才是贴切的,它实际上是要求人们处于消极状态,他们很少希望西欧所有的工人运动在不满程度、政治成熟度以及道德上能同时达到同等水平。这个重要的讨论在一个失范世界里所做的事就是让资本自由流动,履行法律,而工人运动或进步运动则将被迅速推向民族国家的边界之外。换句话说,国际主义已经被强加在我们身上。   为了在环境已变化的情况下考证这个问题,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案例。1981年,统一的法国左派赢得了法国政权,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总统。政府的任务包括产业集团和商业银行的国有化,而不足以远到真正地改变法国社会任务,这些任务是相当激进的,它们引起了国际资本主义的抗议。然而左翼政府既没有考虑拒绝尊重游戏的资本主义规则,也没有动员其支持者们在这个冲突中支持它。因此,无法回避的事情发生了。当遇到国际市场的敌视力量以及国内联合体的抗议时,左翼政府就直接屈服了。1983年以后,密特朗的所为确实与他的承诺相反,他使法国“标准化了”。他尽最大能力使政府适应资本主义竞争和舆论政治,这在进行过程中破坏了法国左翼传统,而传统相信通过集体政治活动能改变命运。[24]   然而,密特朗并没有彻底破坏它。法国人民在努力强化美国模式的同时,反对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正如较早就提到的,法国人的不满改变了政治气氛,引发了仓促的选举,1997年6月,联合左派又一次进入了政府,这一次,社会主义者利昂内尔·若斯潘当选首相。他是一个标准的左派,他甚至不像他的前辈一样寻找“(法国)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一个空隙”。但是在社会运动的影响下,政府在选举运动期间承诺把工作周减少到35小时,而从业人员不会有收入损失,拒绝紧缩和马萨诸塞条约对通货紧缩的定义——这和新的正统观念冲突。这些差异和已经出现的第一轮迹象坚持已有秩序的规则,它将又一次违背其誓约。微弱的希望是在下层的压力下,政府将被迫坚持其誓约,而且反对国际趋势。因此,基本问题仍然没有改变。这个问题就是,政府是否决定履行其任务,情愿破除游戏的资本主义规则,并准备为了这个目的而动员社会。   然而这个框架将发生冲突,这个框架在16年里已经被加以修正。密特朗将会面临老板们的极力反对,他曾断言有更多机动的空间,有更多时间准备。若斯潘则必定会很快将自己推向国际社会的争斗,我们现在可以大胆地对我们的处境给出一个暂时的回答:因为民族国家没有消失,所以民族国家仍然是运动开始的领域,获取权力的领域,社会激烈变革的领域,但它也是迟早会生存下来的领域,所以这个运动必定会向一个更广的领域发展。有多快呢?考虑到国家规模、整合程度和自治程度,这个问题只能勉强给出答案。如果政府决定重塑社会,它将在美国获得成功,几十年来,它可能忽视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部分(可能它将不会是必要的,因为它的背弃可能使其他地方的类似事件突然发生)。在一个中等规模的欧洲国家,充其量将会遇到数年的暂缓发展。现在没有人会认真地考虑一下英国兰开夏、意大利的伦巴第,或者美国的路易斯安那自身发生的激烈变化。[25]欧洲统一体的国家仍然没有处在地方层次。但是因为经济和法律的整合,这些国家也不再是羽翼完全的主权国家,而且共同货币——欧元的采用已经加速了这个进程。可能的激进政府在精心设计它们的计划时必须考虑到这个因素,这些都必定是有感染力的,因为新政策为了生存将不得不扩张。它的政府首脑提出的建议,诸如减少工作时间,增加社会津贴,共同应对福利国家的瓦解等,必定会吸引成员国的全体选民。   当紧急情况发生变化时,一个国际范围的需要就是普遍的了。毕竟,跨边界的团结是社会主义传统最吸引人的特征之一。在抵抗北美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或欧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上,这个特征正在堕落,陷入了混乱,因此,从长远来看,它可能沦为反生产行为。这样做的语气可能与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等人的侵略主义语言相混淆。   反对进步的人必定会更直接地说,这不是在为一个抽象国家而斗争而是为防止大企业规则的强化,因此,为了在成员国中实现工会和其他社会运动的联合行动,它将情愿牺牲主权来保护工人们的利益。   需要重申,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的国际主义原则。“单一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是斯大林主义的创造,它在表述上是矛盾的,无论如何,社会主义视角在当前混乱状态中的出现都将不得不国际化,这是真实的,你不可能有一个反对那些不普遍的剥夺、不公正、不平等的运动。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四周被污染的海洋包围的纯洁的岛屿。资本主义在内驱力的促使下入侵整个星球,社会主义在其自身的方式上也不是普遍的。如果全球化是利润征服世界的道路,那么,国际主义必定是工人们的回应。一个新的世界即将诞生,它受其国家保护,同时与其大公司的利益冲突,这样,民族国家被生产力的发展在缝隙处撕裂——所有这些都是即将来到的变化的征兆。计算机可能是合作的工具而不是剥削的工具。信息高速公路或数字电视和网络不得不附属于贸易,它们也不得不成为商业文化的工具。我并不是说,同样的工具在社会不同的使用者手中的性质被修改了。科学、技术和其服务的社会体制之间的关系比那个更为复杂。我只是说,我们的科学和技术发展水平允许国际组织有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人们在本能地渴望国际主义。我们看到,无论在阿尔利亚、波斯尼亚、卢旺达,还是在科索沃,由于受所见惨景的震惊,人们不仅正在要求立即加以干预,而且也需要有自己的法庭和强制手段的国际政府形式出现。   在此意义上,问题是此类制度必定会被人们误解,而你们能够想象这样一个谴责和惩罚美国的组织吗?因为美国对危地马拉或尼加拉瓜进行了干涉。我们能够想象美国的当事人,如沙特阿拉伯或以色列正在遭受的苛刻待遇吗?或者我们正在用一个与美国的商业利益无关的尺度来测量它对人权的侵犯吗?然而,如果我们在联合国的主持下或其他相反的情况下建立了这样一个实体,并用武装力量来执行它的话,你们就只会为了维持现状而强化了暴力。不过,人道主义的诉求是自然的。   当人们考虑到我们的生态前景时,对一个真正国际化的权力当局的要求就更加重要。为了确保这个星球的生存而做出的努力基本上是全球性的问题,比如土地、空气和水的污染,臭氧的耗尽,全球变暖等问题必须由各地着手处理,但只能在全球范围内加以解决。每过几年,联合国就会召开一次环境与发展会议,比如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大会制定了未来计划与方案,结果与1997年的京都会议和1998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一样,有人发现大企业变得比值得赞许的宣言强大得多。   我们稍后将讨论到,资本主义能够发明赢利性的绿色运动,与此同时,它内在地不能确保我们的生态环境,因为它需要依赖交换价值而不是价值来扩张。但是,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是另一个局限。   今天,每个人都知道,生物圈无法承受西方富裕国家盛行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方式向全世界推广带来的压力。那种想在印度或中国拥有两辆车的家庭对于环保主义者简直就是噩梦。附带地说,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关于在全球推广美国生活方式的说法仅只是“闲话”的原因。如果讨论者们再深入地思考一下,他们真的应该记住,富人世界接纳了小部分外部人,却把他们从西方世界好的部分中排除了。无论如何,生态环境可能暂时得以确保,而特权阶级的习性同时只能通过防止世界主要人口实现那些生活标准来得以维持。解决这个两难困境的唯一办法是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新形式的合作——考虑一下那个词汇的真实含义——联合构建新的生产模式和新的消费模式,再次强化从国际角度进行思考的必要性。确切地说,它就是进步运动必须起作用的地方。毕竟,我们不可能装作在国内消除不平等和不公正,而在外交关系上却容忍不平等。

第九章 国际主义与全球化 资本观念本身直接反映了创建世界市场的趋势。 ——卡尔·马克思:《经济学手稿》 天啊!飞行的时间就是非法入侵的时候。 ——兰波(Rimbaud):《进入地狱的理由》 ...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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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丹尼尔·辛格)(十一)

第八章 超越劳动和闲暇  


 用薪金去敦促人们工作的想法在发展,它不是一个不变的公理。我们一直持有后一种想法,而忘记了其他任何激励方式。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ulzger-ald):《天堂此岸》   


有人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新时代,正面临一个全新文明,借用一本畅销书的书名来说,“工作的终结”是这个时代的象征。[1]因为工作不仅是大多数人类活动的生活来源,更重要的,它也是人们相互交往的渠道,所以它的消失将是划时代的。但少有数据进一步证实这个显著性的论断,即使在失业显著上升的欧洲,就业实际数字在19世纪半叶也并没有下降,而且不及劳动力的增长。美国被认为是未来社会的模式,它可以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来保证失业人口几乎不发生变化。但就业不稳定、工作无希望、待遇差则是事实的另一面。实际上,我们现在观察到的可能是一个谬论的破灭,而不是工作的终结。   没有危机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神话,其不可思议的、永怛的增长机制同样是一个神话,这使带着仁慈面孔的资本主义景象崩溃了——它假设,至少在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每个人都能有一个稳定的、或多或少持久的、而且待遇不错的工作,生活水平也将不断提高: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持续发展的社会进步将会出现。在美国人眼里,这个故事可以概括为一个承诺,即“明天,我们都将成为中产阶级”。所有那些神话都不再为人们津津乐道,值得注意的倒是它们几乎同时从西方世界消失了。20世纪70年代,现存的世界秩序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它以劳动为其主要目标作出了抵御的努力。80年代末,这种努力是活跃的,劳动法被修改,过去的让步姿态被舍弃。压缩规模、外购资源、企业再造(re-engineering)——这些都是时髦的术语——以及适应日本的剥削方式,它们使这个机制在15年内设法恢复了均衡,大量国民收入从工资流向利润。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再次断定,这个时代的基本法则是资本支配劳动。   那么,我们是回到正常状态,还是回到过去呢?我们需要作出判断。资本法则从来没有真正受到危害,恢复也不彻底。虽然存在统计错误,但是认为工作消失的号召者们仍提出了一些问题。他们意识到了一个统治时期的结束。我们的社会总是在两个矛盾中运动。一方面,为了盈余,我们不得不降低生产商品所需的时间,所以采用机器而不使用劳动力。另一方面,为了获得更多利润,我们不得不创造新的工作。我们很难平衡这两个方面,同样也很难用新创造的工作来弥补消失的老工作,这种困难是有代表性的,尤其是随着技术、科学和知识成果的作用不断增强,更是如此。差不多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就认为“偷窃他人的劳动时间”对于我们的财富计算而言是一个蹩脚的依据,我们应该用闲暇时间而不是工作时间来测算财富。他赞同引用当时的一些资料,认为“一个国家只有在劳动6小时而不是12小时的时候,才是真正富裕的”[2]。这在当时似乎不实际,而现在却变成了现实。至少在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和闲暇的边界将开始消除。然而可能与现实的差距是巨大的,进一步地说,我们将不得不再次检验增长的目的,我们也将不得不把受逐利驱动的增长转换为人们对生产目标的确立,这种活动民主地建立在人们的社会需求而不是他们的银行账户上。换句话说,我们将不得不改变社会的真正本质。   但是我们首先必须大量缩减考察范围,考察问题真正产生的领域。实际上,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它破坏了现存结构,动摇了人们的基础。从而影响到每个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不管是工厂还是政府机关,现有领域都直接与工作之外的活动有关。这肯定不符合最穷人的情况。在南亚、南非撒哈拉和拉丁美洲,共有13亿人的日收入估计至少低于1美元。[3]从统计数据来看,这些人约占了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的1/3人口,他们的当务之急显然是生存。在剩余2/3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中,随着传统农村环境的动摇,人们也正被迫涌向散乱的城镇,在一个非正式的经济中寻找生计。制造业并没有萎缩,它一直在吸纳越来越多的劳动力。1970-1990年期间,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就业人口在全世界制造业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从43%增加到了53%。[4]在快速增加的亚洲国家,这种趋势尤其明显: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这些被称为“龙”、“虎”的国家为我们提供了体现资本主义优势的模式。1997年的金融危机之后,这种增长因各种反市场行为而突然消失了。   中国是富豪快速增加的亚洲后起国,但在绝对规模上,它无疑是最为显著的国家,这与欧洲逻辑相关。中国的失业人口是巨大的,而现在的失业人口几乎显性化是社会转型的结果,它从主要用政治手段进行开发转变到以更传统的资本手段来进行开发。相似现象在苏联和曾属于苏维埃集团的东欧国家也出现过。这里须要指出,失业人口并不只是在中国才大量存在——并且正急剧增加。大量失业人口的释放显然是进入资本主义集团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灾难是我们的模式在全球推广造成的,这也使得非洲大量人口忍饥挨饿,亚洲相当多的人口积贫积弱。但这与理论家们指出的工作随着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发展而消失的事实不符合。理论家们人为地指出,占世界人口1/5的国家占了4/5的资源和产出。换句话说,这些国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西欧和北美。   即便在这些国家,也只有不混淆就业人口的减少和工作的消失,这种看法才是适用的。因为工作数量在这个时期确实增加了,尤其是美国。1973年到1996年期间,按照工作年龄人口(15岁~64岁)来划分劳动力,经济学家们所指的参与比率,在美国从不到68.4%上升到77.9%以上,差不多增加了10个百分点。男性参与比率小幅下降,而女性参与率则从50%以下上升到了71%[5],这个增长是突出的,但是男性参与率仍大于女性参与率。1998年底,欧洲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进一步放缓,参与率水准下降,就业上升,这虽然不是规律性的,但在结束了相当长的发展时期后,失业比率下降到了4.6%,就业恢复到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水平。所以,我们可以认为,随着工人抵抗运动的迅速瓦解,美国可以放松它的经济政策,也可以不再用货币工具来降低工资水平。[6]   无论如何,欧洲工人运动被证明越来越强,就业斗争依然没有被解决。随着就业人口比重的上升,欧共体并没有出现与美国相似的趋势。1973年到1996年,西欧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参与率一直相当稳定,妇女就业比重上升了——没有美国快——与男性比重的下降相协调,但男性参与率的下降比美国快,这远远落后于美国。这是因为25岁以下至55岁以上的就业人口比重大幅下降。法国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整个欧洲大陆似乎极大地缩短了工作时间长度。[7]然而,尽管不考虑这个事实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放缓,失业这个几乎被淡忘的指标仍然为突出地在欧洲重现。战后繁荣期一直保持在3%左右的失业人口在20世纪90年代却上升到了12%,而且欧洲很难在随后的恢复中开始认真考虑(get down to)这个单一的数字。从前的灾难的再现可能被解释为资本主义连续性的一个标志:25年前谁能想到,没有一个严重的政治剧变,这一规模的失业人口仍会再现。然而,它也可能被解释为制度的弱质性无法弥补它的“创造性破坏”的标志。当然,不管危机的严重性如何,工作并没有明显消失。既便在西欧,过去20年里的就业人口实际上一直以年均0.2%的速度增加。这个速度低于美国,但它部分低于欧洲1973年前的增长速度。[8]这个前景并不如欧洲的急剧转型突出。认为“工作终结”的理论家们正相当理想化地把“黄金时代”(golden age)有社会保证支持从而长期有保障的就业情况与今天社会津贴被剥夺,不稳定、不确定的情况相比较。   为了合理地对此加以考证,我们必须既考察劳动力结构的长期转变,也必须考察一下它在19世纪最后25年里加快转变的过程。战后的变化强化了这个长期趋势。农业生产率的大幅度增加曾经使西欧大陆国家能够模仿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而现在,土地上就业的劳动人口所占的比重(那些在农业经营相关领域就业人口除外)不仅在美国(2.4%)和英国(1.8%)是微小的,而且在曾经是半农业国的国家也是如此,法国(4.4%)、意大利(6.7%)同类指标值也正在萎缩。[9]一定时期内,人口持续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工厂,但是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和70年代的欧洲的工业人员所占比重开始下降,一旦服务部门有了宽松的环境,它的就业人口就一直增加,现在已经吸收了西欧就业总人口的65%,而美国的比重超过73%。[10]在欧洲,这个工业发展阶段包括移民劳动力的重要流入。虽然这种流入曾在经济危机期间大幅度下降。在整个欧洲,这个发展的第二阶段可以不严格地定义为从蓝领到白领,同时伴随妇女大量地进入劳动队伍。这个过程现在仍没有完成。   制造业的生产率大幅度上升,而工作时间却少有变化——相对而言,劳动力资源向健康医疗、文化和教育领域的转移似乎相当合理。然而,考察一下这些服务领域的就业情况,我们就会发现这些部门并不是惟一的增长部门。广告、金融服务、各种与法律和秩序相关的部门,也就是说,那些长期与主要社会组织相关的产业部门的就业也在快速增加。可能马上就有人反驳说,商业文化使年轻人去适应社会而不是对社会产生疑问,或者卫生医疗服务部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维持劳动力而设定的,它们都是对这种机制的支撑。但是医生、教师、或者甚至电视制作人对那个功能的履行并不像投资咨询人员和财产律师、看门人员、狱吏一样明显。   这个机制非常需要得到支持。尽管这个机制没有幻想黄金时代,但20世纪60年代随着“黄金时代”而过去了。此后,速度开始放慢,利润下降。1968年,法国工人罢工:次年秋,意大利工人罢工,美国一般称之为“蓝领哀歌”,它暴露了对既有剥削方式的大量不满,以及潜在的对抗。这里,有必要再次强调生存机制的基本原则:资本支配劳动。然而,在经过了25年的高利润和有保证的经营之后,企业不愿破除这个综合机制。它做出了最后努力,试图提高利润率,将其从扩张困境中解脱出来,但是没有成功。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下降进一步使计算变得变得复杂。公司设法把生产的不增长与价格的大幅度上升联系在一起,并创造了一个经济学新词:滞胀。因此,在资本开始受到全面冲击之后,20世纪70年代整个十年都处于转轨时期。   这次冲击进一步发展,并伴随着来自意识形态的攻击,它蔓延了整个西方世界,虽然它实质上并不是同时发生的。1981—1982年,里根政府通过解散航空交通专业管制员工会(the Air Controllers Union)——PATCO——向世界商业表明应该放弃在工会谈判中的让步姿态。1984—1985年,英国发生了最大的工人抵抗运动。在紧张筹备后,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对煤矿工人采取了对策,最后设法击退了他们。因为贸易联盟的领导决定不支持整个有组织的、参加工人运动的罢工者。总之,美国更容易取消社会津贴,美国工人在单个协议中获得或丧失利益都比西欧容易。在西欧,福利国家的消失不得不要求国家出台对策,出台法律。在意大利,指数化的工资水平随价格而调整,“滑准法”(the Scala Mobile)直到1992年—1993年才最终被取消。   就资本而言,资本只有改变它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才能得到巩固,尤其是在车间一类的场合。日本管理方式可以实现这个目标。这种转变值得研究学习,有人认为它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即所谓的福特主义时代的结束。这里主要考虑两层意思:F·W·泰勒在《科学管理》中研究了时间和动机,他严格区别管理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脑力劳动在汽车流水线和福特的“5美元日薪”中结束了,这表明了通过更高薪金来扩大消费者市场的努力。因此,福特主义简要地表明了20世纪开始形成与发展的管理方式,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年则是其辉煌时期。当时,生产快速增长,尤其是耐用的商品快速增长。与此同时,耐用商品的大宗消费也有了发展。在许多人认为它会永久增长之后,这种增长最后结束了,人们不得不调整这个机制。一辆汽车象征性地取代了另一辆汽车,据说福特主义也被丰田主义取代,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工厂在更早的时期都是按照亨利·福特著名的鲁殊河(River Rouge)工厂模式设计的,仅只是意味着模仿,而且从雇主的角度来看,这种方式在当时是最有效的,因而成为劳动力利用的主要方式。丰田阐述的“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是在一个技术发展更高、更先进的水平上对新的挑战作出的反应。在这里,我也不试图去描绘日本经济怎么运行:它的管理机制是怎样在反对高度垄断社会的斗争后形成的。从目标出发,我将尝试着用大量文献总结这种管理方式的要点及主要特征,尤其是因为它在向一个新的剥削模式转变中为西方世界所采纳。[11]   首先需要记住,日本管理模式的变化是在工人抵抗运动被消除之后就出现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立即建立了大量军火贸易联盟,但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这些军火交易联盟都在冷战时期的恐慌性暴力进攻(red scare offensive)中都受到了挫折。新管理机制随后被采用并加以实施,它只能在没有被组织起来的工人或者工会相当驯服从而能完全服从公司的地方才起到作用。这次战后的斗争也表明对日本模式新的考虑,即就业保障(虽然“工作寿命”实际上在55岁就结束了)以及根据资历来增加工资(应该承认,它通过个人评估——Satei(Personal Assesment)——以及占人年均收入1/3的奖金来调整)。这些收益的维持给服从管理工会提供了一些信用,但是它们仅限于非常大的公司。因此,作为受欢迎的典型的日本生产过程的相关特权实际上被不到全国1/5劳动力采用。因为,“核心”公司和外围公司之间的情况有很大差别。   实际上,日本模式的一个特征是它的松散性,它在垂直的联合中有许多层级。在一个阶段上,丰田(Toyota)有“168个第一层的承包商,4700个次一层的承包商。31600个第三层级的供应商”[12]。社会条件和收益随着每一个水平下降,而在最低一层上,主要是妇女就业和临时工作,薪水只是那些在主要工厂就业的人员的1/4。[13]整个设置好比一张网,核心公司则是布网的蜘蛛。个体工供应商是从属的,并不被给予补贴。他们在法律上是自主的,但又高度地依赖核心公司。核心公司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培训,尤其是第一层级的承包商更是如此,这些承包商反过来又控制它们自己的供应商。   赫赖因(Herein)破除了精益生产的一个秘密。核心公司将每种可能委托的事情剥离出去——清洁、餐饮、安全、财务——以及除了自己能做的之外合作。这在电子产业甚至比汽车产业更为突出。因此,NFC(日本电气株式会社)、松下、三菱(Mitsubishi)和索尼把它们差不多3/4的彩电产品承包出去。[14]综合关系表明了日本生产的另一个特点——零库存(Just-in-time)流通方式,它大幅度降低了存量成本,将部分负担转移给了供应商。然而,核心工厂必须有很大程度的灵活性,因为理想的运营目标只有订单已经登记了才能产生。汽车工厂必须快速地记录,输送物资,建立新流水线。我们必须对柔性工厂里的劳动力使用情况加以考证。   有人认为,丰田主义(Toyotisn)是福特主义(Fordism)的反面是。它推翻了泰勒曾精彩论述过的脑体分离。如果要评论这种假设的真实性,最好的办法是考察一下美国对日本模式的移用——它按照日本模式组建联合风险公司或工厂。大多数情况下,与传统的美国公司相比,这些公司的雇用过程更加小心,也更有选择。而且花费更多时间训练新雇员——以周计算而不是以天计算——给他们灌输企业“精神”,教他们新的工作方式,这在小的团队尤为突出。在团队中,雇员将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怎么提高效率,减少不足之处。当装配线存在时,工人也可以通过团队组织起来,每人都完成搭档的任务,都能取代他,以至于团队领袖就是最后可以借助的援救者。在这些新工厂里,雇工们描述了其他相关好处,比如,人们会提到清洁而明亮的环境,礼貌的用语,对蓝领工人有明显的尊重(日本仍没有能向西方世界输出他们的主要企业精神,这些企业的雇工“自愿”以正常速度加班或者放弃给予他们的假日)。   如果通过执行者的视角考察一下日本组织,它的吸引力就消失了,所谓的“Kaixen”(连续改善)并不是工人自治的亚洲版本。雇员对超时、流线速度或者轮岗没有发言权。[15]所有关键决策都是上级制定的,而工人们在这个框架中才有权利,也有责任不断地提高他们的行为能力,也就是说,他们剥夺了自己的自治与自由,而这些是他们过去在传统工厂中设法从雇主那儿“偷”来的。在此意义上说,团队仅意味着无比的压力。我们也不能将轮岗和对自由与技能的保障相混淆。这些任务仍然被分解为用时间量度的各个部分,在泰勒主义者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工人的任务成倍增加,而知识却没有增加。实际上,当美国接受了泰勒制工厂时,他们主要雇用年轻的、有足够能力应付工作、乐于合作的职员,他们并不是在寻找熟练的工人。   福特主义的装配线集中体现了F·W·泰勒的雄心,即把所有知识转移到管理上,剥夺了工人的技能,把工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属品。即便泰勒制工厂能把一些脑力功能恢复到工人手中,它也不可能推翻福特主义,而是对它的最终履行,它产生了一些奇怪的奴隶:机器的附属物。但是它并没有恢复这些功能。如果有区别的话,它把工人降低到了一个更为从属的地位。在那些工厂里,泰勒制成功地控制了思想,它可能已经把奥韦尔所说的伪装的压制视作一些受蒙蔽的人们对这种管理的认同。但从日本开始,一些真正的收获将在整个西方世界迅速发展起来,即被灵活地描述为“压制型管理”的管理模式,但与查理·卓别林(Charcie Chaplin)在电影《摩登时代》中的预言相比,这几乎是小儿科。[16]   当然,在资本配置上,剥削的更高形式不是与先进的技术手段相分离的。如果没有机器人,没有电子计算机化的通信和电脑控制,就不会有零库存管理,也不会有今天的丰田式工厂(Toyotist)。但日本模式是在没有大量的技术特征下产生的,虽然今天它运用了这些技术。事实上,技术过程、项目、软件都有了很大发展,这满足了丰田制管理的需要,并且因为存在对这种机制的需求,也因为西方的雇主用新战略和新方法去维持他们对劳动力的支配地位,所以这种管理机制随后走出了日本。如果没有可用技术,这种新机制是不可能想象的。虽然这些技术必不可少,但它们并不是生产者。   大宗产品,比如汽车曾经与自我管理的真正形式,即工人掌握了他们的工作内涵相协调吗?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个问题很流行,尤其是在瑞典。当时,瑞典是不符合这个规则的,失业几乎可以忽略,4/5的劳动力组成了工会,因为薪水低下,所以工厂很难招聘到那些乐于在装配线上工作的年轻人,他们认为装配线作业是紧张而且土气低落,枯燥乏味的。瑞典的两个汽车生产商——萨帕(Sabb)和沃尔沃(Volovo)被迫采取措施来降落低这种职业的乏味。尤其是沃尔沃做了多种努力。1974年,沃尔沃在卡尔马(Kalmar)建立了一个工厂,高度分散的工作被更长的作业周期取代。11年后,沃尔沃又在乌德瓦拉(Uddevalla)建了一个新的工厂,装配线被统统取消,沃尔沃组建了由10个或12个工人构成的团队,团队成员从始至终地装配一辆汽车。卡车工厂同样也采用了这种规则。   瑞典的实践当时是有教育意义的,但它不是决定性的。有趣的是,我们看到,当工人更了解正在做的工作,能更多地掌握自己的工作,有更大的创造性时,他们对工作的不满就就消失了;我们也看到,尽管管理方式发生了转变,但瑞典的生产率仍迅速达到了高水平(虽然不是全世界最高的)。另一方面,这种管理方式不是决定性的,因为雇主的主要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一旦瑞典不再是例外,而大量增加失业人员也改变了对劳动力市场的态度,雇主就将放弃这种转变。当然也有一些教训值得汲取。这种行动被证明更为成功,并最后运用到了卡车工厂,在阶级队伍的支持下,工会最终很好地平衡了力量。大量失业对雇主人道主义热诚的治疗被证明是极好的,即便在改革最强烈的时期,雇主们也没有意识把实际权力转移到工人手中。正如安德烈·戈尔兹(Andre Gorz)在研究瑞典案例后正确指出的一样,不存在允许生产商和“公民—用户”(Citizens—users)检查产品自身及其社会用途的舞台。更糟糕的是,你不能在单个工厂建立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Self-managing Socialism)。相反,20世纪90年代中期,瑞典转向了精益生产和零库存体制。[17]   因为西方企业需要新的管理方式,所以它们很快采纳了日本战略。但由于日本的生产力更高,日本企业开始占领了美国国内市场,美国汽车工业或消费电子领域的大公司就开始大量研究他们的日本对手,他们发现模仿能够获得大量好处,因为日本模式为他们的利润率和劳动力关系这两个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美国人意识到规模没有实际价值,也不需要正式的垂直联合。在直接责任没有成本的情况下,你可能对工业命令和财务控制感兴趣。在大工厂,精益生产中的工人往往联合起来,而核心人员减少,这样意味着工人抵抗减少,薪水下降,社会收益减少。一旦最低一层再次出现,血汗工厂的每一次移动都会恶化。   事实上,这个过程是适应过程之一,而不是纯粹的模仿。因为美国在金融资本正超过产业资本时引入日本方式,所以整个改革就是次要的,而几乎即期的利润率才是必要的。如果规模下降是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那么,企业再造(re-engineering)则是它的更高阶段。产品存量得益于零库存机制,而劳动力的积累则得益于解雇工人或者为了大量追求更大的红利或价值正在上升的证券,工人转向低保障的工作,包括服务产业在内的各种经济活动。日本车间里的剥削与美国财务管理的混合被称为公司治理,它的影响正在扩大,并且开始解决工人抵抗问题。尤其在欧洲,在多年存有希望与幻想之后,我们发现,人们很难接受这样一个观念,即你能够有一份工作,但这份工作收入并不能维持你的生计,或者为了增加私人企业的利润,从而牺牲健康和其他社会服务。   当然,这种方式在每个地方都不得不适应当地环境。比如,有人认为,欧洲对新的挑战作出的反应在意大利东北著名的“网络”也存在,小的专业化公司联合起来一块生产,比如说陶瓷或纺织品或定制(custom-made)工程设备的公司,产业约束使这些公司找到了自己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地位。但把它称为同一模型的另一版本可能更准确。因为在这里,较小规模的家庭所有的供应商由于自我开发(Self-exploitation)而存活下来(同样,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避税)。整个机制可以灵活地描述为“没有集中的集中”[18]网络可能被证明是转型的,因为纺织业的博尼顿(Benetton)或眼镜业的鲁克索提卡(Luxottica)等行业领袖倾向于获得控制权。意大利网络能多长时间控制国际核心公司(spiders)呢?这值得讨论。[19]然而,我们这里所说的优先权本身是与现象相关的,而不是它的变量,而且事实上随着资本主义下的工薪劳动力揭示了它的基本担忧,在不到20年里,劳资关系已经被推翻了,关于可靠的“工薪社会”(salried society)的理论已经瓦解,所有这些都是由管理引起的,而不是技术和革命引起的。[20]   革命可能是一个太刺眼的词汇,因为它错误地意味着这个体制已经改变了它的本质,而不是它的一些现象,或者因为它被称作单一的、均质的,或因为它能依据所接受的订单作出精确的反映,从而决定生产,而在理性的和生态的、负责的社会决策的指导下,我们的模型不能被理解为保守主义的进步之一。因为永久增长神话的破灭,已经没有必要替换受约束的、有限的扩张神话。资本主义可能已经改换了地方,但是它没有改变其本质。受逐利动机的激励,资本依然在扩大再生产的内在必要性以及扩张责任的驱动下前进。“武装力量,全球债务,有计划地衰退”是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警言,它一直是西方世界的支柱,这取决于梅扎罗斯(Meszaros)所说的“利用率的下降”。因为关键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即产品是否能被卖掉:而不是它是否需要——在某种意义上,浪费越多,情况越好。私车比公共交通更能赢利,即卖一个生命周期短的产品比生命同期长的产品更有利可图。然而,那些根本不可能使用但容易销售的产品是最理想的。[21]这种规则现在比以前更适用。如果考虑到冷战的结束,军火支出的边际下降,军火工业大型企业一直是我们生产的核心企业。在其他地方,利用率一直在下降。计算机、微处理器、集成电路块的生命周期正变得越来越短。我们已经设法减少了产生新模式所需要的时间及其运行成本。广告支出、销售人员支出,游说人们购买东西的费用正在上升。资本主义可能被谴责为根本不在乎人们真正的需要,但它们为了控制生产而约束生产却没有受到谴责。   这使我们在寻找可能的补救措施之前,仍必须解决一个迷惑,即把失业人口及贫穷工人的数量的大幅度上升与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下降进行比较。过去20年里,在就业期稳定增长后,不稳定性戏剧地出现了,这可能意味着生产率在“黄金时代”一直有规则地增长,然后由于技术变化而剧烈上升,这严重影响了就业。有数据能准确地说明这个相反的事例。尤其是在欧洲,劳动生产率直到1973年都在明显上升,随后上升速度才放慢。必须承认,这些数字不可全信,劳动生产率的计算一般来说是件冒险的事情,就服务部门而言则相当虚假。[22]但是在这里,逻辑似乎以相反的方式在奇怪地运行:随着生产率增长的放缓,劳动力开始大量剩余。   可以大胆地指出劳动生产率下降一些原因。明显的一个原因是,劳动力不断从工业部门转移到服务部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规律性放慢。然而,即便如此,这些也需要加以考证。随着电子产品进入了办公室,秘书、通信工人和银行出纳员的工作与工厂里的工作一样迅速消失了,而资历较浅的管理者也正在消失。然而,这个规则仍然有效。生产领域的工作被消减,而服务部门则创造了工作,虽然这些创造出来的工作岗位不再足以吸收因萧条而出现失业人员。汽车工人现在正被汽车销售人员取代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如前面提到的,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与发展生产相比,有一种发展那些维护现有社会更有用的部门的趋势:各种金融服务部门和法律部门、广告公司或保障机构。除了使用率下降规律之外,也存在所谓的生产性投资被浪费性使用,滥用电子设备,把计算机作为一个较好的打字机仅是一个很少见的例子。最后,可以用传统原因来解释为什么没有生产率的工作仍然存在或者在血汗工厂或比萨饼店被创造出来:因为这些劳动力是廉价的。当然,我们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和思考来解释这个明显的悖论,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最近几年,工作人员的工作环境正大在恶化,劳动力处于困境中,这不是由技术创新带来的生产率的突然上升引起的。[23]   这里,至少有一个公认的结论。在19世纪最后20年里,雇主们已经获得大量收益,而工人则遭受严重的挫折。正如一些人指出的,这并不是说,直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和劳动力仍被结合在一起;如果前者居主导地位并且没有达到极致,那么,我们就将看到另外一个时代来到的曙光。简单地说,资本不再能以原来的方式运作,它被用来挤压它的搭档——从而取得显著的成功。工人处境的弱化,可能有多种解释,一种解释是组织化的劳动力下降,。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大多数工人仍然被组织起来了。工会成员在劳动力中的比重虽然已经大幅度下降,但在德国(29%)、英国(34%)、意大利(39%),这个数字仍然较高。现在,法国或美国的同类指标很少在两位数,而且一直在下降[24],工人的战斗性可以用罢工的敏捷程度来表示,它现在已经进一步下降。   工人情况的恶化还有更深刻的标志。在欧洲,大量的失业人口重新出现而且持续存在,这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标志。在美国实际工资现在已经低于越战时期,而且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较明显的特征是“贫穷的工作”。然而这个差别虽然较明显,但也不应该夸大。如果你考虑到有些失业人口在统计上没有数据可考证——那些刚刚失业的人占了美国男劳动力的1%,这个比例就与欧洲的平均水平更为接近了。另一方面,贫穷的工作人员不再是美国人或盎格鲁-萨克逊人这些特权人群。比如,有报告显示,1983年至1997年,法国低薪工人的比重增加将近一半,占劳动力总量的15%,这完全是由于低薪人员的增加引起的(低于工资中位数的50%,或者每月低于620美元),其比例从5%上升到劳动力总量的10%。[25]随着过去被认为正常失业的情况消失,临时、暂时和兼职工作迅速增加,事物的两面被统一起来了,事实上,统计数据并不总能证实这种转变引起的最突出的现象,因此,在美国,临时工作明显地从1973年的16.6%上升到了1993年18.8%,而且大约3/4仍然属于自愿性失业。[26]当然,如果有大量的公定假日,而正常工作时间变短,在兼职人员中占主导地位的妇女的选择则可能会不同。   但是除了变化范围存在不一致外,毫无疑问,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是明显的,西方世界的工人阶级在此时是分散的、分裂的、衰退的。   这种挫折将怎样继续?如何将后退转变为反攻呢?为了寻求摆脱这种困境的办法,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趋势,这种趋势从美国开始。而后得到欧洲左派的认可。他们接受逐步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他们也寻求逃避,一些人会说这是一个避风港,它是一个不断发展而且定义宽泛的领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部门,而既不是市场也不是政府。如果依据定义,它的边界将有很大变化,其模糊性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你把医疗、教育、文化和其他由国家、地方当局补贴的社会服务或由教堂和基金提供报酬的工作,以及慈善、志愿者和社区工作,以及由非政府组织从事的工作考虑在内,你就会看到一个占国民总产值很大比重,甚至在劳动力总量中所占比重稍微增大的部门。[27]如果你把这个部门定义为拒绝市场规则和各种交换贸易体系规则的法人,这个区域就会缩小到很小比重。[28]我们将看到,不确定性是和另外一个名字非常模棱两可的领域相关联的——非赢利部门。   根据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的文章来判断,第三部门的出现不能被质疑为企图推翻现有秩序。从里金夫开始讨论是最适宜的,“工作的终结”令人迷惑,因为它在灾难性的判断与温和的补救之间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我们正面临的前景是一个不需要工作的世界,一个没有工作的星球,国家与大型跨国公司相比则渺小得多。第三部门提供了惟一出路,所以,除了要求“意识转变”和“社区的承诺”外,作者提出了什么具体的建议呢?实质上,各种各样的税收减少了对发起者和参与者的激励。在各种支付方式中,我们可以不理会让美国采用增值税的建议,因为这在欧洲已经存在了多年,而欧洲的失业情况比以前突出了许多。虽然具体性减少,但建议从军队转移一些资源,对跨国公司征收更重的税收则是更大胆的做法。最后,有人提出了诸如有保证的年收入或“对社会经济中的实际工作支付社会工资”等观点,但它们并没有被完全解释清楚,真正的迷惑在于企业无论大还是小,是否愿意接受额外税收,并对一个部门提供比“劳动力后备大军”所需更多的资金支持,因而提高普通工资水平。里夫金认为,大企业的机动空间较小,因为必须在建监狱还是资助第三部门的各种形式的工作中作出选择。有人认为里夫金是在用这种方式号召企业实体自利,因为他的文章中没有真正影响权力结构和财富结构的内容。   同样不能这样看待里夫金的欧洲同行的观点。比如,为了所知而且有独到见解的社会批评家安德烈·戈尔兹(Amdre Gorz)最近出版的书。[29]这本书的语言受《经济学手稿(英文版)》(Grundrisse)的启发,与马克思其他书相比,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更坚决地认为,技术和科学在现代生产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与用劳动时间来测量财富之间存在很大的反差。这个矛盾只有当联合生产者接管了才能消失,从而结束资本的统治。与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这本书的部分内容一致,戈尔兹断言,在他思考的社会中,“工资收益必定会消失而且会变成资本主义,”然而,戈尔兹也强调资本主义必须谨小慎微地度过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将消失,而且正随着大工厂和大宗产品的消失而消失[30],麦克罗·雷韦利(Macro Revelli)对第三部门的倡议一直都是理智的,他甚至也没有走得这么远;他没有涉及一个可选择的社会问题。麦克罗·雷韦利不太乐观,他把第三部门视为一个可以喘息的空间,一个历史性的缓冲地带,也把这个被社会经济占的领域描述为一个被解放的领域。[31]   这种解释可能是深思熟虑的,它把我们带回到25年以前。当然,情况已经完全改变,在第三部门倡议者的著述中开始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的一种情绪,当时,为了寻求快速而激进的变化,社会活动分子、军人们不得不准备进行比他们预期更长的征程。在这个时期,存在主义者相信,你可以不消极地接受被强加的环境,而是把它变成一种行动手段,这种情况与今天讨论年轻人能够把他们的意识变成自我肯定的资源是一致的。这个时期,一些人已经相信世界将被马尔库塞(Marcuse)所说的“流民和局外人“(Out-casts and Outsiders)改变。此时,出现了红色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这也是一个公社时期(commune)。实际上,当时一些事件煽动年轻人退出商业环境,使他们在争论中有效地认识到,革命要求改变人们的意识而不仅仅是改变结构和制度。他们无疑相信,共产公社是多样化的,而且与”“农村包围城市”相似,它最终将包围资本主义保垒。唉,“耶利哥墙”因为道德的鼓吹就不会瓦解了。   流浪者和局外人的数字已经同时成百万地增长,可能会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情况完全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解,我要强调的一点是,正在增加的危机的受害者受到政治影响,这才是关键的。在欧洲,失业人员的动员尤为重要,这也是为什么1998年初法国失业人员进入政治阶段是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当前的发展模式同时产生了随机性和不确定性,所以失业人员参加下列任何活动是关键的。我们将进一步来讨论。从基金中获得从事改进研究或有趣的社会服务的任何资金产受人欢迎的。从地方或国家当局可能取得的发展社会服务的任何资金将被掠夺,尤其是如果这种行为更加民主的时候。如果把社会行动和政治行动联合起来,人们就能获得相当大的最低工资,以及一个合适的失业收益或一个收入没有损失但时间缩短的工作周,而且如果有持续压力,就能够迫使体制做出大的让步。一定程度上,这就与其逻辑不一致——妙极了!然而,我试图表达的意思是,体制有它自己的逻辑,有它的核心,它不会被迫屈服于外围的行动。   第三部门的倡议者存在一个问题,即他们的国家和大公司的概念相当易变。他们认为,对全球化影响最广的解释已经是一个规则。所以,著名的3700个大跨国公司直接地占了整个工业化国家就业人口的1/5,间接地占另外4/5。但是,当我们只讨论单个国家时,这些公司的力量几乎被遗忘了,相反,在全球化世界中几乎消失的国家又出现了。当然得承认,这是一个相当抽象、没有阶级的国家。比如,你可以从中预期一个体面的“社会工资”,不管你是否工作都是如此,这是一个创新,并足以严重地打乱目前运行的劳动力市场。   这里,对“后市场”或“非赢利”的全部讨论似乎完全模棱两可。有人认为,非赢利既非驴也非马,既非国家也非市场,而是介于二者之间。麻烦的是国家和市场不是绝对抽象的。就它们所有的冲突而言,它们具有同样的社会构成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组成,在这个组成中,非赢利机构的范围被界定为很小。   只有当社会不再由资本积累推动发展,生产方式不再由交换价值决定,而是由真正的需求民主地决定时,利润才会消失。同时,如果单独地、狭义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即便最理想化的合作社最终也不能被它们周围的环境摧毁。这并不意味着要号召投降或不行动,事实恰好相反,我们在运动时必然认识到,激烈的社会变革不会一夜之间发生,而且如果当前危机的主要受害者没有积极参与,社会变革也不会取得成功。但是,这也不只是流浪者和局外人的任务。一个主要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需要不同的联合和不同的战略。   这种抱负不可能使过去再现——不仅仅因为目标不可能达到,而且也因为它是不合需要的。“黄金时代”只有在当前的异议引起的怀旧情景中才会突显。当自动化使大量痛苦而单调的工作的减少成为可能时,谁能梦想到福特式的传送带会复兴?这应该考察一下当今社会之外的内容。   在发达的西方世界,劳动力结构已经较大地重组,它有一个长期趋势而且突然加速。在过去50年里,这个速度变快了,或者说它已经加剧了变化从而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与此同时,长期趋势变得更加根本了。科学进步、技术创新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使得大量削减所需人力资源成为可能,首先削减生产我们生存产品所需的人力资源,然后削减生产生活稀缺品所需的人力资源。可能马上就会有人反对,生产人类整体发展必需的产品更为重要。潜在的困难是,自由放任的发展是一心想扩大再生产的资本主义最后的担忧,而且这也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很久不再履行它所谓的“开化功能”(Civilizing function)的原因——为了使人类能不再为生存做单一斗争,需要用一种革命的方式推动生产力。迄今为止,在一个非常的时间里,人为扭曲的增长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我们仅讨论20世纪下半叶的情况。在这一时期,第一个突出的特征是,人类生产率的显著增长与每个工人不得不工作的时间的相对稳定性之间存在反差。第二次大战以前,工人通过抵抗运动争取到了每周工作44小时的权利,至少在法国是这样,原则上也是这样的。战后,在可能已经使劳动时间暂时延长的重组之后,有效工作周在43小时到44小时之间浮动。只有在经济危机之后,随着失业的增加,西欧的工作周才下降到44小时水平之下,而美国的工作周时间则实际上增加了,尽管它的经济处于危机之中。从20世纪下半叶的整体情况来看,即便考虑到欧洲工人拥有较长的假期,每个工人每年所需工作的时间的减幅据说从零到30%。同一时期,依靠国家的支持,生产上升了400%或500%。这个反差是有启发意义的。闲暇时间虽然是允许人们发展个性必不可少的,但对于我们的社会而言,它不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的社会可能更关注可用的、有限的闲暇时间的商品化。   20世纪下半叶的第二个主要特征是,建立在利用率下降原则基础上的一个复杂结构有详尽的表现。它的一个支柱是有计划的衰退,而一度膨胀的广告投资强化了这种衰退。另外一个支柱是,军火工业联盟不仅为最小化利用率提供了发展空间——生产武器不是为了使用或者武器将在第一时间内被摧毁——而且更是政府对生产、研究、发展进行补贴的主要受益者,因此,这些能够被运用到商业领域的补贴可以被用作经济管理工具。在这些帮助下,我们的社会就莫名其妙地在一个扭曲而且人为的增长下继续发展了过来。   下面进行更深层次、更贴切的讨论。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某种意义上,我们与马克思设想的时代明显地非常接近。在这个时代里,“财富的量度”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支配的时间或闲暇时间,比如为了个人的全面发展的时间。[32]这不是说,可用的生产模式能完全转换为一个目的完全不同的生产模式。而“当机器变成相关工人的财产等时,它不会只作为社会生产的媒介”的说法是不充分的[33]。机器、项目和为了剥削而进行的组织方法将不会自动地变成人类解放的工具。它们中的一些将是适应性强的,而另外一些则将不得不一同掉队。然而可以肯定,知识领域的发展和运用使我们实际上可以设想一个相当不同的社会。需要再次强调的是,通过消除那些艰苦、乏味和令人不快的工作来取消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之间的边界是理想化的。同时,为了给所有人提供更多的可支配时间,大量减少那些仍然必不可少的社会必要劳动力,均衡地分布社会必要劳动力也是可能的。麻烦的是,这种不同的生活要立即为我们所理解但又很难达到。当前的体制能够继续它扭曲的发展,直到它遇到生态极限或者被那些最终发现资本的统治是不可忍受的人民所抛弃时,它才会终止。   如果有人认为一个社会秩序结束了,这可能是奇怪的,因为绝大多数报告判断,这个社会秩序确实设法埋葬了它将来的掘墓者。按照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说法,资本主义正在大量地生产未来的“掘墓人”——无产者。今天,分析家虽然不认为无产者结束了,但他们认为无产者是一个正在萎缩而不是上升的力量。如果你几乎形而上学地看待一个由矿工、工程、修船木工组成的工人阶级——男性,蓝领而且主要集中在非常大的工厂里——这是不错的,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社会影响消失了。在目睹了欧洲的两次主要剧变——1968年5月的法国和1980年的波兰——我可以证实,人们的意识在大工厂停产时就开始活动了。然而,如果仍按照一个呆板狭隘的定义,西方世界认为无产者的数量正在下降,但按照衣领颜色来判断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如果把工人阶级视作一个自身不得不适应经济扭曲发展的现实主体,那么,这个趋势就会反方向发展。随着农民小生产所有者规模的下降,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工薪阶层现在占工作人口的80%左右,而我们必须设法在这个松散和四面受困的群体中揭示新的工人阶级的规模和形态。[34]   在描述这个工作群体时,人们习惯从大受益者开始。借用罗伯特·赖希(Robert Reich)的词汇来说,这些大受益者的3%或4%是“象征性的分析家”,而另外16%则是所谓的“知识工作者”[35]。如果不是按照哲学家——国王,而是按科学家王后和启蒙的拥护者的说法,现实的鼓励要少一些。这不仅有利于隐藏这些人在生产过程和社会组织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有利于给我们带来统治的好的印象。在我们这个不平等增加的社会里,财富是高度集中的。有必要回忆一下,1975年,美国占1%的富人拥有的财富占20%,而1990年则上升到了36%,或者世界上225个最富有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几乎与全球人口中较穷的一半人口的所有收入总和相等。[36]这些超级富豪不是与科学家一起分享这笔最大的收入,而且与商人、管理人员(他们也是股东)共同分享这笔收入,因为首席执行官们(CEOs)现在有股票优先权,从而有巨额薪水。[37]比尔·盖茨在“象征性的分析家”中有比较骄人的地位,他是一个赚钱的人,而不是爱因斯坦的后继者。   所谓的知识工作者处于第二阶层,他们的知识也是相当特殊的。不管他们是在金融部门还是在会计服务或法律部门,或工业管理和研究领域占据一个关键的地位,也不管他们是否在控制人们及其思想上占据关键的地位,比如电视制作人员或广告人员,他们的技能必定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所需要的,资本主义制度要靠它来运行,而且他们的地位是与资本主义体制的生存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考虑一下资本主义制度,即便是那些财产位于上层的人当中,只有演员、歌星或其他艺术家在没有成为拜金主义者的情况下才会继续更高兴地履行他们的角色,而在一个相当不同的社会里则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其目的。   虽然这些特权群体在统计上被称为工薪人口(主要为了税收目的),但在他们中不会发现工人阶级。为了确定这个阶级,我们必须考察一下就业结构在19世纪后半叶的变化。我们已经知道两个最大的下降:农业就业人员急剧下降,而后,工业就业人员有一个较小的收缩[38](在德国,它仍然占了劳动人口的37.5%,虽然美国仅占23.8%)。就业人口从工业部门向服务部门的转移不应该被视同为工人阶级的消失。与汽车工业装配线上的男人相比,超市里的女收银员的薪水要差一些,而其工作条件同样也差得远。一般来说,劳动人口中的女性人口由于相当自然的增长(护士和医疗服务部门的其他从业人员,教师和教育行业中的各种从业人员)而极大地增加了。而且总体上,更多人为的增长(在贸易或者管理层中膨胀的行政服务的底层)能够被整合进一个定义灵活的工人阶级。   其他的一些变化是什么呢?敏捷的观察家已经注意到,极端的两极分化已经使得时髦的餐馆、雅致的时装店和漂亮的营业室再度流行,而昂贵的汽车则停在装修一新的房屋外,这些都改变了旧的时髦区域和新的贵族区域的外表,尤其是在大都市里。[39]在数据上,对富人进行个人服务的数量增加比为其企业所进行的专业服务的发展更加明显,虽然这里我们必须小心统计谬误。大公司正为了更简洁的外观而努力,它们减少了所有与会计、交通、安全、餐饮或清洁服务相关部门,因为这些功能社会化(outsource)了。它们也改变了其统计特征:做同样工作的同一个人不再计算在产业中,因为他们是服务部门的从业人员。最后,在独立自主的工作上,有许多值得讨论的进步,这是一个极端夸大的进步。从这个时期的整体情况来看,这个部门随着农村小生产所有者和小店主的减少而减少。在自己国家以外的土地上工作的人们才是真正重要的,在西欧国家,比如希腊、意大利或西班牙,它占了劳动人口的1/5到1/4。而在其他地方,这个比重在10%左右。在英国、爱尔兰和比利时,这个比重在20世纪后半叶的最后20年里有大幅度增加,从7.3%上升到11.9%。[40]这些新的独立自主分子大多数并不是为全球最好的出价者提供服务的奢侈的流浪者。他们通常是那些为了避免失业而在一个安全和收益更好的公司从业的人员。   总体而言,劳动力的变化是深远的但不是根本的,虽然即便在富裕国家,现在不仅有大量生活悲惨的人处于失业状态,即所谓的“收容人员”,而且也包括劳动大军中不稳定的部分。所以,如果像过去曾经可能的一样,把工人定义为“什么也没损失只是摆脱枷锁”的人就可能是错误的。今天,他们中的许多担心失去房屋和车子,甚至还有摄像机(Camcorders)和蜂窝电话。与通常情况一样,能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是他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因为他们对生产方式的控制权被剥夺,所以他们无法掌握任何工作目标、意义,或者甚至是他们工作的组织。但是近代艺人不曾借助计算机更新他们的工具吗?极端地说,在家工作的妇女是一个囚徒,而不是一个缝纫机前辛勤工作的女缝纫工。一旦存在社会紧张,相应的问题就会出现。这里以膨胀的信息产业中的关键角色——计算机程序员为例。熟练的操作员的薪水自然相对较好。但是,只是他们中的小部分人是“象征性的分析家”,可以创造一些项目以帮助企业加强对劳动力的控制,扩展它的金融网络,强化它对媒体的控制。绝大多数人则正按照严格秩序做着上述困窘的工作。随着社会冲突的强化和成功的中产阶级神话的瓦解,技术人员、研究人员和其他大多数人都将不得不在其坚持特权的意愿下降的情况下决定他们是否支持统治者,或者为了寻求自治与自我运行,他们是否站在旨在瓦解整个体制的工人一边。   工人阶级是否仍然是急剧变革的主要力量呢?这是个决定性的历史问题。就此而言,问题并不是工人阶级的规模,因为从统计数字来看,它还没有萎缩。怎样才能团结工人阶级,怎样才能使这个目的变得普通,尽管它有明显的差异性,并且确实存在着多样性。这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比过去更为明显了。不同社会机制的发展放缓正在使转轨变得更难。而这是矛盾的。把大工厂分解成更小的单元则将使生产者的自我管理变得更容易,与此同时,由于随时调整,通信与数字使传输取得了巨大进步。这将使得更大规模上的民主合作能顺利进行。然而可以肯定,无产者队伍的集中是他们进行动员的资本。   如果新的工人运动想把各个部分整合起来的话,它就将而临一个复杂而巨大的任务。它必须劝说那些在相对有保障的公共部门就业的人员,因为如果私人部门的抵抗消除,“你们的工作就不会持续太久”,欧洲电信工人就有这种迹象。但是它也不得不通过工会和社会利益来说服那些在大公司的大工厂里从业的人员,如果没有更安全的避风港,一旦供应商的雇员,以及更小的公司的雇员被尽可能地减少,那就要轮到他们了:换句话说,他们和“意外受难者”以及失业人员有共同的利益。目前,要向那些残存的血汗工厂或企业中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解释以下观点并不是更容易,即他们的敌人不是大工厂的工人,而是他们的老板,或者就单一家庭和朋友经营的企业而言,他们的“ 敌人”是促使他们进行自我开发的机制。在新的情形和正在发生的混乱下,工人必须再次认识到一些团结的基本原则。根据发生的事情来判断,必须再一次告诉他们,是老板的利益把他们按国家、种族起源和肤色划分开来,或者按性别来划分。   与妇女就业相关的问题解释了工会运动的全面复杂性。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妇女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口的40%,而且按照当前的趋势,她们的比重在21世纪第40年左右将会达到50%,与男性相当。[41]无论取得怎样的进步,现在,妇女仍在薪水、晋升,甚至各种职业准入等方面受到严重歧视。因为妇女的社会地位,也因为她们还继续履行两个功能(指同时扮演家庭角色和职业角色),所以她们在那些明显“有利”的兼职工作另的地位显著。1993年,妇女从业人员在美国占了兼职人员的2/3,而许多欧洲国家中则占到大约4/5,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兼职工作是相当重要的,在挪威和瑞典,其比重占了整个就业的大约1/4,而在芬兰,则超过了1/3。[42]这些国家一直被认为是替妇女着想的榜样,这更值得讨论。必须承认,如果不得不接受一定形式的灵活性,那么,较容易为人们接受的是工作时间的选择和一些权益的保留,它是由工会协调而实现的,而不是由雇主强加的,然而,从为妇女争取特殊地位的趋势中可以得出一个逻辑推论:这样一个信仰可能会恢复,即妇女的真实位置是在厨房、教堂或护理院里——德国臭名昭著的儿科医生(kinder),厨房(kuche),教堂(kiche)——收入的损失可能进一步强化只轻微动摇的女性沙文主义。   这个例子不仅表明了复杂性而且也表明了工会运动的政治本质。如果以后的工人运动想再一次取得进步的话,它就不可能负担得起老的部门,这个老的部门把贸易工会归纳为面包和黄油问题或者合作运动,而把政治问题留给了政党。如果想要实现联合,就不得不政治化,因为能把各种类型和水平的工人联合在一起的唯一方式是他们对掌握自己的命运有共同的愿望,他们对控制自己的工作也有一致要求,而不仅是它的组织及其社会功能。随着科学带来的技术进步,资本形态的绝对劳动的积累目前已经使得它现存的匹配物减少:为了把机器和知识恢复为对付联合生产者的工具,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打碎资本及其政权。这是一个远期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的任务是巨大的。在此过程中,我们将不得不解释清楚运动的方案,它必定包括主要的平均主义的作用和新形式的民主。但是我们首先必须回答另外一个正困扰我们的疑问,即在国家边界随着全球化神话明显移动的世界里,工人能否扮演一个历史性的角色呢?

第八章 超越劳动和闲暇   用薪金去敦促人们工作的想法在发展,它不是一个不变的公理。我们一直持有后一种想法,而忘记了其他任何激励方式。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ulzger-ald ...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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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丹尼尔·辛格)(十)

第三部 寻觅新社会

导 言 把握我们的命运   


本书最后一部分,旨在帮助左翼力量在复兴之路上能够把握未来,但这一部分必定处处充满了模棱两可的语气。模棱两可是指,尽管我们坚决相信过去群众所无条件接受的、作为一种模式的社会主义概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我们同时也主张,虽然人民会反抗,但要是没有一种相当清晰的新社会图景,人民也不会加入到不断的政治行动中去。本书这一部分,将尽力在这两种显然是相互矛盾的压力之间找到一条出路。现成的答案是没有的,但我将会提出一些左翼必须集中讨论的问题。   第一章将关注在我们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里劳动所扮演的角色。在发达资本主义各国,我们得到的是一种让人难以接受的选择,要么是欧洲式的令失业人口越来越多的解决方案,要么是美国式的“有工作的穷人”的分摊(Proliferation)方案。时下流行的说法——“工作的终结”是什么意思?它是不是说,技术进步使我们有可能实现消除劳动和休闲之间的边界的梦想?在一个评价商店生产的标准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价值的社会里,只要工作(work)还是劳动(labor),还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而不是非商品,那么,这个梦想就难以实现。另一个流行的观念,即可以在同一个社会里既扩大非赢利性部门,又不致触动利润主宰一切的经济体之核心,似乎也属于虚无缥缈之列。这些问题背后隐藏着另一个问题:在重建年代里已经出现深刻变化的劳动阶级,还是不是历史变革的潜在力量?   在我们这个愈来愈相互依赖的世界里,还能否看到这种转变?这个问题迫使我们看一看全球化的新神话。全球化是上帝的恩惠,是技术进步所必然带来的结果呢,还是相反?是国际化所采取的一种人为的形式,还是资本对其结构危机的反应?不管如何,哪怕属于后一种情况,全球化也的确给我们的政治施加了影响,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即在一个中等规模的民族国家边界内,我们能够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   全球化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全球财富的巨大差别上。再也不可能掩饰说有望消除不平等了,因为不平等的程度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最近30年里,20%最富有的国家占全球收入的比例已经从70%攀升到了85%,而最穷的五分之一国家所占的比例,则从2.3%跌落到了1.4%。在各国国内,特别是在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这一差距也在扩大。而且,平等问题不再仅仅表现在财富方面,妇女解放运动也已经把一种影响半数人口的不平等提上了日程。由于得到传统的支持,这种不平等一直被当成是顺理成章的。由于种族压迫毫无收敛,移民歧视也另辟了新路而高歌猛进,因此,最完整意义上的平等主义如今在所有为彻底转变现存社会所制定的纲领中,都成了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平等问题直接在牵涉到民主问题,后者必须处于所有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核心。这并不仅仅是出现于苏联经验的原因。倘若这一经验让我们想起所谓的“形式自由”的重要性,那么,简简单单地恢复这些自由也是不能让我们满意的,我们自己的自上而下的统治制度每隔四五年就会更新一次,靠的是发动群众来声讨极权统治。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在半斤八两之间作出选择,这种选择每次都要在电视节目上花费大量开支,但这显然不够。假如我们想要人民在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里获得权力,那么,我们不但需要平等主义,也需要全方位地改造民主。   因此,本书最后一部分的主要议题是:对当前流行的制度加以隔靴搔痒似的改良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当前制度的框架内做斗争,提供的答案必须能够最终让我们超越现存社会局限。忽视后者,与忘记前者一样,都是不现实的。最近30年来,统治当局的巨大成就,就是利用了每一个机会,特别是苏联的崩溃,使得我们相信了自己是现行体制的囚徒,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如今,当局的统治多年来首次受到了撼动。但只有当人民再一次真正认识到他们的命运并非注定,他们能够成为自身命运的主人的时候,当局的统治才会走向严重的危机。

第三部 寻觅新社会 导 言 把握我们的命运   本书最后一部分,旨在帮助左翼力量在复兴之路上能够把握未来,但这一部分必定处处充满了模棱两可的语气。模棱两可是指,尽管我们坚决相信过去群众所无条件接 ...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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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丹尼尔·辛格)(九)

第七章 不满的法国冬季

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雪莱:《西风硕》  


 1995年11月15日,傲慢的法国总理阿兰·朱佩(Alain Juppé)走进了国会下院所在地波旁宫,他准备提出控制社会支出——特别是国民健康——的计划。他并不知道,当然,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将在法国引发一系列剧变,而这些剧变如果没有震动整个世界的话,那也至少给了世人思考的丰富材料。每一次风暴似乎都是在万里晴空中产生的,而这也只有在我们回顾这些风暴时才能抓住清楚预示风暴来临的警告征兆。大约一个月以前,法国的公务员们被政府冻结他们工资的决定逼得发疯,于是,他们在全国组织了一次令人难以忘怀的罢工和抗议游行,虽然这次罢工历时只有一天,但参加的人相当多。几乎在同时,学生骚动在鲁昂大学[1] 开始,然后迅速席卷全国。而在l0月末,刚刚当选的总统雅各·希拉克以一种180 度大转弯的面目在电视上露脸,让整个法国大吃一惊:他在竞选中许诺要矫正社会不公平,而现在,他却要求普通老百姓而不是富人要勒紧裤腰带了。   法国人民有足够的理由来表示不满和不耐烦。因为至少12年以前——1983年,当社会党人上台两年后忘了自己的誓言而转向正统的财政政策时——法国人民被继任的由左翼和右翼共同组成的政府告知,他们所做的牺牲很快就会结束了,隧道的尽头是有光明的,完全就业的繁荣前景指日可待。对于公民们来说,这个计划是一个古老笑话的复苏:理发师的门外每天都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明天免费刮脸”。希拉克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恼怒和害怕的情绪,正因为如此,他才在1995年当选为总统。在弗朗西斯·密特朗14年总统生涯——完整的两届任期后,可能没有一个社会党人能够再拥有一个当选总统的机会了。希拉克的危险来自他的新戴高乐主义党伙伴,这位伙伴正是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成为总理的,而此刻,这位伙伴在民意测验中遥遥领先于他。   为了使他自己区别于华而不实的、保守的、喜欢卖弄的资本家【法国人往往称之为路易斯·菲力帕德(Louis Philippard)】爱都华德·巴拉杜(E-douatd Balladur),希拉克不得不把自己的竞选建立在平民主义平台上。从1995年初,他就在法国进行巡回宣传,他声称“社会断层”对国家来说是一个道德危机,与失业做斗争是首要任务。他争辩说,较高的工资与较充分的就业并不冲突(简单地说,就是“薪金不是就业的敌人”),他还用相当煽动性的话补充说,不能允许财政政策干预所有法国公民都有权利享有的平等的医疗待遇。的确,他也说过他喜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实行单一欧洲货币,并因此实行紧缩预算。但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是很巧妙的,他并没有明确承认这两项政策之间有矛盾;5月份,他作为被压迫者的斗士当选为总统。而一旦上任,优先权就颠倒过来了。尽管如此,在10月26日的电视讲话中,他还庄严地宣布说平衡账簿是当务之急,这太说明问题了。法国的选民和任何人一样愤世嫉俗,对其政客不再抱有幻想了。但在变心之前,至少还是需要按照某种规则等待一段时间的。这里所说的诺言与实际行动之间的矛盾,以及匆忙之间的变心,是如此的下流,使选民们举国震惊。这可能部分地说明了这个国家的情绪,即在冬天的危机中对罢工者的同情。   但是,这毕竟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聪明。在11月的那个下午,朱佩充满了信心,用他自己在此前的某个场合所说的话来说,就是“腰杆笔挺”——不仅是因为技术统治论阶层的天生傲慢,而且还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政治基础非常坚实。支持他的保守联盟已经控制了所有的政治控制杆,包括命令、总统任期、两院中令人开心的多数票以及绝大多数地方议会的支持,并且,保守联盟在最近三年来并没有面临严重的选民测验。这似乎是执行希拉克的平衡预算命令的一个绝好的时机,于是,朱佩带着削减社会服务赤字和减少福利国家成本的计划来到了议院。他请求得到以法令形式来贯彻的支持,从而引进一种特别税,即一种附加税,来偿还社会安全债务;把对社会支出——特别是国民健康方面的支出——的控制权从迄今为止一直由雇员和雇主联合运营的团体转到议会手里;提高工人们可以退休后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工作年限等。   但为什么会大惊小怪呢?媒体问道:难道这项计划整体看来不是非常合理吗?毕竟,如果你面临着大约2500亿法郎——以当时的利率计算,大约是500亿美元——的社会服务债务,你就必须做点什么来对付债务。事实上,答案是有的,但这项债务是如何计算的?现在,谁应该承担其主要部分,是富人还是那些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人?请诸位稍等片刻,要知道,官方的论点思路是这样走的:既然雇主和雇员联合分担的额度并不包括应该把每个人都包括在内的整个系统的成本,既然国家得支付这其中的差额,那么,议会(在法国,其实指的就是行政当局)就应该控制整个社会的支出。住口!批评家反唇相讥,即使你承认控制权应当从使用者的手里转移到国家的手里——这里强调的是即使——你也应该同时修改财政程序,把这项负担的较大部分放到不劳而获的收入上去。而且,你还应该在从挣工资的人手里征收更多的钱的时候,使用一种累进税而不是比例税。   所有这些观点,尽管听来有根有据,实际上都是谬论。在一开始,每个人就都知道,处于危险当中的是比这更大的事情。朱佩计划只不过是楔子细的那一边。一旦政府获得了对制度的充足的掌握,它就会逐渐采用一种美国式的双重体系,政府提供最低限度的健康服务,最低限度的养老金,而越来越依赖私人保险、养老金基金会和法国金融集团一直梦想的所有有利可图的业务。1993年,在法国的私营企业里获得全额养老金的年限已经从37年半延长到了40年(而养老金的基础仍然是过去的25年,而不再是过去的10年);现在,同样的规定也适用于为公共服务和政府工作的人了。朱佩还抓住了特殊养老金方案不放,例如那些由铁路或巴黎交通部门独立为其雇员制定的计划。事实上,他同时还宣布了一项重组公共铁路的一般计划,这被想当然地看作是对电信、邮电等部门进行检查和私有化的前奏。   换句话说,这正是国际金融集团一直叫嚷要求的。这是对国民健康计划、福利国家和英国人所说的“公共效用”和法国人所说的“公共服务”的正面一击。也就是说,各部门还没有完全臣服于市场的种种力量和逻辑。媒体也是这么看和提出表扬的。当时的报纸在今天读来令人发笑。朱佩这个直到当时还被当作一个笨人的领导人,一下子就被人们欢呼为英雄了。[2] 也许他还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他是一个多么有勇气的人啊!一个多么聪明的政客啊!他能够一石数鸟!但是,评论家们不久就食言了,因为总理几乎也成了他想一石数鸟中的一只鸟。   就在朱佩在议会中斡旋的那个晚上,法国电视台第三频道非常聪明地把当前事务节目集中在社会服务改革问题上,并将法国三个最大的劳工联盟的最高领导人请到了摄影棚里。尽管其成员人数在劳工中已经显著下降到不到10%,法国各工会也仍然在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可以说是最大的工会劳工全体联盟(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r,GCL)仍然由共产党控制,尽管它已不再是后者的“传声筒”,那天晚上,劳工全体联盟的代表仍然是其总书记路易斯·维阿奈特(Louis Viannet)。其他的劳工全体联盟代表,著名的工人力量(Forceo Ouvriere)是一个小派别,是冷战的产物,最初是在中央情报局的金钱资助下建立的,多年来一直是雇主们的主要随从。它正在谋求新形势下的角色,尤其被这种对健康体系组织的干预激怒了,并且,它在行政组织中还有许多成员和官员。它的领导人马克·布隆戴尔(Marc Blondel ) 也在摄影棚里露面了。另一个主要工会,法国民主劳工联盟(French Confederation of Democratic Labor, FCDL)的领导人尼克尔·诺塔特(Nicole Notat)也出现在节目中。这个联盟在20 世纪60年代放弃了天主教内涵,长期以来向公众表露的是现代、进取的姿态。但是,近几年来,现代化已经被隐藏在一种反动性的退步后面了,民主劳工联盟已经在试图从公和私两方面取代工人力量,成为雇主们最喜欢的合作者。诺塔特在1995年危机中的行为表现清楚地表明了民主劳工联盟的这种渴望。   三个工会领袖被问及对朱佩计划的看法,维阿奈特和布隆戴尔——前者强调了计划对福利的攻击,后者强调了计划所提出的权力向国家的转移——表达了他们对计划的敌意和毫不犹豫的反对。诺塔特并不只是请求表明异议,而是故意挑起了争斗。她比较了朱佩计划的现代性与她的同事们的时代错误。我们应当看到,既然她的观点是在法国知识分子的裂痕中扮演一个角色,那么,重要的是强调她不是中立的,而且,她在这场冲突中自始至终都有所偏袒。她的话一再被官方发言人和雇主联盟的发言人引用;她号召工人们恢复工作,尽管她从未请他们罢工。虽然对于一位妇人来说,最终成为一个重要劳工联盟的领导人是非凡的,但是,我们必须不无遗憾地指出:这位女士是一个工贼。(接受真正的平等意味着承认妇女——例如麦吉·撤切尔和尼克尔·诺塔特——也可能是害群之马和大骗子。)   尽管紧张情绪显然一开始就有了,但从不满发展为一次抗议运动,却经过了九天。在工会的帮助下,一天的罢工和游行在11月24日成功组织了起来,100万劳工中大约四分之三的人参加了示威游行,并且,参加情况在各个省也出人意料的好。[3] 在首都,发生了一个小小的事故:被自己联盟的愤怒成员嘘声包围的诺塔特不得不在服务人员的保护下走进自己的汽车。侵犯性行为,特别是针对女士的侵犯性行为,可能不是解决争议的最好办法,如果你既想为政府说话,又想与罢工者一起游行,那你就是自讨苦吃。[4]   但抗议当日的关键之处在于,它只是个开始。当时当地,铁路工人们决定无限期延长他们的罢工,并用每天的投票表达他们的坚定决心,他们的罢工持续了三个多星期。抗议之后的第四天,即11月28日,在以维阿奈特和布隆戴尔的握手(不久以前这还是不可思议的事)为标志的又一次巴黎示威游行之后,又轮到周围的公共交通因罢工而停滞了。巴黎地铁和公共汽车都停止运行了。随后,罢工又蔓延到邮局和电信业,以及像燃气和电业这样的公共效用部门。这些罢工还影响到许多省份的垃圾清运业和公共汽车服务业。教师,特别是小学教师,也时不时地罢工。大学生中的骚动开始得更早,但政府由于受1968年5月记忆的梦魔而竭尽全力贿赂大学生,使他们回到了课堂上。   虽然如此,给外界印象深刻的首先是地铁的停运,地铁在法国比在美国相对而言重要得多,它的停运使巴黎陷入了全面瘫痪。由于没有公共交通,郊区依赖公共交通上班的人只好试图用汽车来到市中心,而他们的这一举动又导致了首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混乱,道路堵塞数公里。政府租借私人汽车的补救性服务努力结果仅仅是再一次使交通陷入停顿。人们纷纷搭便车、骑自行车、步行,甚至还有穿四轮溜冰鞋代步工作的人——尽管这都成了电视台摄像机的好素材,所有这一切居然都呈现出一种令人吃惊的和善气氛。   由于火车闲置和巴黎的瘫痪,罢工实际上显得比其本身更为壮观。事实上,由于停顿本质上只局限于公共部门,工厂仍然在运营,国家也并没有因此而像1968年工人和学生运动时期那样陷入停顿,这就是鲜明的对比。实际上,这次运动的真正创新之处并不像民众游行示威,特别是各省觉醒的那种示威。人民几乎所有时间都在游行,至少一周两次,因为三星期内就有六次全国性的游行示威,这还不算大量的地方性游行示威。这是一次不断上涨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仿佛官方的咒语和政府中通常有效的饶舌之人发出的警告如今只起到了反面作用,把越来越多的人送到了大街上。11月的时候,参加游行示威的人只有几十万人,而到12月初,人数就猛增到大约100万人,而到12月12日这次运动的高潮时期,人数则达到了将近200万。由于交通失灵,游行队伍分散了,抗议者们在自己家乡的赛马场上举行示威。因此,巴黎这一次并没有打破任何纪录,但许多其他城市打破了纪录。在这次运动的心脏地区马赛,大街上的人超过10万,图卢兹的街道上有将近10万人,而波尔多、鲁昂和格勒诺布尔等地上街游行的人也几乎有这么多,而且,在只有5万居民的一些城镇,游行抗议者也有5000多人。[5] 为了清楚了解这些数字的意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例如,100万抗议者在纽约游行,20万人在费城游行,将近10万人在亚特兰大游行。再回到法国,这次运动中绝大多数城镇的抗议人数比著名的1968年5月多得多,或者说,比战后任何一次的人数都多——事实上,比此前任何一次运动的人都多。   在游行示威队伍的前面通常是铁路工人,随着夜的来临,他们手中火把冒出的烟给游行增添了一种怪异和危险的气氛。另外,抗议者们看起来既信心十足又非常快乐。他们所唱的曲子也不像1968年罢工者们的那样有着超现实主义的想象力。他们要求——出于韵律和风趣的需要——立即废除朱佩—诺塔特计划。关于福利的主要口号是la sécu,即社会安全的缩略语,但他们又支待国家层面的所有社会服务,aux travailleurs(面向工作的人),nous nous sommes hattus pour la gagner(我们为获得它而奋斗),nous nousbatterons pour la garder(我们要为维护它而斗争)。但其歌颂的基调,与1968年的相比,却过于简单了,只是传染性的ouais,ouais,tous ensemble,tous ensemble(噢,噢,大家一起来,大家一起来)。   被认为“一起来”的都是哪些人呢?那些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工作的男人和女人、有工作的和没有工作的人——所有这些和其他的人。歌颂的基调首先表达了人数众多的喜悦。在成年累月的工作中,他们被告知要按照游戏的规则来玩,要遵守市场规则,因为在市场中无路可逃,也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他们很高兴地发现有那么多人都被同样拒绝,都有着同样的动摇意识形态基础的基本思想:如果这就是你们给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提供的未来,那么,去你们的未来吧!   对于一个毫不屈服的政府来说,可怕的新闻是这种挑衅在绝大多数人口中得到了同情。作为一种规律,没有什么比交通部门罢工更不受欢迎的了,当人们不得不起大早并花费额外的时间赶路上班的时候,更是如此。这一次,赶路上班的人却没有大光其火。朱佩先生恐惧地发现,在民意没验中,罢工拥有大多数人的支持,在这期间,支持率大约在60%左右。他的这些发现还得到其他迹象的佐证。占据统治地位的新戴高乐主义党,就像1968年所开的先例那样,向其地方支部发出命令,要求它们建立“使用者委员会”(committees of users),来抗议由罢工引起的种种不便。这些委员会在巴黎以不到两千“愤怒的使用者”进行可怜的游行示威后,整个冒险计划就不得不放弃了。同时,议会在这期间进行的七次递补选举表明议会已经一边倒似的由右转向左了。[6]   在危机最高峰,希拉克在电视台一个诙谐的挖苦节目中被描述成一个教学生朱佩拼写法的老师,而朱佩正在喃喃自语“谈……谈……”,而不能完全拼出谈判这个词。这可是真的,因为总理大人用了两个多星期才提到谈判,这就说明,他最初的想法不是讨价还价,而是把国际金融集团的智慧强加到尚未启蒙的不情愿的法国人身上。但随着罢工每天都被民主决策所推动,没有显露出任何觉醒的迹象,而且罢工者们交换的思想也是颠覆性的而非顺从性的;随着抗议的浪潮拒绝消退并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朱佩再也无法继续傲慢下去了,在12月10日的电视讲话中,他事实上使用了那个可怕的词:谈判。但是,到了这时,关键的问题已经是如何撤退了,政府在说这话的时候运用了比采取全面攻势时更大的战术技巧。   两天前,政府放弃了对公务员实行分离养老金基金的想法;他们的养老金将继续从预算外款项中支付。因此,在其12月10日的电视表演中,朱佩放弃了把公共部门中获得足额养老金的工作年限提高的计划,并重申他的一揽子计划是要修订向下的特别养老金计划。至于铁路的重组,已经被放弃了。由此,政府显得更棋高一着的是,在保留更为严格的国家对社会—服务支出计划的同时,完全向罢工的骨干交通工人让步了。但是,这些让步是与运动的高潮相一致的。两天后,即12月12日,星期二,大约200万杭议者出现在全国大约270个城镇的街道上。而且,这是结束的序曲。不是因为政府及其公务员在告诉罢工者,他们没有理由抗议,他们一开始就这么说了;也不是因为尼克尔·诺塔特声称挣工资的人“只能对取得的成就做出积极的评价”,因为,假如他们听了她的话,他们就会一无所获。这是结束的序曲,因为一个社会运动就其定义来说是不能持久的;如果它不向前发展,那么,它肯定就会消退。这一次,它不能再发展了,因为它没有能够将私营部门包括进来,因为它没有能够动员人们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政治纲领。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运动先锋,即交通工人特定的即时的要求得到满足——工会和罢工者们在他们的集会上认为有秩序地从战场上撤退,为恢复工作而投票,是较明智的。自然而然地,罢工也不是一夜就结束的,又一次民众游行示威在全法国组织了起来。   尽管朱佩在社会支出的核心问题上并没有作出让步,12月16日星期六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大游行却不是一次葬礼游行。全法国100万左右的游行者的心情都很复杂。他们兴奋而骄傲地再度发现了一个重申他们的力量的声音。同时,他们也为没有将这强大的力量用到更大的目标上感到不安。尤其是铁路工人,当跟他们聊天时,你就会发现,他们为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就释放了对政府的压力而感到负疚。虽然如此,随着更多的火车和公共汽车发动起来,罢工也就结束了。12月21日政府、雇主和工会领导人之间一次空洞无聊的峰会实际上对三方来说,是一次彼此留面子的做作表演。到圣诞节的时候,罢工真正结束了。   这还并不彻底。一次最后的冲突让人们品味到即将到来的战争。马赛的市政交通当局认为它已经发明了一种能够克服工人们通过斗争来保护他们已获得的权利的抵制运动的机敏方法。它决定把这些权利留给老资格的工人,而以一种较差的工资和安全条件来招募新工人。它本来是希望分而治之,但实际上却促使工人们采取谈判行动。老工人和新工人一起发动了一场平等主义的成功的罢工。在1996年l月9日,他们胜利地恢复了工作。无可否认,这是一种事后的描述。主要的战争已经结束了。政府还没有放弃它控制和削减对社会服务的支出的企图。但是,由于遇到了不曾预料到的抵制,政府在发起另一次大的攻势之前是会三思而行的。因此,就目前来说,面对面的对峙被推迟了。   巴黎的分析家们忍不住要对1995年的反抗和1968年5月的反抗进行对比,在1968年5月,一次学生反抗导致了法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全国罢工。类比是很自然的,因为,1995年这次骚动也是在10月份的校园中开始的,并迅速从鲁昂蔓延到整个法国的大学校园。但这一点也恰恰是相似之处终结的地方。法国政府这一次之所以犹像不决,是因为担心学生可能是社会灾难的导火索,因此,教育部长立即获准与学生谈判。当朱佩计划增加了社会爆炸的风险后,教育部长得到了更多的资金和更大的回旋余地来采取机动策略。12月3日,交易达成了:一项紧急计划向各大学提供了额外的基金,在其他事务中还答应再雇用2000名讲师和同样数量的行政管理人员。学生们的确参加了游行——在一些城镇,甚至参加者甚众,例如图卢兹——但就这个集体看,他们只不过是这次运动的小角色。形成对比的是罢工过程。在1968年,学生们处在舞台的核心:充满梦想和理想,他们号召工人们并希望把学生的骚乱变成一次革命。在他们眼里,世界本身就好像并不存在奴役似的,而且,他们还宣称一所重要的大学应该被用来推翻社会。他们1995年的继承者们所要求的是更好的学习条件,以便他们适应社会。(他们提出的更多教师和更好礼堂的要求如果在1968年,会被当时的大学生们用嘲弄的口号——“给我们橡皮和铅笔!”——击碎。)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在1968年,法国只有大约60万学生,经济还有能力吸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当他们说他们是“明天的失业者”时,有一种巧辩或者预言的成分。而在1995年,学生的人数已经超过200万,失业的前景已经不是一个演讲数字。他们在这样一个前提假设基础上为找到条件好的工作而奋斗:一张纸、一个文凭都有可能增加他们获得一份工作的机会。但如果他们颂扬更多的改革主义措施,他们的不满就会在他们的心中扎下更深的根,而只有在他们抛弃一切成为精英的幻想和充分认识到他们的命运和他们的社会作用,只能通过激烈变革的社会才能真正改变时,这种愤恨情绪才能得到表达。[7] 而在1995年,尽管学生只是他们的前辈的暗淡的影子,他们的潜力却是无可比拟地更具爆炸性。   第二个类似之处,或者毋宁说是差别,与产业工人有关。在1968年,尽管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多么含混不清,尽管受到共产党的阻止,但学生们的确设法使工人采取行动,参与到运动当中。而正是工厂开始停工的时候,思想真正变成了行动。这一次,人们的觉醒是由交通的停顿激发起来的。工厂却仍然在生产。一些产业工人参加了游行,但即便是象征性的罢工,在私营部门也非常少。在这一点上,停工基本上是由公共部门的雇员造成的。批评家们正是利用这一点提出,整个行动是特权阶层的斗争,他们享受着就业的安全并捍卫着他们的既定利益、挣得万贯家财的大亨和学术界的一些人的厚颜无耻(因为他们靠自己的主流观点从媒体得到了相当的红利),因此就把邮政工人或铁路工人描述成被纵容的或享有特权的,这简直就是卑鄙的做法。另外,他们的箭头直指错误的靶子。罢工者并不只是在捍卫他们自己的权利。他们并不是在说:“给我们的养老金要比产业工人们早。”他们说的是:“如果由于我们的斗争而维护了我们的退休权利,那么,那些在私营部门工作的人也能够赢得他们应有的权益。”这是一次开放性的运动:捍卫失业者、移民和无家可归的人的各种联合会在游行中都是受欢迎的。只有那些反对者才试图把这次运动贴上狭隘的自利标签。   虽然如此,产业工人没有直接卷入这次运动却是一个事实,尽管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同情心。相反,记者们和民意测验专家们强调,那些在私营部门工作的人觉得公共部门的雇员们也是在为他们战斗。事实上,这种被称作“代理人式的罢工”(strike by proxy)以及对希拉克变脸的憎恨是人们出人意料地接受通常不受欢迎的交通业罢工的两个关键原因。但问题仍然是:除却他们的同情心,产业工人没有介入这场冲突。最可能的答案是:在如今民众失业和不安全的年代,产业工人不愿意冒险,除非他们面临着一场至关重要的阶级冲突——而这次运动显然不是,或者除非他们的关键利益直接面临危险,特别是如果他们处于战略上强大的地位,那么,他们就会参加进去。[8]   真正重要的是,如今的形势与1968年的形势已经有很大的差别了。这次运动提出的问题——关于增长的特性和目的,关于受益者同时也是生产模式的制定者——的相关性比以前更强,正是由于相对停滞和民众失业的社会环境根本不同,意识形态框架也完全不同,同时,利益和企业在市场的新信条下也做出了牺牲。事实上,1995年运动的影响由于其本质、要求和新宗教表面上确立起来的规则之间的冲突而显得非常大。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各政党彻底迷惑了,为什么他们在这次运动中成了旁观者而非真正的参与者(这种批评很自然地并不适用于占据统治地位的保守联盟)。社会党人由于受到最近刚提出的“政府文化”包袱的压力而大大迷惑了。在整个危机当中,已经提到的嘲弄性政纲表明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密特朗的继任者)作为社会党领导人,只是一个“傀儡”,只是反复用焦急的语调说:“我真的得说些什么吗?”社会党人可以攻击政府的笨拙,攻击政府自身的不民主态度,但这些并不是政府政策的实质,因为这些政策也是他们自己的意图。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在与过去决裂的努力中,他们竭尽全力不表现出是试图攫取领导权和控制运动的政党。   工会进展得比政党好。他们没有发动运动,但他们与运动一起前进。的确,法国民主劳工联盟,即尼克尔·诺塔特的联盟,在国家层面竭尽全力抵制这场运动。但这并没有阻止联盟内部的各种工会,特别是那些在罢工中非常活跃的交通业和教育业工会这另外两个主要的联盟从一开始就与主潮流相会合。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已经学到了教训。在此前的几次劳工冲突中,在铁路、医院,以及电信业的罢工中,各工会驻足不前,运动是由普通成员自己通过著名的自治会议即共济会自我组织起来的。1988年的邮政业罢工后,法国民主劳工联盟以过度好战为由驱逐了最积极的成员。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工会,SUD ,即团结、统一、民主。[9] 至此,SUD在电信业工人中已经比最初的联盟获得了更多的支持。所有这些趋势意味着特权、影响和三大联盟成员资格的丧失。这一次,三大联盟中至少有两个从一开始就支持罢工者。他们还允许罢工者自己制定线路,赋予整个运动以高度的民主特征,在每个火车站、每个公共汽车站,每天都举行一次全体大会,检查并就时局进行辩论,投票决定是否继续罢工。和往常一样,当每天的日常生活突然被打断后,它也驱使罢工者们思考超越了他们当下要求的问题。   从逻辑上讲,这次剧变预示着对工团主义的一种重建和一种激进的重新排列。我的意思并不只是说法国民主劳工联盟——其领导阶层现在显出一种肃清共产党控制的斯大林主义时代劳工全体联盟梦魔的能力——内部罢工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在一个其生存本身受到自身不能适应经济变化的工会运动中,坚持分裂要回溯到冷战时期就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法国挣工资的人必须分裂,那么,他们可以属于两个广义上的联盟,一个是寄希望于在既有社会中讨价还价的人重组而成——评论家们会说其作用是作为雇主的“传声筒”,另一个由那些仍然坚信改变这个社会的可能性的人组成。这样一种二元性将包括所有目前的联盟中存在的分裂和分离。但是,每种理性的事都并不必然发生。制度保守主义、既有利益、惯性——所有这些都反对在可预见的将来进行上述重组。在这场冲突中出现的新的、年轻的、勇敢的劳工领袖,SUD 的扩张,在统一工会联盟(Federation of Unified Unions,FUU)的更为激进的部分,即分裂的教师工会中获得的显著成功——所有这些都指向上述重组的可能性。我们惟一可以稳妥地说的是:有组织的劳工的戏剧性的衰退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突变就不会被扭转。   这次危机的最后一个令人惊奇之处是知识分子再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这看起来可能有些奇怪,因为从19 世纪末的德雷弗斯事件到1968年,法国知识分子都是请愿和拥护道德或政治义务的伟大签名者。此后的四分之一世纪,情况发生了难以识别的变化。由于某些奇怪的偏离,把社会主义者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放到他的学派同伴前面以区别于艾克尔·诺梅尔(Ecole normale)和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tre)成了时尚。诺言(Engagement)成了一个肮脏的词,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谈论超越他们专业范围以外的事情,特别是在电视上谈论这些事时,他们就或多或少成了权势集团的公开发言人。事实上,主导意识形态似乎控制力非常强,以至于这个词——被当作危险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不得不作为独特的反思(pensée unique)被重塑和重新施洗。现在被破坏的正是这种一致同意的控制,矛盾的是,敌意是被权势集团中的“改良主义者”公开的。   托词是所谓的对尼克尔·诺塔特的攻击。一群知识分子和专家松散地与一个一度进步的天主教月刊《才智》相联系,像骑士一样营救她。他们有167 人,包括像哲学家保罗·利科(PauI Ricoeur)、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和社会学家阿莱恩·图瑞纳(Alain Touraine)等,他们都在1995年12月3日和4日出版的《社交界》(Le monde)中的声明上签了名。他们表扬了诺塔特的联盟的“勇气和独立精神”。虽然他们质疑了政府政策的若干方面,但他们对朱佩计划报以欢呼,说这一计划的本质是“走向社会正义的一次根本改革”。公正地说,还必须补充一句,当时写请愿书的时候大约是11月底,大多数签字的人大概还没有抓住这些事件的范围和方向。如果他们抓住了,他们就可能不会签名了,因为在反对这个国家四分之一多个世纪以来最大的社会运动的同时保持他们当中许多人珍视的左翼声誉是困难的。如果你在家乡就因与破坏罢工的核心人物一起处于引人注目的中心,那么,就是到恰帕斯(Chiapas)旅行并站在独裁者马科斯(Commandante Marcos)身边对此声誉也没有什么帮助。但是,既然已经在文件上签名了,他们就别无选择,而只能捍卫他们的立场,同时控诉“组合主义”和保守主义运动了。   这实际上使他们处于另一立场,即站在官方和雇主立场上,而他们对诺塔特的支持也激起了热烈反响。说反响是正确的,即使意见相左的文章最初并非因此而出,也不是对他们的观点的回答。更多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文章由《社交界》于12月10日刊登后,包括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历史学家皮埃尔·维达尔-纳魁特(Pierre Vidal-Naquet)等大约560人发表了一个迥异的宣言。他们完全把自己等同于罢工者,“为自己的社会权利而战的……为一切人的平等权利而战:女人和男人,老年人和青年人,无业者和工薪阶层,特殊法令约束下的工人、国家和私营部门的雇员们”。这一次的宣言超越了募款。12月12日,在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爆发前,许多签名的人,例如著名的布尔迪厄,在巴黎里昂公园附近一个属于铁路工会的大厅里与罢工积极分子晤面——不是装作他们已经有了替代性解决方案,而是许诺寻找共同的解决方案。   此处对知识分子角色看似不恰当的强调有其正当理由,因为这一次法国不满情绪的大爆发的最终影响可能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回顾一下,我们也许会感到是一个幻象的受害者。巴黎瘫痪了,交通堵塞,成百万人涌上街道,世界为之震惊——所有这一切显然没有留下什么切实的东西。政府被迫撤退,暂时放弃了一些即时目标,但它没有放弃对福利国家更为广泛的侵犯。如果说在12月那令人兴奋的日历里发生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人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不,这不是我们的想象臆造出来的事。为了认识到这一点,回忆一下我们既有的传教士的愤怒和惊恐就足够了。他们害怕是因为他们的教义支离破碎,他们的宗教被丢弃,他们的意识形态突然受到挑战。的确,这一切的发生有其更早期的征兆,即沉思已不再是教派维护者们试图赞成的惟一了。反对更严厉的移民法的斗争,成功地接管并迫使当局征用首都和各省的空房的斗争,妇女解放运动的复兴,11月25日巴黎城中大约三万人的游行,早些日子的民众示威游行——所有这些都是思想控制机制被减轻的迹象。但也只有罢工和抗议游行才暂时使这些机制同时停止运作。   说同样话的头头脑脑们继续老生常谈,重复着对利益的危险、对自由企业的束缚、关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金融市场、货币基金、关于全球化的迫在眉睫等老调。只是这一次,这些话不管用了。被激怒后,他们失去了镇静,提高了声音,但却对罢工者和游行者没有什么影响,对普通大众也影响甚微。这一整段法国故事已经被人们或多或少地描述成反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第一次民众抗议。但说这次运动主要涉及欧洲和外部世界却是不妥当的。因为从定义的恰当运用来看,我们可以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看作对过去20年中提出的所有变化的速写——私营企业在公共服务领域高歌猛进,个人的贪婪战胜团结,“创造性的”不确定性战胜就业安全——这些变化以欧洲团结的名义和新上帝即全球化的名义强加到题目头上的。正是对这个宗教的宿命接受在12月遭受了沉重打击。   在重建魔力的狂热努力中,新全球秩序的神父和传教士们控诉法国的保守主义运动,说它是试图与过去的年代相联系的时代错误。从正确的前提出发,即罢工者是在为捍卫他们的权利而奋斗,为维护他们在过去的战斗中获得的社会利益而奋斗,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错误——说这次抗议运动是反动的、落后的,徒劳地企图挑衅甚至拒绝未来。如果事情确然如此,如果罢工和游行是落后的、陈腐的,是那些受事件的无情发生谴责的人的最后抵抗,那么,有权势的人就不应该那么不安。我们的大学的主人们的热情和他们的意识形态仆人们的愤怒有更多的可靠理由。在多年宿命般的顺从后,法国的抗议者们不是在拒绝未来,而是在拒绝他们的未来。   从一定的距离外透视这次运动,法国在经历不满的冬天后,立即又不再变化,但又与以前很不相同了。从根本上看,社会没有变化,甚至主要的社会前沿也像以前那样静默,例如,罢工的数量不再增加了。但同时,过去几年间发生的许多事情也只能被看作是觉醒的先兆。第一个迹象早在1997年就出现了,当年的一次道德义愤运动发展成了社会抗议运动。保守的政府,可能其脑海里还残留着早期的选举,或对或错地确信,外国人的斗殴是颁布另一部限制外国移民进入本国法律的有利条件。法案特别令人讨厌,其中一条规定成为著名的告密人条款:必须向当局报告你的外国客人的离境日期。由于排外的雅-玛瑞·勒庞(Jean-Marie Le Pen)的民族阵线(Nationa1 Front ) 刚刚在法国南部赢得了又一个市长职位,他的选民这次明显追求表演太露骨了。当一群电影摄制者发表文章警告说,如果法案变成了法律,他们所要做的就是不服从它,无数人都想加入他们的行列。在一次空前的急流中,大约20万个签名在短短几个星期中就征集到了,在2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10万多人在巴黎城中游行,他们象征性地从犹太人被驱逐的东站出发,要求政府寻求解决方案,而不是替罪羊。政府被迫撤销了那条愚蠢的条款,社会党人——虽然至今都并不情愿——许诺说,一旦上台,他们就废除帕斯夸—德布里(Pasqua-Debré)法律。[10]   1997年5月的议会选举是第二个例子。如果不是因为社会骚动,希拉克总统可能不会决定把选举提前一年举行,因为他担心人们的情绪会进一步恶化;“多元左翼”(plural left)就可能不会在这场竞争中获胜,由社会党人控制的包括一个绿党部长和三个共产党部长在内的政府就不可能建立。事实上,没有那个不满的冬天,新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也不可能成为转变信仰的温顺的西欧左翼中一个略显古怪的人了。60岁的若斯潘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行走着的矛盾。一方面,他在密特朗领导的社会党中的“标准化”活动中起了积极作用,因此,从根本上说,在对待现存秩序的态度上,与布莱尔和施罗德没有什么不同。但另一方面,他是1995年社会运动的一个副产品,没有那场运动,他就不可能走马上任。自然而然地,这第二个因素的影响并不依赖于那场运动的感激之情,而依赖于其力量,依赖于来自下面的压力。但是,若斯潘却不能忽视它,因为社会党人和他们的共产党盟友都很清楚,他们离权力核心越近,他们留给左翼的社会和道德不满空间就越大。   实际上,第三个特点是各种处理贫困人口的社团越来越多的活动,这些贫困人口包括:没有居所的人、没有证明文件的外国人、没有工作的工人。像DAL (意思是“有家的权利”,The Right to a Home)这样的组织一直坚持他们在空办公室和公寓里“蹲坐”的活动。当在任的左翼对履行以前作为反对党时所许下的诺言毫无热情的时候,各种保护移民和与排外做斗争的社团有足够的压力采取行动。在失业人口中,抗议运动赢得了最大的基础。在这里,实际上也包括许多工会积极分子的各社团已经在国家层面甚至在欧洲层面上做了初步的组织工作。但其全面影响只在1997年年关才被人们感受到,当时,要求增加福利的失业者侵扰了全国的就业官员,并在巴黎和其他许多城市发动了示威游行。他们的口号很平常:“我们要工作,但如果社会不能提供就业,那么,它就应该给我们维持体面生活的津贴。”必须承认,积极分子们只是失业大军中的一小部分。但从20 世纪30年代的饥饿大游行以来,这是失业者第一次再度加入运动队伍,但他们不是同情的对象,而是成熟的主角。[11]   最后,在知识分子氛围中,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尽管难以定义的变化。这可以通过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的语调中衡量出来。他们通常用主导场面的人的沉静的自信说话,但现在,他们用的是那些统治受到威胁的人的恼怒腔调,说明他们恐惧的迹象有很多:频繁见诸报端的质问市场和全球化统治的文章;不因循守旧的杂志——例如《外交界》(Le Monde Diplomatique) 的持续成功;由皮埃尔·布尔迪厄赞助的攻击(特别是媒体中的)有权势者的一系列便宜的小书一路畅销。事实上,有趣和有启迪作用的是针对这位社会学教授的激烈指控,由于他的更为积极的行为是在使用作为法国最高学术机构——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成员的特权,因为他对现存秩序进行了攻击。但我们也不应该暗示这种过于暧昧的画面。1995年12月最雄心勃勃的思想已经勾画丰满了。知识分子和积极分子,包括重要的工会领导人,已经在几年当中,在巴黎和一些地方城镇,会晤和讨论了共同利益的主题。但是,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像计划的那样,通过一次大会来起草这场社会运动的法令,也没有提出一个修订过的新的纲领。正因为如此,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而来自下面的压力也更多了。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对希拉克的滑稽动作的憎恨、工会的分裂以及请愿者中的冲突都是法国的独特之处。但对福利国家的总体公式却并不局限于法国。试图通过减少劳工的直接和间接成本来提高利润率的努力,对社会向有工作的人提供保护的攻击,都已经影响了西欧好几年了。而对政府的抵抗也有好几年了。在1994年底,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这个电视业大亨成了意大利总理,他试图降低养老金,当意大利人在大街上发动大游行后,他的计划就半途而废了。在德国,1996年秋天,当工会通过发动游行示威和警告性罢工表达了他们的力量和决心后,政府削减病人福利的计划就搁浅了。在所有这些包括法国在内的例子中,政府都试图在寻找对政府有利的僵局出现的时刻。统治者们放弃的是个人的提议而不是他们的战略。抗议者们赢得了一场战斗,但此后,由于缺乏目标,就不能发动反攻了。   在意识形态前线,法国也不例外,战场甚至更大,蔓延到了欧洲以外。事实上,沉思对法国人或意大利人来说,可能是新鲜事物,但对德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可就不是了,因为对他们来说,认同政治是一顶旧帽子。但在过去的20年里,认同已经戏剧性地转到了右翼一方。里根经济政策、柏林墙的倒塌、“历史的终结”都是这条道路上的里程碑。这是蒂娜(Tina)[12] 的孪生兄弟,即可能没有替代性选择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法国的抗议者们如今已经在他们的前面猛冲猛打了。   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出自己的替代性方案,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阿莱恩·图瑞纳和他的同事们否定罢工并抗议“社会运动”这一提法,他们争辩说,要想与“社会运动”的提法相符,他们就应该“把一种社会冲突和一个管理社会的计划结合在一起”[13] 。这种反驳看起来有些怪,尽管一个名称毕竟只是一个定义问题。也许这些作者想要强调的是,要想具有支配性,能够从事长期活动,一个运动必须有一个目的和一种先见之明。或者,换句话说,即社会没有变化,“以一种心不在焉的方式”得到了政权。如果不留情面地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些作者们——较温和地说——置身于运动之外,就很自然地要极力贬低运动的重要性了。不管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注意到了这些法国事件的一个不可否认的方面。虽然抗议者们拒绝了政府的勒索,即如果不能提出对既有的无序的替代性解决方案,就不能反抗,但他们也确实没有提出一个替代性计划,没有勾画出一个与之不同的社会前景。但所有这些都没有因此削弱他们的抵抗行为的历史重要性。在完成意识形态控制大约20年之后,这次拒绝、反对和抵抗是至关重要的。只要不可能有替代性选择这一思想仍然被明示或含蓄地接受,那么,寻找一个替代性方案的探索就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为什么这次法国社会运动的重要性不能被低估的原因。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开端。即使这次“法国流感”传播得很快——它也确实如此——并正在削弱整个西欧的主流意识形态,继续构建一个新计划的建设性任务也仍然是必要的。法国不满的冬天的再现,在我们看来是在宣布:“如果这就是政府为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提供的未来,那么,我们就不要它。”拒绝了他们的未来,欧洲的人民现在必须开始认真探索我们的未来。 

第七章 不满的法国冬季 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雪莱:《西风硕》   1995年11月15日,傲慢的法国总理阿兰·朱佩(Alain Juppé)走进了国会下院所在地波旁宫,他准备 ...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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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丹尼尔·辛格)(八)

第六章 团结工会的悲壮传奇  

 在我们每个人,某些东西已逝去。逝去的,乃是希望本身。 ——奥斯卡·怀特:《观监狱有感》

  一名记者或者一名商人在现代化的华沙机场下了飞机。他招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马里沃特或者布里斯托尔,然后到市中心去购物。有人说波兰现在是富裕的西方的成员或附庸,这种印象对于这名记者或者商人来说已经无所谓了。这里的商店灯火通明,街道看起来真有点十五号大街[1]的味道。实际上,它们往往是千篇一律的。如果这位新闻界人士受职业感的驱使,再跑到繁华地带以外的地方去,甚至跑到各省去,他准会理直气壮地报道说:这里的商店同样堆满了商品。将这种情景与他对共产党时代的回忆——长长的队伍、空空的货架、小贩们在大街上兜售卫生巾——作一比较,自然会使他得出意料之中的结论:“休克疗法”就像Guiness(原文如此,疑为Guinness,吉尼斯黑啤酒)一样,对于波兰来说是个好东西。   至于波兰人为什么不喜欢他的这种祝福,他可就不想多说了。1989年7月,在一次部分自由的、意味着共产党的统治将会从整个东欧彻底灭亡的著名选举中,只要是和莱赫·瓦文萨合过影的候选人——这表示获得了团结工会的认可——都被当选了。那时,没有谁会想到已经被如此兴师动众地扔进了历史垃圾堆里的共产党人,还会在可见的将来重新崛起。不是别人,正是波兰首要的“休克疗法主义者”勒斯热克·巴萨诺维奇,使这种结果成为可能的。在1993年的议会选举中,尽管被公认为转变成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共产党人仍然需要与他们的农民党朋友一道组建政府,但共产党已经是当时最强大的党派了。[2]两年之后,在需要绝对多数的第二轮总统投票中,转变过来的共产党人、性情温和、年仅42岁的亚历山大·科瓦涅夫斯基(Alek - sander Kwoniewski ) ,击败了前任总统莱赫·瓦文萨。此时的莱赫·瓦文萨再也不能用红色威胁的牌子保住自己的面子了。执政两年后,共产党人尽管重新换回了原来的名称,但它已经很难说是资本主义的威胁了。   实际上,由于这些共产党出身的新手们本质上继续奉行其前任的经济政策,只是在形式上更温和一些,因此,他们倒转过来受到了反对浪潮的威胁。团结工会的领导人玛瑞恩·克扎克列夫斯基(Marian Krzaklewski)认识到,联盟只有在变得更加富于战斗力的情况下,才能东山再起。在政治上,他决定把各个极度分散的反对党派联合成一个联盟——团结选举行动(AWS),使之围绕一个最坏意义上的民粹派的平台来行动:所谓最坏意义上的民粹派,就是说,它承诺的事情——消除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并因此有条件地接受波兰加入欧盟——却没想好怎么去做。这个阵线的选举获胜揭开了它的虚伪面孔。在1997年9月的议会选举中,AWS赢得了比民主左翼联盟更多的席位(201比164)。后来它却与巴萨诺维奇的以热衷于新自由主义和欧洲一体化而著称的自由党一道组建起了政府。这个脆弱的联盟存在的时间也许不会比本书的印刷时间长,在后面,我们还会回到它所暴露出的各种有趣的悖论的。诸位只要注意到团结工会要想重获民心,就一定要放弃而不是坚持1989年之后由它自身内部出来的政治家们引入的政策,就足够了。   当一项经济和社会政策引起了特别深远的不满时,我们就必须深入到其光彩照人的表层下面,透过光怪陆离的琉璃灯和琳琅满目的橱窗,才能看到事情的真面目。在华沙,我们则必须跨过维斯瓦河,才能看到对岸的贫民区,或者,必须坐一个小时的火车去人称“波兰的曼彻斯特”[3]的罗兹城[4],才能看到每况愈下的纺织工业。我们也可以穿过由单个工厂或工矿组成的城镇,那里已是一片狼藉,居民生活和收入的主要来源面临断绝或“萎缩”的境地。或者,我们还可以穿越波兰东北部的农村地区,那里的农民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土地,却在城镇里找不到工作。官方的统计数字也可以证实这些阴暗面。这不单单是指失业率从几乎为零跃升到15%左右,就拿工业产出和生活水平来说,“休克疗法”也直接造成了急剧降低的后果。只有199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才超过了1989年的水平,但该年的实际工资仍然稍稍偏低。西方报纸津津乐道的巨大成就,实际不过是一场一再被推迟的复苏。   干预时期人民的困苦也许被统计数据夸大了,因为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偷税漏税行为,一些很明显的收入都没有上报给税务部门。另一方面,这种状况也许是由新政权的主要特征即日益分化的两极相互抵消所造成。金钱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医疗、住房和教育等等之间的关系。当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失业——困扰着穷人,穷人变得越来越穷的时候,以投机家为主体的富人就会变得越来越富。犹如往伤口上撤盐似的,富人们专爱在穷人面前炫报财富,故作卖弄,似乎他们要穷人明白,金钱就是一切。总而言之,波兰人自相矛盾的地方,就在于新政权的先驱即产业工人,不是这场转型的受益者,倒是其辆牲品。   1996年6月,为了庆祝团结工会历史上一次重大事件发生20周年,在华沙郊外的乌尔苏斯拖拉机厂,团结工会当地领导人加久蒙特·米赫尼克(Zygmunt Michnik)竟然大言不惭地谈论起雅塞克·库龙(Jacek Kuron)和亚当·米赫尼克等人,说他们“由于害怕波兰化,便玩世不恭地拿我们的不幸、我们的鲜血和我们的天真当儿戏”。几个月前,在华沙一次抗议游行中,示威者打起了联盟的旗帜,竟然说要——尽管只是说说而巳——把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佬送进毒气室。诚然,一个派别并不代表整个联盟,但这类人也居然能够被团结工会所接纳,无疑表明了这一组织从1980年的辉煌夏季——那时它是在全世界一片惊叹声、赞美声和羡慕声中诞生的——以来一直走的是条什么样的道路。为了理解现在这一代人,也为了抓住波兰这种在没有犹太人的情况下反犹太人、在没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情况下反共产主义的独特性,我们必须回头看一下这个国家的近期历史。毕竟,波兰还是惟一一个靠真正的、自下而上的、以工人为主体的群众运动而推翻了共产党政权的东欧国家。   1956年在东欧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以尼基塔·赫鲁晓夫并不那么秘密的对斯大林的指控而开始,以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粉碎匈牙利人的起义而结束。波兰同样参加了这出历史剧。这年6月,“工人的国家”首次把武器对准了他的所谓的“主人翁”,在西部城市波兹南[5],警察枪击了罢工的工人。但是,波兰共产党和邻国的共产党不同的是,它在党内有另一名可资选择的领导人,这个人还不至于必到死后才恢复名誉。这个人就是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6]。尽管哥穆尔卡是一名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但他确实真的相信有可能在战后举行一次有关“独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对话。冷战开始后,局势越来越紧张,于是他就被赶下了台。尽管坐了牢,但他没有被枪毙,到如今,他已经在做接管政权的准备了。1956年10月,赫鲁晓夫、莫洛托夫[7]一行飞抵华沙,目的是要阻止哥穆尔卡重新上台。在他们看到这位共产党领导人受到波兰全国人民的拥护之后,他们也就改变了想法。波兰“解冻的春天”是一个团结而欢欣的时刻,因为农民被允许解散他们的集体农场,东正教也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绷得紧紧的紧身衣开始整个儿变松,斯大林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但欢欣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的。哥穆尔卡从来就没打算得罪现行政权及其苏联后台。他与那帮所谓的修正主义者——即那些仍在梦想着通过党的帮助在现存制度框架内逐渐把现存社会转化为一种模糊不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的蜜月不到一年就结束了。其信号是一家非正统的周刊《直言》被查封。哥穆尔卡与改革派知识分子的彻底破裂发生在1968年,这一年,他批准自己的内政部长莫查尔将军发动一场大清洗,借口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实际上是反对全部犹太人。这一年,围绕一部带有反俄罗斯嫌疑的著名波兰戏剧[8]而发生的事变,给了警察以棍击游行学生的机遇。   雇用知识分子比雇用工人更容易。1970年,为了阻止消费超过产出的趋势,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聪明的治国专家们便想出了迅速提高食品价格的主意,提价时间定于12月,圣诞节的前夕。波兰北部沿海地区首先做出了反应。在格丹斯克、格丁尼亚[9]、什切青[10]各个港口,造船工人带头闹事。他们扔下手中的工具,组成抗议队伍,直接前往市政府或党部所在地。镇压是无情的。即使在官方的记录中,也有数十名死难者和1000多名受伤者。从政治上而不是军事上说,“工人的国家”是不可能发动这样一场针对工人阶级的战斗的。哥穆尔卡倒台,他的继任者、讲究实效的西里西亚[11]领导人、曾在法国和比利时以当矿工而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的爱德华·盖莱克,现在也只好跑到北方,要求造船工人与当局达成和解。只是到了1971年的2月,当政府面对在罗兹的纺织厂里罢工的女工们的犟劲儿,不得不取消其提高食品价格的计划时,危机才告结束。   波兰因此陷入一种奇怪的僵局。一方面,整个国家的结构没有改变,共产党高于一切,权力一级一级往下分配。但在这种依然如故的结构内,波兰工人已经用鲜血争得了某种否决权:没有权力去制定政策,去参与决策的形成,但有一种说“不”的消极权力。它标志着反抗,似乎在警告当局:只有踏着我们的尸首,你们的政策才能通过。为了使自己摆脱因此造成的困境,盖莱克选择了往国外飞行。带着苏联的支持和西方的信任,盖莱克开始推行一种通货膨胀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里,波兰因此被标榜成典范。后来,西方爆发了经济危机,无法偿还因出口而造成的债务。人们认识到,在此时投资乃是十分不明智的。由于有必要勒紧裤带过日子,波兰人民愈发相信否决权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1976年7月24日,星期四,波兰政府宣布了另一项大大提高食品价格的决定,该决定将于第二周开始执行。星期五,从乌尔苏斯拖拉机厂来的罢工工人占领了四周的铁路线,拦住了莫斯科至巴黎的快速列车。而那些从华沙南部的拉多姆[12]来的罢工工人,则重演了1970年的那一幕,他们冲到党部所在地并与警察发生了冲突。然而,此时,运动没有继续下去,因为就在这个晚上,波兰总理发表了电视讲话,宣布整个提价计划将被推迟执行。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据各方面的报告显示,一场席卷全国的罢工浪潮正在酝酿之中。   因此,1976年乃是1970年的压缩版本,两者只有一个历史差别:1976年工人和知识分子结成了联盟。1968年,在学生遭到殴打、知识分子遭到清洗的时候,工人并投有挺身而出。1970年,当罢工者在格丹斯克举行抗议的时候,学生也没有加入抗议队伍。如今不同了。被迫屈服的当局一直在寻机报复,他们决心要监禁和折磨参与骚乱的工人。然而,受害者这次并不孤独。少数知识分子尽其所能地展开了营救行动:散播消息、提供法律支持和社会援助。从这些行动中诞生了保护工人委员会,按照波兰语的首字母,人们往往把它简称为KOR。一位著名作家、一位知名演员、几位久为人知的社会主义者,以及一帮年轻人,共同组成了KOR (倒也没有形成一个军团的规模)[13],其中知名度变得最高的,还是激进主义者雅·库龙和散文作家亚当·米赫尼克。尽管遭到逮捕、饱受折磨,他们的工作还是做得很好,大约一年之后,所有的受迫害者都被释放了。政府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但结果犯了错误。KOR仍然在活动,它帮助创建了一所”流动性大学”,赞助出版了一系列不同政见的出版物,其中最突出的是《工人》杂志,该杂志在其读者当中宣扬这样的观念:为了维护你们的利益,必须建立起你们自己的独立组织。   在此次冲突过程中,波兰表现出了两个独有的特征:一个是小资产阶级大量涌现,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哥穆尔卡允许农民离开自己的集体农场,这份恩惠意味着农民开始走向分散状态。如此一来,有四分之一的可耕作土地落入了小农户之手。由于农业仍然吸收了全国30%的劳动力,因此许多人希望政权变更,他们错误地相信,资本主义将会永远保证他们的财产要求。另一个独有的特征,在于东正教会的权威和声望。在战前时期,东正教会的权力主要来源于有钱人、大地主以及大批农村人口的支持。在经历一场政治和社会动乱之后,新的共产党政权赋予了东正教会一种新的无辜形象,把它推到了受压迫者一边。实际上,教会的声望乃是执政党无能的标志,共产党越是坚持不公和剥削,教会的形象就越能博得人的同情:约翰·保罗二世1979年在他的祖国胜利地巡幸了一回,连警察都主动让路,这让一些波兰人觉得自己到底还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的。不过,根本的、越来越剧烈的冲突,仍然是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力量的产业工人与自称是工人代表的共产党之间的冲突。   有了这些过去的经验,工人和共产党这两个对手终于在1980年正面交锋了。统治者们并没有借总理之口突然宣布提高食品的价格。这次,他们做得悄无声息。当局同时印发了几个秘密通知,要求不管哪里的工人反抗,都应该补偿他们。而工人呢,他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也学会了如何去消除孤立,尤其是如何利用KOR来建立各厂之间的联系。这样一来,当局的每一步退让,都是一种鼓励,使得另一些商店、另一些工厂敢于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次的浪潮来得缓慢而出人意料。第一次罢工于7月10日在华沙爆发,此时,物价还刚刚涨起来。随后,风波向东转移到卢布林地区[14],在那里举行了一场罢工演习。不过,从国际的评论来看,真正的戏剧只有到格丹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于8月14日举行罢工,才算是正式开幕了。之所以发生中间停顿,有许多特殊的原因,例如要求恢复一位颇有名气的女性抗议者——焊接工安娜·瓦伦提诺维奇(Anya walentynowicz)——的工作等。当人们聚集到经理办公楼前面时,另一位丢掉了工作的工人翻过围墙,直接讲起了他的个人经历——这个人,就是37岁的大胡子电工莱赫·瓦文萨。如此一来,一场总共进行了轰轰烈烈的17天的罢工,算是开始了,这次罢工,终于打破了一个牢不可破的神话,即不管是按照其本来意义,还是按照天生的权利,共产党都是工人阶级的代言人。   这里不是重温那些热火朝天的日子的地方,我只想从这一系列事件中得出几条教训。第一个教训是,观念在革命环境中成熟得特别快。独立工会的概念在东欧特别不受欢迎。与《工人》杂志关系密切的、在格丹斯克发起工人运动的那些人,甚至不敢把成立这种协会的要求写进自己的第一个纲要里。后来,这一观念如闪电般传播开来,成了一种深刻的集体信仰,以至于当从华沙赶来帮忙的被称为专家的知识分子反对说当局永远不会接受这样的工会时,格丹斯克所有的罢工者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这点根本没有商量余地。”这把我们引向了第二个教训:在这一幕中,工人成了主人,负责制定决策,而专家,即那帮有着左翼东正教和修正主义背景的知识分子,则充当了助手,负责提供技术帮助和提出建议。   这场运动的另一个特征是,尽管开始时瓦文萨显示出对个人独揽大权的偏好,但总体来说,这场运动还是民主的,来自各个工厂的代表们一道成立了一个厂际罢工委员会,与政府的谈判也是公开举行的——群众则站在大厅外收听喇叭。这场运动也带有非常浓厚的平等主义色彩,人们要求增加工资,但不是按比例增加,而是所有的人都平等。惟一的例外是额外补助那些收入最低的人。如果诸位补充说,纵观这场危机,工人们是把自己的利益看作整个社会的最高利益的,那就听起来太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是真的了。瓦文萨在自己的西服翻领上别了个圣母玛丽亚像,而阶级斗争也在东正教赞美诗的歌声中进行,所有这些,都提醒人们注意,事情比这要复杂得多。工人们与之斗争的政权自称是共产党的,但共产党员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就像当时人们所说的:如果这些人的所言所行是社会主义,那就像对牛弹琴——它根本就不懂你弹的为何物[15]!   罢工运动也必须有严格的纪律,例如,让工人们待在工厂里,禁止喝洒,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避免引起当局的反感。它还必须声势浩大,足以迫使当局让步。罢工浪潮再次席卷了格丹斯克、格丁尼亚和什切青各地,而静坐罢工不仅把船厂,而且把沿海地区的大多数工厂都卷入了其中。十天的施压使政府威信扫地。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人们却不太愿意涉及关键问题了。冲突一路伴随着各种传闻,据说,俄罗斯的或来自国内的武装干涉马上就要来了。这种传闻更把罢工浪潮推向了全国,罢工者作出了一定的让步——承认“党的领导地位”和“国际联盟的现行秩序”,当局也于8月31日最终在《格丹斯克宪章》上签了字。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波兰是第一个承认其工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可以拥有独立组织的共产主义国家。   紧接着是15个月的事实上的两权分立时期。党拥有历史根基,也拥有地理基础——历史上雅尔塔会议对欧洲的划分,地理上与俄罗斯毗邻。它控制着军队、警察、全部重要岗位(所谓的干部)的任命权,它是不打算放弃自己的特权的。但现在,它必须寻找别的权威来源,必须在不可避免性面前低头:11月份达成了对团结工会的共识,这是一个松散的,但也是全民的工会组织,在此次政治风暴之后它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壮大起来了。它在顶峰时期拥有的会员数是900万名还是1000万名,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一段时间里,团结工会简直成了骚动的波兰的代名词,它宣称自己的会员数大约达到全部非农业劳动力的四分之一。不过,把冲突说成是党和工会之间的冲突,是不那么准确的,因为它虽然自称有300万持会员证的会员,但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会员同时拥有团结工会的会徽。   两派都必须面对一场由高工资和低产出所加重的经济危机。对于党来说,当然的出路是通过合作,从团结工会那里得到用威吓的办法从工人那里得不到的东西,也就是说,接受一个临时的紧缩方案,以便恢复生产。为了这个目的,有必要与工会分享权力,但党不准备做这种让步。团结工会也喜欢像一个工会那样行动,保护其会员,因为任何与当局合作的打算,都会暴露出它自身的内部矛盾。党明白,面对一场群众运动,如果毫无节制,就会引发另一场暴动;工会也知道,如果它任凭自己的行动发展下去,直到夺取政权,那很可能会招来苏联坦克的入浸。因此,这是一场不断打擦边球的实力较量。1981年3月,为了避免一场公开的冲突,工会取消了一次全面罢工。   不过,局势也促使这些主角们走向某种形式的合作。随着经济短缺变得日益严重,随着经济战线日益拉长,人们的情绪日益靠近极限,要想避免一次总爆发,就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1981年春,团结工会内部几个小派别重新找回了自我管理的概念。在某些人看来,这是一条整体转变社会的途径,使工人有可能掌握自己的工厂、劳动和命运。而在另一些人眼里,工人委员会是一条在现存制度框架内给企业带来自治的更温和的途径。[16]然而,不管持什么看法,制度折中看来是必然的了。由此,波兰拥有了两个议会,一个是已经存在的色姆(国会),它由党所控制,与地理上的强制(imperatives of geography ) [17]保持一致。第二个是经济方面的议会,它由全国各个工人委员会选出的代表所组成。每项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出台,都必须获得这两大议会的一致通过。这种折中方案既可被当作两权分立的制度化,也可被当作替逐渐地、缓慢地转变到这种两权分立所做的准备。11月4日,约瑟夫·格莱姆普(Jozef Glemp)红衣主教像个媒人似的,把瓦文萨和前一个月才被提拔起来的沃赛奇·雅鲁泽尔斯基将军(Wojciech Jaruzelski)拉到一起,人们还希望他们能够寻求这样一种妥协。结果一场空。团结工会并没有真正分享到权力,它只是在由扮演傀儡角色的共产党组织所控制的机构中得到了一个席位。另一边早就打好了主意。此时,雅鲁泽尔斯基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独揽国防部长、总理和党的领导人的大权。12月13日的黎明,将军戴上墨镜,做好了命令他的部队随时采取行动的准备。   作为一名爱国的人,他是否曾想过极力避免苏联的干涉?我对这种如今流行的观点并不相信,即使在一些俄罗斯档案解冻之后,我也并不真正清楚当时克里姆林宫是如何作出反应的。如果团结工会夺取了政权并把共产党推到一边,苏联坦克是很可能开进来的。但如果团结工会和共产党达成了妥协,而波兰军队又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情况会是怎样呢?对此我只能说,所谓工人党想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与工人委员会分享权力。另一点不要怀疑的是雅鲁泽尔斯基的职业手段。他不会把政变搞糟的,就像1991年俄罗斯那几个叛变的将军一样。他也不喜欢流血,这点似乎和智利的皮诺切特差不多。尽管在西里西亚,被军队所杀害的矿工们亲眼目睹了当局为了消灭反抗力量,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但回头想想,公正地说,当局并没有滥用武力,而是把武力用到了为达目的所需的地方。此外,团结工会内部开放的民主的组织形式,也为军队完成任务提供了方便,几乎所有的领导人,不管是国家级的还是地方级的,都可以在一次大的突然袭击中被逮捕和放逐。随着“战争状态”的宣布,通讯被切断,宵禁被执行,严厉的处罚被加到各个主要的“军事化”的经济部门,一个群龙无首、七零八散的闭结工会,就不可能再掀起什么反对风浪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军事政变成功了。现在,当局要提高物价水平,再也不必担心工人的反对,再也不用害怕工人的罢工了。不过,把敌人打败并不等于敌人就投降了。甚至在收回战争法,特赦一批犯人之后,也没有什么重要人物站到当局这一边来。消极的抵抗仍在继续。阻止工人公开集会是一回事,而动员他们参与经济改革又是另一回事。1988年,团结工会设法在沿海省份举行了一场罢工,尽管它只是以往的大型运动的微弱回声,但雅鲁泽尔斯基还是不得不决定立马辞职,把权力让给人家去分享。随着苏联改革在阵痛中蹒跚而行,波兰的统治阶级也打算试一试市场,考虑向资本主义转变了——这一切都只是为了保存其特权地位。为此,它需要找一个盟友。   事实上,盟友和以前也不一样了。如果说军事政变没有打败和取缔团结工会,但也确实改变了它自身内部的权力平衡。是的,工人仍然是主心骨,而且正是他们的不合作态度,才使得当局设法通融。然而,工人在团结工会里头的角色也改变了。七年地下活动期间,团结工会的工作重心己从工厂转移到了报社,重点也从罢工转移到了宣传。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对各项进出特别是资金来源的中央管理,显得越来越重要。俨然如避难所和保护伞的教会,其影响仍然在扩大,同时,为地下活动提供资金的外国赞助者,也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我们应该深入了解所有这些势力对运动的政治路线的影响力,但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还是对话活动所显示出的变化。1980年,在列宁造船厂,罢工领导人及其顾问们是在罢工工人的直接监督下参加谈判的。而1989年,谈判的预备会议在靠近首都的玛达伦卡(Magdalenka)某个偏僻的地方举行,正式谈判地点则在华沙宫,当然,他们发言的名义还是工人运动。   用谈判者坐在“圆桌”边讨价还价的办法,是很难转移权力,很难改变政权的性质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事情往往比所有参加谈判的人所想象的还要进展顺利和迅速。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次敌人之间的会议。内政部长彻斯拉夫·基什查克(Czeslaw Kiszczak)将军带领一支队伍,而另一支队伍中大多数成员都是他的“客人”,是他的监狱和临时拘留所的常客。然而这一次,他们一道坐下来寻求一种妥协,一种双方都想占据主动的让步。统治者们(这是一个比党更准确的定义,因为党现在被一帮统领着军队和警察的将军控制着,他们强迫十分不情愿的中央委员会批准了这次谈判)知道,要想继续掌权,就得改革经济,而如果没有团结工会的支持,改革就会举步维艰,他们试图用驯服新伙伴的办法来保住权力。团结工会的代言人也明白,一切强力工具都操纵在统治者手中,他们还有苏联可以撑腰,尽管鉴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现状,这种支持的力度有多大还不是十分清楚。团结工会希望慢慢地、渐渐地把权力的分享变成权力的独揽。   对话受到了一些风波的影响。因此,尽管团结工会的代言人不久就要诵读芝加哥学派的金融福音,但此刻,他们还记得自己是在代表着工会,是在为波兰的劳动人民争取与物价上涨相适应的工资水平。不过双方时而紧张、时而暖昧的关系,在双方为即将到来的选举所作的制度安排中还是得到了最好的反映。从理论上说,占统治地位的联盟是一定能保住它的优势地位的,因为在更为重要的下院即色姆中,它可以保证三分之一的席位:460个席位中,只有160个可以公开自由竞争。同时,赋予共和国总统以更大的权力,特别是掌握军队、安全机构和外交事务的权力的一系列法案也已经获得勉强通过。特别是,让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能够(也很有可能)出现在总统府,乃是稳住俄国人的必然选择。作为补偿,双方同意恢复第二个议会即上院,这个议会的权力稍小,但任何一方的100多名成员都必须经过完全自由的投票才能产生。   有人说,上帝想要毁灭谁,就会先把他弄疯。波兰共产党人在这次选举中的所作所为,就显得疯狂而愚蠢,他们是蒙蔽了双眼呢,还是太专横了?他们本来可以不引起大的震动,可以在只选一名代表的选区中选择比例原则而不是多数原则。很难理解他们想从这些半是自由半是做作的选举中得到什么。只要有一个选区的选举是自由的而团结工会又赢得了选举,那么,所有其他的代表即使合法,也会被剥去合法的外衣。[18]实践证明,这是一次大土崩。团结工会赢得了全部161个被指定为可以公开竞争的色姆席位,以及100个上院席位中的99个。在这种情况下,数量往往可以起到质的作用。此时还在统治联盟中做共产党人傀儡的农民党和民主党,面对局势的这种戏剧性转变,也突然找到了他们自己的独立声音。由于总统只有占到下院议员和上院议员一起投票的绝对多数才能当选,因此结果如何,谁也不敢断定。为了避免危机和整个交易破产,团结工会必须替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当选提供谨慎的支持。然而,这种让步是要有一定代价的。为了与米赫尼克写的颇具争议的文章的标题——“他们的总统,我们的总理”——保持一致,也由于瓦文萨不想干这份差使,有人于是几次请他的主要助手之一塔祖茨·马佐维奇(Tadeusz Mazowiecki)来组建一个团结工会的政府,一次是在8月,另一次在9月。几个月前,谁也没有想到历史的步伐会如此之快。[19]在随后的三个月内,中欧和东欧的政治局势就完全改观了。   波兰再次走在了前列。诸位也许会说,团结工会组建政府的机会,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措手不及,只好仓促应对。最紧迫的任务是应付经济状况的恶化。马佐维奇政府,与身边总被一帮俨然经济大腕的西方金融家们所包围的巴萨诺维奇一道,开始推行一种后来被称作“休克疗法”的经济政策。所有的管制一旦被解除,物价就骤然飙升。倒是工资受到了管制,以使它们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取代了长长的购物队伍。尽管小额存款被扫地出门,但投机家的利润却可以天马行空。所有这一切,都是一场有意识的、无情的、原始性的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运动的一部分。政府对走私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加强食品卫生管理、打击现存的最薄弱的环节即零售贸易中的非法行为,无动于衷。而且,给予私有部门的税收和工资政策优惠,也对大型国有企业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产量和生活水平的下降,比这一政策的设计者们所许诺的或者说本就盼望的,还要快得多、持久得多。然而,尽管带来了灾难性的经济后果,这场运动还是达到了打碎现行体制的政治目的。   让人十分费解的是,一个其名称含有社会和谐理想的组织,怎么到头来宣讲起满口自私的福音了呢?一场以平等主义开始的运动,怎么就引入了一种专门用来保护特权者,打击贫弱者的制度?一个由产业工人特别是大型企业里的无产阶级建立起来的工会,怎么就领导了一项必定会伤害其建立者的根本利益的工程了呢?部分的答案就在于,1980年的团结工会是造反者,而1990年的团结工会成了统治者。不能简单地把这种情况理解为波兰工人被知识分子给骗了。所谓的专家是无法随意做到这一点的。假如瓦文萨最著名的顾问塔祖茨·马佐维奇和布拉尼斯拉夫·盖雷梅克(Bronislaw Geremek ) 跑到列宁造船厂或任何其他的工厂里,告诉工人们要勒紧裤带过日子,他们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在一定的时期内,工人们只会听从他们自己人的劝说,例如瓦文萨。因此,整个领导层——工人和知识分子——都必须为这项政策以及转向资本主义道路承担责任。[20]   是谁把他们推到这条道路上去的?尽管东正教会在许多别的事情上对团结工会有着负面影响,但它似乎并没有在决定团结工会的经济政策上起到关键的作用。这一政府刚刚组建时,代表大企业利益的国际组织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给该政府施加的压力可谓是立竿见影。但这种基础是早已打好了的。在那些地下活动的年代里,团结工会曾经从西方接受了大量的援助,其中一些来自于它的欧洲同情者,包括各国工会,更多的援助则来自于官方机构,特别是美国的此类机构。根据现在的估计,美国中央情报局为此投资了大约5000万美元——与在苏联帝国的崩溃上的投资相比,这点钱简直是微不足道。但要是按照当时通行的黑市价格把这笔钱兑换成兹罗提[21],那可是一笔大数目。[22]   所有这些因素都很重要。但它们还是不足以解释团结工会立场转变之迅速。1980年,当他们还把自己的命运与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时,马佐维奇尚是一位进步的东正教徒(与法国左翼东正教周刊《Esprit》联系密切),而盖雷梅克则仍然是一位“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十年过去了,他们一个当了总理,一个则成了赞成政府为了响应金融主义者的号召而把资本主义的苦药灌进波兰人喉咙里的议会领导人。为了理解这种转变,诸位必须回想一下那段时期欧洲政治气候的总体变迁。80年代初,当波兰工人已经梦想一个平等的、自我管理的社会时,欧洲部分左翼人士却还在按照既非斯大林的闹剧也非资本主义的剥削的第三条道路来思考:法国社会主义者进了政府就开始模棱两可地谈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80年代末,法国社会主义者成了金融当局的拥护者,撒切尔主义意识形态在全欧洲大获全胜。在波兰本土,梅茨斯拉夫·拉科夫斯基(Mieczyslaw Rakowski)的“共产党”政府正在为转变打基础,正在解除对食品价格的管制,而处在地下活动期间的团结工会,在把自己的愿望落实为政策方面尚无什么实际行动。当有人问他们,为什么他们会离自己的原初立场如此之远时,变成新生资本家的波兰左翼人士往往借用一句时下流行的说词作为辩护:别无选择。从这种历史背景出发,团结工会的领导者们乐此不疲地在工人耳边说,这是惟一的一条出路。这就是东欧工人运动复兴的先锋——波兰——为何也是领导“休克疗法”新潮的国度的原因所在了。   尽管“休克疗法”在一段时期内见到了效果,但团结工会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集多年之英雄行动才积攒起来的名望和信誉资本,很少有浪费得如此之快的。正如1990年12月的总统角逐所表明的,光荣在几年之内就暗淡下去了。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苏联帝国的崩溃,再也不需要雅鲁泽尔斯基去当什么“担保人”了,但团结工会培养出的政治势力并没有面对选举而齐心协力起来。瓦文萨对自己扶持起来的不听话的总理深感恼怒,于是发动了一场“内讧”。这场领导层内部的冲突导致出现了两位候选人——马佐维奇和瓦文萨本人。这位“民族英雄”尽管只获得了40%的票数,还是首先通过了第一轮选举。第二个通过的并不是总理。他被一位粗俗的煽动分子超过,此人名叫斯坦·狄明斯基(Stan Tyminski) ,是一位诡计多端的流亡者,在生意上挣了钱就回国了。确实,瓦文萨没花多大力气就在决定性的第二轮选举中把狄明斯基给打败了,但后者的首轮胜利已经是一个警钟,表明“休克疗法”己使这个国家变得脆弱不堪。曾经在团结工会的旗号下走到一起的各方势力,不再团结一致,团结工会也因此日渐衰落。1991年的选举则再次验证了这一事实。   不管瓦文萨在竞选过程中有过什么许诺,反正当选之后,他在改变经济政策方面是无所作为的。相反,他挑选的第一位总理让-克泽茨托夫·别列奇(Jan-Krzysztof Bielecki)倒是位热心的货币主义者,而接掌别列奇总理大权的让·奥茨维斯基(Jan Olszewski)却是波兰极右翼势力的首脑。他整天忙于从床底下逮捕革命分子,以至于没时间干其他的事情。他的政府编造的安全档案是如此令人生疑,结果没几天他就被请出了政府机构。   波兰第一位女总理哈娜·苏绰卡娅(Hanana Suchocka)是在一段时间之后才接掌总理位置的,她领导着一个由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和反动的东正教徒组成的联盟。她遵循了一条同样不受欢迎的经济路线(受压迫者的代言人雅塞克·库龙在政府中露面,稍稍缓冲了这种局势)。从此,工会色彩越来越淡的团结工会,在两年的内讧之后变得一蹶不振、纷争不断了。没有团结工会的积极的以及随后消极的支持,巴萨诺维奇的政策创新是不可能执行下去的。不过,这种支持的代价也十分沉重。一度曾是波兰工人阶级代表的团结工会,现在只剩下不到200万人,比前政权依据军事原则重新建立起来的官方工会所宣布的人数还要少。要想恢复元气,它必须表明自己与工人的利益还有一定的关系。1993年春,由团结工会直接推举的下院议员们推翻了苏绰卡娅政府,这些迷恋于反共产党的人并不知道,他们是在把转变过来的共产党人重新请回政府。   1993年的议会选举,不论是对于团结工会的剩余人员来说,还是对于东正教会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我们前面已说到东正教的道德和政治影响有多大。1989年,教会统治集团或是明智或是不明智地决定要把这种影响制度化。他们不仅要求归还被共产党没收的财产,而且要求归还被沙皇没收的财产。他们声称要对国民的行为加以道德上的控制,重新引进宗教劝戒所,禁止堕胎,并要求各电视台承诺自己的节目不与“基督教价值”相冲突。这种从教室到卧室的全方位监视,是不会引起波兰人的兴趣的。特别是妇女们,她们着实被牧师们反对避孕、堕胎的无情主张弄得大吃了一惊。东正教会的声望一落千丈,在基督教旗号下反对1993年选举的反动联盟,连在议会中拥有一个席位所必需的最小票数都没有得到。[23]尽管东正教会的影响并没有消失,但它的枷锁已被松动。   并不是所有从团结工会里发展出来的党派都受到了同样的打击。其中最大的党——民主联盟(不久又叫作自由联盟)——拥有两位总理和这次运动的大多数领头人物。它位居第三,获得了10.5%的票数。这一票数与团结工会传统的惟一继承者劳动者协会的票数十分接近。后者从一开始就反对政府的经济政策。莱赫·瓦文萨最后一刻才临时凑成的党及其民族主义的、民粹派的组织,仅仅跨过了5%的门槛,而团结工会作为一种交易才推举出来的候选人也没有通过这次考验。由于团结工会这种内讧和内耗,控制新议会的党派成了两个,它们的得票率都很高,而且都与前政权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在色姆的选举中,民主左翼联盟(首字母是SLD,主要由改弦易辙的共产党人所组成)获得了第一,紧跟其后的是波兰农民党(PSL) ,它以前一直是共产党的附庸。考虑到计算太复杂、许多票数并没有在分配席位时算进来等因素,这两个党派能够获得大约三分之二的色姆代表人数,也算是心满意足了。许多评论家对历史如此相似颇感震惊。1989年,为了保证共产党人获得这个比例的席位,有人还必须仰赖法令的作用,把许多有充分竞争力的选区排除出去。而如今,在自由的选举中,公开转变的共产党人倒是靠普选就赢得了这一比例的席位。这都是勒斯热克·巴萨诺维奇及其国内外的支持者一手造成的。   但这无论如何都不是回归到旧政体,旧政体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已经烟消云散了。农民党如今再也不是谁的附庸了,它是惟一一个有着小农社会基础的波兰政党,但如果他们国家的农业政策想要仿效西欧的模式,这个政党的社会基础也就注定要土崩瓦解。他们的党可以偏向教会一边,在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堕胎一事)上持反动立场,但他们首先缺乏兴趣的,还是毫无管制的市场。有趣的是,在农民党内部,比起那里共产党出身的、成分更加复杂的党员来,农民代表们倒是不那么急于快速转变到资本主义。   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SDRP)早在1900年共产党倒台时就成立了。年轻一代的领导人取代老一辈领导人之后,他们甚至比其前辈更讲实用。留在领导层内的,是那些认为重新组建的党应该把新社会当作未来目标的人。此时,这只是一种极乐观的设想而已。在共产党45年的一党专政之后,给乱糟糟的制度留的漏洞是无穷大的。猛然之间,共产党就在国家和地方各级行政机构里丧失了重要地位,在电视、广播、报刊中的特权地位也是如此。由于选择的道路是转向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在经济领域里的地位下降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普遍同意不把工厂移交给劳动人民,而是创造一个资产阶级来掌管它们,因此,那些懂行的、有经验的、有钱的(这些钱往往是从黑市弄到的)人,就会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中抢得先机,而他们中许多人都在以前的政权中与共产党有着某种联系。据此,可以把波兰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分成三个阶层:第一个也是最弱小的一个,是由“休克疗法”的受害者组成的:报酬微薄的工人、公务员、失业者和退休者,他们的境遇比以前糟糕多了;第二个阶层由这些人组成:他们不管物质待遇好坏,都对这个国家半个世纪的革命被白白浪费掉抱有怨愤,谁也不喜欢听到自己所做的一切——生产、研究、教育等等——最终落入魔鬼之手;第三个阶层,尽管人数不是最多但却是最有影响力的,它的成员个人收获不错,却害怕再来一场“红色”清洗,使他们刚到手的一切付之东流。为了调和这三部分人之间的利益,波兰社会民主党必须看起来像个循序渐进的党,既懂得穷人的可怜,又讨厌任何政治迫害。正是由于这场貌似“带着一张仁慈面孔的资本主义”运动,才使它所支持的民主左翼联盟在1993年9月的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   跻身议会之后,这些前共产党人知道,尽管自由联盟与他们在经济看法上比较接近,但这个党派是不会与他们合作的,因此,他们只得与农民党合作。为此,他们不惜给了农民党一段时间的总理位置坐坐。新的执政联盟运气不错。已经到达底线的经济,照理说也应该复苏了。这样一来,新政府既可以兑现改善生活状况的承诺,也可以不以任何根本的方式触动现行经济政策。生产上去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转轨平稳了。外交政策也和经济政策一样改动甚少。如此一来,一场高层对决就只好在1995年的10月上演了,一边是看起来有点发福的莱赫·瓦文萨,五年的总统生涯让他的脾气变糟糕了,另一边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亚历山大·科瓦涅大斯基,他是一位年轻的、温和的转变过来的共产党人。   这场对决所表明的对立看来既不可避免,也有点做作。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一旦雅塞克·库龙不再是一位强劲对手的事实日渐明朗,为了给对手一副强劲的假象,瓦文萨就只得装出团结工会又一次与红色分子作对的样子,只得发出警告说,勃列日涅夫的坦克已经做好了准备,残酷无情的共产党人将会把一切收归国有并且逮捕所有敢于反抗的人。[24]这种做法在第一轮投票中还可以奏效,从格丹斯克来的瓦文萨再次抛头露面,让人觉得他才是最有可能击退“红色侵略”的人。在第二轮投票中,这种做法就不奏效了。尽管媒体确实偏袒瓦文萨,但这与同样被媒体偏袒的叶利钦只要发动一次闪电战就可以很快在俄罗斯取得满意效果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例如,西方对某个“共产党人”呼吁波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声音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担心,也对某个执政两年之后的党派明白表示要继续转向资本主义不存在什么疑虑。说话更时髦和温和的科瓦涅夫斯基打败了咄咄逼人的瓦文萨。在共产党政权垮台六年之后,波兰人民选择了一个尽管出生于1954年,但也有足够的时间在旧的政权下爬到显赫地位的人当他们的总统。转变过来的共产党人现在已经控制了政府,也控制了总统宝座。   然而,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尾。在最近的转轨过程中所实行的资本主义,并没有给资本主义本身增加一副仁慈的面孔。受转轨之害的人们的不满并没有消失,甚至在复苏期也是如此,它只是在如今还找不到另一条出路而已。由于民主左翼联盟进了政府,而激进左翼即劳动者协会又无力找到一个可行的另类方案,右翼便取代它们,成了不满情绪的代言人。这可不是什么值得尊敬的右翼,不是什么尽管向财神低头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举止得体,在关于种族、社会行为、文化自由等问题上稍具理性的右翼——不,这是一个教权主义的、反动的右翼。它给各种现实的经济问题提供的解决方案貌似激进,给社会的政治组织提供的建议则危险万分。然而,这些观念却对团结工会颇富吸引力,他现在也不需要与政府一道来暗中遮掩了,因为它想获得作为一个工会、作为一股政治势力所应有的气势。   团结工会要想否认它从一开始就没有反对过“休克疗法”是很难的,因为要是它反对,巴萨诺维奇计划就不可能得到执行。它充其量只能说,这个卑鄙的计划是那些外来分子,那些既不是一个好波兰人,也不是一个好基督徒,说白了,是那些犹太人偷偷塞进来的。在这个据《大屠杀》一书所说是反犹太人运动中受害者人数最多的国家里,幸存者转眼间就成了卑鄙的、可笑的人。附带说一句,这种状况也表明了各种宣扬说这个国家开始容忍外来者,外来者不再受本国人排斥的理论有多么荒唐可笑。实际上,波兰并没有多少犹太人。以前充满活力、多姿多彩的犹太社区,人口只有350万,只占波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而且更多的人生活在小城镇。而现在,留下来的犹太人只有1.5万至3万人了,但这并不妨碍那些右翼的可卑政治家们语中带刺地说,犹太人的威胁已迫近基督教的波兰,也不妨碍他们心中盘算,任何他们想要给他戴上恶棍这顶帽子的人,不管是库龙还是马佐维奇,都可能是犹太人出身(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另一种恶魔,即互济会会员出身)。   难办的是,这样一种卑鄙的意识形态虚构不能真正地用于现实目的;要是把犹太老板赶跑了,可做的工作就会少之又少。但另一方面,那些追捕革命者的人却收获不小,特别是当这种追捕行动扩大到经济管理领域中的时候。实际上,用一句东欧人喜欢的话说,肃清、清洗、驱逐前共产党人,乃是极右翼分子工作的重中之重。这种工作也吸引了部分老百姓,因为许多波兰人觉得,尽管政权改变了,但社会上特权阶层人士的面孔依然如故:雅鲁泽尔斯基走了,干部们还没走。事实上,攻击特权依然存在的各种言论,恰恰暴露了那些即将抓住特权的人在政治上的奸诈和虚伪。   如果说还有许多旧政权下的管理人士待在位置上不走,那不是因为团结工会与以前的统治集团沆瀣一气,而是由双方本质上的一致性造成的。如果工厂的管理立足于1981年就提出过的自我管理,如果劳动人民接管了工厂并且自己决定由谁、怎样来实施管理,那么,许多管理岗位就会消失掉。只有职工才有权批谁将继续留任。但是,谈判者们选择了快速转向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偏爱的,却是那些有地位、有合同、有钱、经验老到的人,以及现代的投机者、旧的或新的干部。极右翼势力的代言人并没有放弃资本主义目标。他们只是在主教的祝福声中,发明了一种空想的资本主义社会,在那里,谢谢国家对股票的分配,所有的公民(或者应该叫所有的纯波兰人)都是财产所有者,都是资本家。   玛瑞恩·克扎克列夫斯基的聪明之处,在于利用波兰工人的不满来作为反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本。随着瓦文萨作为一个失败者而日渐失去大家的信任,克扎克列夫斯基就整个儿控制了团结工会,并在工会周围建立起一个竞选联盟——即前面已经提到的AWS——重新纠合起波兰全部的极右翼势力,范围包括从相对理智的社会保守派到极端狂热的民族基督徒协会。在后者看来,世俗的欧盟乃是毁灭之门,善良的纯波兰人东正教徒将会在里头迷失灵魂。他们得到了大众化的、极端反动的电台——玛雅(Maryia)电台所推举的候选人的支持,这个电台把那些赞成堕胎的议员比喻成“与纳梓共枕的娟妓”,也许还把耶一玛丽·勒·篷(Jean-Marie Le Pen)或者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怀疑成自由主义的异端分子。直接用选举的话来说,这种运作确实见效。一度貌似一个大党的极右翼党派——让·奥茨维斯基的“波兰复兴运动”(POP)被挤到一边去了。在1997年的议会选举中,它仅仅跨过了5%的门槛,获得了6个议会席位。而克扎克列夫斯基的AWS得票率最高,获得了三分之一的总票数和201个议会席位。   但在色姆的460个席位中,201个并不能保证是大多数。为了寻求联盟,克扎克列夫斯基决心把游戏继续玩下去。假如他的注意力真的在于扭转1989年之后的经济政策,他就会把农民党拉作伙伴的。农民党尽管在选举中失利,但它仇视欧洲一体化和市场力最四处横行,这点还是有着比较坚实的社会基础的。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他选择了自由联盟,这个联盟尽管只有60个席位,是一个不太显眼的伙伴,但它拥有两位特别重要的部长——布罗尼斯拉夫·盖雷梅克[25],他是一位忠诚可靠的欧洲人,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休克疗法主义者”巴萨诺维奇,他是经济界的霸王。这位芝加哥学派的忠实信徒是不会容忍任何拿市场开玩笑的人的。那些真的相信AWS会把国家财富交到人民手中的人,现在只有彻底失望了,因为在整个东欧,这种“分配”计划最多只是一种贿赂,最糟的话,那就是一种欺骗。   这并不就意味着克扎克列夫斯基不能在一段时期内把他的道德高洁与经济清白结合起来。他可以通过给孩子们安排工作做到这一点。在政府机构中,这种位置多得很。他也可以让他那些右翼朋友们心情舒畅,例如允许他们随便在哪里游荡,在这些地方禁止流产和反对堕胎,或者把一种道德秩序强加到日常文化生活中,特别是媒体上 ,总之就是把波兰变成一潭教权化的死水。与之相比,爱尔兰倒显得有点像自由思想家的天堂了。不过,这样一种进攻态势遇到了反抗,其中包括总统的否决。随着经济问题日渐浮出表面,克扎克列夫斯基的乌合之众以及政府本身似乎也要作鸟兽散了。乐观的结果也许是,这种极右翼势力的短期统治将会通过摧毁一些至今仍在波兰政治里兴风作浪的神话,从而把事情搞清楚。玛瑞恩·克扎克列夫斯基也许正在给团结工会的故事划上句号。这不仅是因为工人们在巴萨诺维奇的祝福声中正在从团结工会拥有其坚实基础的大型国有企业里被赶进不允许工会主义存在的小型私营企业里,而且更是因为,在接连受了两次欺骗之后,波兰工人们不会再需要第三次才懂得团结工会并没有真正捍卫他们的利益的道理。假如波兰工人想要停止昔日的斗争,并开始准备为未来而战,那么,如此一种重估就是必要的。要是没有有条件的回应,自由联盟中的新自由主义者和那些出身于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人就会走到一起,组成一个代表着向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的受益者和获利者利益的党派,而社会民主党那些剩下的大多数人,就会与劳动者协会、工会主义者团结起来,捍卫工人、公务员、被榨干的农民,以及一切受压迫者的利益。在此过程中,他们就会勾画出一个崭新社会的蓝图。惟有左翼与右翼展开一次如此坦率的交锋,才能逐渐把非理性的和反动的教权主义所暗藏的危险因子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因为,在一个希特勒曾经设立过毒气室的国家里,当所有的(除了那些已经被杀害的)犹太人还在被当作替罪羊的时候,关键的问题其实并不是“犹太人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唉,纳粹分子旱已找到了最后的解决方式),而这恰恰是波兰社会内部非理性弱点的表征之一。   如果人们在澄清问题、反对非理性情绪方面无所作为,那么非理性情绪是否还会继续影响到整个国家?这点倒是不明朗的。我的许多波兰朋友在为自由而做的长期斗争中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和克制力,可现在,他们也被自己那饱受非理性的、民粹派的浪潮冲击的祖国之前景搞得惊惶失措。之所以会如此,只是因为他们没能看到,他们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抱怨自己的消沉,因为,不管他们的过去有多么辉煌,他们再也没有勇气去反对“休克疗法”了。它已经被当作一种惟一可能的药方被加到波兰头上,并且把本来应该在1989年展开的斗争推迟到未来去了。诚然,时间也许会让波兰人找到他们的方向的。直到今日,他们在自由的九年时间里想方设法制造的政治混乱,还与1980年在格丹斯克造船厂工人带领下、寻求他们自己的、开始走出显然令人绝望的困境的出路的波兰工人在全世界所激发出来的希望,形成鲜明对比。   我得承认,这里强调波兰的困境是有个人理由的。在1980年那些火热的日子里,甚至更早,许多人就以为从波兰工人运动的复兴中看到了一个值得整个东欧仿效的典型,一条走出新斯大林体制的进步的、激进的道路,我也属于这些人之一。请别夸大我的天真。我并没有把格丹斯克的工人描写成戴着社会主义头盔的国际主义骑士。我知道教会、民族主义、被社会主义与政权挂钩的那些年代激起的对社会主义的厌恶等的分量之轻重。我没有想到的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声势浩大的波兰工人运动会以政治自杀,以建立一种工人阶级的力量在其中不仅没有壮大反而被削弱的新体制而告终。   有必要从中得出另一个结论:单靠自发性、自然力是不够的。波兰工人运动是有力的,而且不是短时间的,但它最终没能成功,最终没能兑现其承诺。为了完成历史使命,一场运动不仅要有一个清晰的长远计划和目标,而且要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它不仅需要控制其力量的运用,而且需要保证其队伍和阵营的愿望一以贯之,也就是说,不致被引到歧路上去。   最后,整个欧洲也许能从波兰事件中得到教训。毕竞,在这个转型不是由上层革命所发动的地方,在这个人民从来就没有走上过舞台的地方,在这个不同政见者即使不算英雄但人数也不少的地方,波兰只是其中的一个国家而已。在这里,当局必须克服来自下层的长期压力,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也与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走到了一起。就算波兰真的无法带来一个真正的、先进的替代方案,那也只能说是在世界的这个角落时机尚未成熟。工人们被抛进了生存斗争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浊流里,他们似乎还无法懂得和争取自己的社会利益。我们为斯大林遗产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人民已茫然失措。他们拥抱资本主义,把它当作生存之道,没想到它只是少数幸运者的柯纽科巴(Cornucopia)[26]。于是许多人怀起旧来了。他们还必须把社会主义从其新斯大林主义的纠缠中解脱出来,还必须分辨出在新的征程里所收获的自由,他们还需要时间去进行自我教育。由于这些原因,我的印象借用一句老话来说就是:在可见的将来,光明不会来自东欧。我很乐意历史证明我的话是错的。接下来,还是让我们看看西欧给我们提供的未来战场如何吧。 

第六章 团结工会的悲壮传奇   在我们每个人,某些东西已逝去。逝去的,乃是希望本身。 ——奥斯卡·怀特:《观监狱有感》   一名记者或者一名商人在现代化的华沙机场下了飞机。他招了一辆出租车 ...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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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丹尼尔·辛格)(七)

第五章 俄罗斯选举的奇迹  


 选举章程显然对叶利钦先生有利,但这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即游戏至少已到了终场哨音的时候。   ——利·霍克斯塔德(《华盛顿邮报》,1996-07-04)   一场民主的胜利。   ——克林顿总统电贺叶利钦获胜   


是呀,真是一场奇迹!1996年开始时,鲍里斯·叶利钦的运气看来真是倒霉透了。在早一年12月的杜马选举中,执政党——“我们的祖国俄罗斯”,由总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领导——只获得了10.1%的可怜票数。即使加上那些拥护现政权的团体的票数,也只勉强达到18%。身体显然不行的叶利钦,在民意测验中的得票率也没达到两位数。俄罗斯军队陷进了车臣。在国内,人们已被贫困折腾得筋疲力尽、满腔怒火,被腐败和犯罪搞得胆战心惊。在调查时,大多数人说在旧政权下生活得更好。难怪叶利钦最亲密的助手,如总统卫队长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都在考虑如何推迟选举。实际上1994年发动车臣战争时,他们就打算引入战争法,从而省却像时不时选举这样的民主玩意了。   要想恢复元气是难以想象的,哪怕我们知道叶利钦有不倒的本事,迷恋权术,有国内外银行家的撑腰,也是如此。[1]与现实相比,想象往往是苍白的。当然,说他是戈培尔[2]或者把他与斯大林主义的前辈们相提并论,都是愚蠢的。共产党候选人根纳季·久加诺夫并没有受到萧伯纳[3]描写的极端的审查制度形式——死刑——的迫害。叶利钦的其他敌手,也没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但是这种选举奇迹还是值得探讨的。它可以表明一个人会如何口是心非地谈论民主,权力和金钱一旦勾搭在一起,会如何左右人们在一场表面看来是在多名候选人之间作出选择的、貌似真正的选举中的判断力。这场奇迹另一个值得看一看的地方,在于当西方政府及其仆从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会如何兴致勃勃地把这场选举闹剧吹捧成“民主的胜利”。此外,这场选举还表明了各个对立派别之间的界限是多么的模糊和细微,人们的头脑是多么的混乱,以及由此造成的下层的压力是多么的缺乏,换句话说,俄罗斯的政治生活在多大的程度上还是特权者之间,或者说自命“精英”的各派人物之间的权力斗争。   对于总统鞍前马后的人来说,任务真是繁重极了!首先,他们必须把竞选班子组建起来。到1996年2月1日时,叶利钦已经65岁了。他的身体并不太好。前两年,他就已经挨过了两次虽然不是那么特别但也是挺严重的心脏病。在几次公开场合,他也表现得说文雅一点就是不那么完全清醒:他的“车把式们”第一个紧迫的任务,就是把他们的竞选计划装上马车。接下来的任务则是使他变得适合做一次长久的、令人筋疲力尽的竞选游说。要是在一个奥林匹克年份你知道了医生对运动员有多大的帮助,你对他们的成就就会大吃一惊。实际上,到6月底,叶利钦看起来又像是一个木头人了,他表情呆滞,姿势僵硬,一支胳膊就像粘在了身体上一样,一动不动。现在,该轮到宣传机器发挥作用,避免让他抛头露脸了。但过后不久,也就是从2月15日开始四个月之后,他的竞选运动正式在他以前发家的地方,现在改名叫叶卡特林堡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开始了。他穿过广袤的乡村,讲演、握手、送礼、许诺……他在乌法[4]跳扭摆舞,在顿河边的罗斯托夫[5]和摇滚乐手一较高低,并不仅仅是为了拉年轻人的选票,也是为了借助电视工具向广大的俄罗斯公众传达这样一则信息:他又恢复了活力,生龙活虎,又能够应付自如了。   第二步是把他们的候选人装扮一番。如果切尔诺梅尔金在议会选举中表现糟糕,那多半是他们一贯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造成的。为了避免这种后果,叶利钦必须把自己的过去炫耀一番才行。他的办法还是老一套的厚颜无耻。他说自己信奉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政策,也就是说,快步扩大自由的领域。由于共产党在议会选举中表现很好,因此在鹦鹉学舌方面,叶利钦倒是一点都不犹豫的。官方宣传的重点现在应该转到俄罗斯的伟大、独立以及共产党借以获胜的法宝——社会公正。叶利钦宣称,使公正“成为弱者和普通百姓第一位的和首要的东西,是我们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要达到的主要目标”[6]。这话的回音可不那么顺耳:五个月的目标,截至选举结束时为止!   因为总统不能把“休克疗法”造成可怕后果的一切责任全推得一干二净,他便聪明地把责任转嫁给别人。他把火气发在政府和一帮不指名的改革派头上,说他们“没能在社会政策的框架内执行任务”。不过,为了照亮自己的前程,叶利钦还是乐意表明自己改弦易辙的决心的。年末两次人事变动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外交部,技术总监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取代了安德烈·科济列夫,后者在俄罗斯是有名的西方傀儡。另一项更有意义的变动,是国际金融当局的红人、俄罗斯私有化闹剧的主角阿纳托利·丘拜斯被免除了第一副总理兼国内金融太上皇的职务,他的位置让给了一个脚踏实地的经理弗拉基米尔·卡达尼科夫,后者则是俄罗斯最大的汽车制造厂AvtoVaz的老总。但随随便便就解除一个有着国外金融家的支持,有着国内投机家身份的人的职务,未免草率了点。在1月16日被赶出前门几周之后,丘拜斯又从后门偷偷地溜进了叶利钦的竞选总部。   第三个任务是把他们的主子装扮成反共产主义斗争的最坚强的斗士,从而保证他出现在决定性的第二轮选举中。在俄罗斯,总统要经过两轮投票产生。要想一轮当选,就必须获得绝对多数票。要是没人能做到这一点,两位得票率最高的候选人就得参加第二轮角逐。久加诺夫依靠他自己的党以及其他盟党的支持,有望获得三分之一的总票数,这样就会稳稳当当地进入第二轮[7]。叶利钦则不行。实际上,在早些时候的民意测验中,他不仅落在久加诺夫的后面,甚至比不上鼓吹市场但对当局不满的经济学家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比不上强烈呼吁法律和秩序的前苏联将军亚历山大·列别德,也比不上披着“自由民主”外衣的恶狼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要是前两人携起手来,或者再加上第三个候选人——眼科医生、己经形成“第三股势力”的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多罗夫握有的票数,叶利钦也许早就落后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一开始就被抛出了跑道。[8]   因此,当务之急是要争取时间,尽快还原叶利钦反红色威胁的整体形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的支持者们同时开动了金融和媒体两架机器。搞一搞假的民意测验,把叶利钦说成是一个与久加诺夫阵营并驾齐驭的阵营的领袖,是特别有用的。俄罗斯人就喜欢这种自圆其说的预测。俄罗斯电视被用来专门关注总统,他的对手们则饱受冷落。分化敌人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要是诸位有先见之明,知道叶利钦—列别德联盟早在第一次投票之后就己形成,那你一定会忍不住得出结论说,列别德早就替他的新主子卖命了。实际上,有些评论员确实说形势是在1月份出现逆转的。不过,那时这一切还只是猜测而已。只是到了5月份,列别德获得了一次媒体吹捧,他与当局沆瀣一气的事实才露出苗头[9]。所以,要想真正说清楚“第三股势力”没能出现到底是密谋的结果,还是强力碰撞的结果,是不可能的。总之,不管原因是什么,对手的分化挽救了叶利钦的政治生命。   叶利钦的支持者们之所以能够摆弄局势,是因为他们享有西方记者们委婉称作“任职的好处”的东西。说得更直白点,就是指一个深不可测的钱包和操纵在非极权国家里独一无二的媒体的能力。久加诺夫获得了一些发行量很小的国家报纸以及几家省级报刊的支持。但叶利钦可以依靠其他的媒体。在广播特别是电视里,久加诺夫和叶利钦的差距是惊人的。两大国有电视频道都是总统宣传机构的忠实工具,第二个频道即私有的NTV,则跟着前两家跑,而它的首席执行官尤格尔·玛拉申科实际上已经加入了叶利钦的竞选班子。自然,这个班子可以随意使用这些工具。我们看到,电视一直在帮叶利钦赶超他的对手。它们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像亚夫林斯基这些人都在急于跟随叶利钦的领导。从头至尾,特别是在第一轮,电视都是针对久加诺夫的炮火。   中立的立场是不存在的。例如,当久加诺夫在国有电视上露面时,采访人就指责他是“不折不扣的人民党党员,在选举之前搬弄是非”[10]。当亚夫林斯基在第一次投票后出现在屏幕上时,采访者则变得像个牧师:“也许你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为政府服务,他们觉得自己难于应付目前的局势,你应该多多少少替他们分忧。”[11]最糟糕的不是叶利钦比久加诺夫在小小屏幕上出现得多,而是久加诺夫老被描画得像个该遭唾骂的恶棍,而叶利钦则像个该受称赞和保护的英雄。这一次,俄罗斯的电视台恬不知耻地充当了它们的主子的模仿秀和传声筒。   但是,难道俄罗斯就没有一个中立的选举委员会来保护那些哪怕是稍加温和的声音了吗?是的,在尼古拉·雷阿波夫的领导下,选举委员会简直就成了叶利钦竞选总部的一个分支机构。它随意作出的一个决定,保证让诸位笑得合不拢嘴:“根据本委员会法律专家的意见,献给鲍里斯·叶利钦的相册不是竞选物品,因此把它们分发出去,并不算是破坏选举法的行为”[12]。事实上,法律包含了如此之多的漏洞,以至于所谓的平等竞争原则只不过是一个可怕的玩笑而己。俄罗斯选举法规定,每个候选人的竞选费用不许超过145亿卢布,约合300万美元(个人捐款不得高于600美元,组织捐款不得高于6万美元)。可是,由于宣传费用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得赞助,所有这些规定就都成了白纸空文。叶利钦的竞选花费据他的同情者估计有近1亿美元,而据他的反对者估计则有这个数额的5倍多。   这还只是花在宣传材料,花在拉票人、监票人、选举宴会上的摇滚歌星和乐队身上的费用。要是加上大方的太上皇出游时一路上送出的礼品和信物,那数额可就太多了。不管跑到哪里,叶利钦都要送一些东西给当地人。他一路上命令满天飞,把礼品或者不如说是补偿品送给各色各样的人:已经几个月没见工资的矿工或教师,积蓄己花个精光的年迈退休者,还有农民和工人、补锅匠和裁缝。不太情愿的俄罗斯银行被迫从金库中提取出来交给当局的大把大把钞票,也无力供得上他的全部开支。细算起来,还得加上这期间随口许诺所造成的急剧削减的税收、越来越大的预算赤字,以及其他花费的大把大把美元,而不是卢布。显然,对于那些迷恋权力和特权的人来说,胜利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   诸位要记住,我们还会回到这次选举运动来的。首先,我们要提出这样一个对于评价这次运动的民主本性来说不可或缺的、尽管在表面上看来无法回答的问题:要是民心民意反对叶利钦及其党羽,他们是否会甘心放弃权力?普通俄罗斯人的答案是明确的,用当时一句时兴的俏皮话来说就是:“久加诺夫会赢,叶利钦也不会输。”事实上,据我所知,不管是叶利钦还是他的主要助手,谁也没有说过假如久加诺夫当选,他们就会一走了之。相反,他们一再强调(这也是官方宣传的老调子),久加诺夫的胜利就意味着内战的开始。你们要再三考虑呀,要是你们胆敢选这个共产党人,我们,我们这些在位者,我们这些现政权的既得利益者和未得利益者,就会拿起武器阻止你们,尽管这看起来不是十分民主。鼓吹家们的责任就是把这些话说清楚,把后果讲明讲透:投久加诺夫的票,就是投流血的票,就是投内战的票,就是投灾难的票。   最好的说法是这样的:叶利钦有两手准备,或者如果你乐意,也可以说是两套政策,两支执行这些政策的队伍。第一支队伍中,为首的人有叶利钦的旧亲信兼个人保镖科尔扎科夫,以及科尔扎科夫的助手联邦安全局(其前身是克格勃)局长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与他们狼狈为奸的还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工程师奥列格·索斯科韦茨,他是俄罗斯负责工业事务的第一副总理,曾经当过某大型冶金厂的厂长,据说代表军工企业联合体的利益。在这支队伍看来,关键是叶利钦——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要继续掌权。由于选举威胁到这种打算,有可能的话,最好是用协议哪怕是与共产党的协议来推迟选举;要是不行,就要不顾一切地举行政变,引用战争法。   在另一支意见相左的队伍中,东山再起的丘拜斯作为私人奸商的代言人,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支队伍也想要抓住权力,但他们认为,不用诉诸武力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他们向叶利钦进言说:用我们的钱,你的权,我们的贿赂,你的手腕,就能为胜利铺平道路。我们能够在投票时创造奇迹,保住位置。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倾向于第二种意见,而叶利钦则大多时候在这两种意见当中犹豫不定。   科尔扎科夫一伙人也许是在三月中旬丢掉自己的机遇的。3月15日,杜马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1991年的《别洛韦日协议》作废,这个协议曾经决定解散了苏联。在共产党人看来,他们在杜马中占多数,而俄罗斯人又对过去的辉煌恋恋不舍,因此此举一定有助于选举获胜。然而天不遂人愿,许多人认为这一决议违反宪法,是一种危险的举措。要是共产党人获胜,这帮人就会把帝国重新强加给俄罗斯。有人甚至暗示说,由此造成的宪法失效将会威胁到总统选举。于是,17日的夜晚就发生了某种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晚上和第二天的早晨,代表们发现自己进不了杜马的大门,这里已经被特别行动小组占领了。说法各种各样:有的说是搜查炸弹,有的说是接到了车臣恐怖分子的威胁,还有人说是因为大厦里头的放射性太高的缘故。共产党人立刻说,这是一场“彩排”,他们的预感看来越来越是真的了。叶利钦的幕僚们显然已经在为发动一场政变做准备,这场政变将包括解散杜马、取缔共产党、推迟选举。据说,只是到了那些本打算执行这项计划的人(赫然就是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跑来宣布杜马只是暂时停止工作的时候,人们才知道这项计划被取消了。   大约在同时,叶利钦班子中的权力平衡也发生了变故。起初,索斯科韦茨统领着叶利钦的竞选总部,到了2月20日,他对自己是否还能继续负责总统竞选事务,也不敢抱有什么信心了。两天后,叶利钦提议让丘拜斯加入到他的竞选队伍(这个人,尽管在公众面前不太受欢迎,但他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金融关系网,在幕后用一用还是挺好的)。4月初,叶利钦宣布他自己是“整个参选过程的领导人”。此时,尽管即将离任的总统有可能担任反共产党候选人的趋势日渐明朗,但久加诺夫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尽量避免双方冲突的想法还是值得考虑的。这个月底,一项奇怪的声明在莫斯科发表了。[13]俄罗斯国内13个企业界大亨(4位银行家,2位石油公司总裁,几个综合型大企业的老总)联名呼吁政治家们不要踏上“通往内战与分裂俄罗斯的道路”,要求他们“达成一个富有意义的双边协定,走向政治战略合作,在法律的框架内团结起来”。大企业插手政治难道有什么奇怪的吗?在西方世界,事情其实一直就是这样的,只不过做得比较隐晦些罢了。君不见Chase、通用汽车、Exxon和微软等公司的老板们也曾与一些下属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走到了一起,共同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份文件吗?这份文件要求各位总统候选人达成妥协,最后以这样的句子结束:“俄罗斯的商人们拥有必要的资源和决心,他们一定会去影响那帮太无原则、太过古板的政治家们的。”此时,在俄罗斯,局势变得越来越动荡,但也越来越清楚。企业界的插手并没有激起抗议,所有的候选人,包括久加诺夫,都文质彬彬地回答说:从个人方面讲,他们都是特别理智的。但,唉,从另一方面讲……   科尔扎科夫不知怎么就拉上了金融界的关系。在一次投给伦敦某周报的采访录中,他一步步把问题的结果讲得很清楚,大意是:投票会被推迟,因为俄罗斯需要稳定,而这次选举实在有太多矛盾了。[14]如此坦白的谈话出自叶利钦最亲密的助手之口,确实引起了相当轰动,于是叶利钦也不得不站出来讲话了。他说,选举将会举行,俄罗斯人将会作出正确的选择;科尔扎科夫不应该管政治。当然,叶利钦也没有把自己的忠实亲信说得一无是处,他补充说,在俄罗斯,许多人和科尔扎科夫的观点是一样的。毕竟,有哪个俄罗斯人敢于作出错误的选择呢!这种模棱两可、犹豫不决的状况至少将会持续到第一次投票时。但是,俄罗斯的富翁们的态度是从来没有含糊的。现在我们知道了,七个最有实力的企业界大亨在2月份就聚到了一起,地点恰好是在欧洲各大财团聚会的地方——达沃斯。在那里,他们决定要尽快救助叶利钦。为此,他们拿出了几百万美元,供他开展竞选宣传。他们把自己所控制的媒体全部交给了叶利钦,其中包括商业电视台、电台和这个国家大部分出版机构。作为他们的代表,丘拜斯返回到叶利钦的竞选总部,担任竞选运动的总策划人。为了拼死保住自己的利益,这个险恶的七人集团可以说是替叶利钦的继续掌权付出了血本。   要讲完叶利钦东山再起的故事,还有两点是必须说明的。首先一个是西方给我们的莫斯科沙皇提供的热情支持。确实,在丘拜斯被解职以后,这种热情也有过一个短暂的降温期,至少在报刊上是如此的。俄罗斯议会风暴是一次保卫民主的行动,但车臣战争却让人惋惜,尽管这次战争有情可原,但毕竟是错误的。不过,把最后一个“休克疗法主义者”从政府中赶走,唉,实在是从良心上说不过去的。诸如《纽约时报》、《经济学家》这样的官方出版物有一段时间老是呼吁,应该告诉莫斯科,在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中,是谁在给吹笛手付钱,是谁给他们定的调子。这种呼声并没有持续多久,也没有达到法庭申诉的嗓音高度。西方政府是否一开始就知道扶不起来的丘拜斯的倒台只是一种愚弄本国人的竞选策略,或者他们是否认为不管是对还是错,叶利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让俄罗斯平安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好赌注,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们从头至尾给叶利钦提供了鼎力支持,倒是千真万确的。   克林顿总统从一开始就呼吁国际组织去拯救俄罗斯。科尔总理则亲自跑到莫斯科,表示他的国家支持叶利钦。自称对成员国要求颇高的欧洲议会,也接纳了俄罗斯加入它的阵营,仿佛车臣的流血战争是一场为了人权的十字军东征。国际金融组织的执行主席米歇尔·坎德苏(Michel Candessus)响应了克林顿总统的请求,他亲自给莫斯科送去了数额惊人的贷款(3年内102亿美元,首贷40亿)。尽管贷方一再坚持,要是俄罗斯更改政策——通过更改总统?——援助就会中止,但要说这是政治干预,哇,那可真是天大的冤枉。几个为了反对私人贷款而走到一起的国家组成的所谓的罗马俱乐部,重新给俄罗斯拟定了一个400亿美元的贷款计划,资金到位期长达史无前例的25年。七国集团,或者毋宁说八国集团,因为俄罗斯已被包括进去——4月份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会议,并且邀请叶利钦出席在里昂召开的另一次会议,时间定在俄罗斯总统选举第二次投票的前夕[15]。把所有这些努力归到一起说,如果参加俄罗斯总统选举的全体选民只局限在西方各国外交部和金融组织的范围内,那么,叶利钦保证是毫无异议的当选人。   西方对俄罗斯选举的这种偏袒,其影响则是另一回事。到底因此造成的放心感和安全感是超过了亿万俄罗斯人的怨恨感,还是进一步让俄罗斯人相信自己最近几年的兴衰变迁只是西方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我们不得而知。另一方面,西方提到的第二点即车臣战争停火,对于叶利钦来说纯粹是一场好事,是西方给他的一份几乎意料不到的最后一刻的竞选礼物。但在这件事情上,西方的帮助也不大,是因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车臣使团的团长——瑞士人提姆·伽狄曼(Tim Guldemann),才在两边起了关键的中间人的作用。   以无端的自大和失策而开始的车臣战争,代表着叶利钦政府的恐怖作为,它显示了这个政府的腐败、无能、盲目和残忍[16]。昔日令人闻风丧胆的苏维埃红军的后代们,如今,连一个芝麻小的国家的民兵都对付不了,这对于喜爱怀旧的俄罗斯人来说,实在是一个国力衰弱的不良征兆。这次远征的组织者们原希望重新唤起俄罗斯人民的极端爱国热情,结果激起的倒是相反的感情。这不过是另一次阿富汗战争,只是更引人注意,更靠近家门,还被搬上了电视。一天又一天,俄罗斯人看到的只有这次冲突的荒谬和残酷、平民的牺牲、自己子弟的悲苦,伴随着遥遥无盼的解决前景。   4月22日,一枚俄罗斯导弹击毙了车臣领导人杜达耶夫,但这也没有带来什么新的解决机遇。5月中旬,伽狄曼还在和杜达耶夫的接班人扬达比耶夫谈判,直到5月27日,后者才同意在莫斯科签署一项停火协议。之后,有关执行停火协议的谈判地点移到了离车臣更近些、与印古什相邻的拿撒勒,6月10日,在那里达成了一项有关撤军和释放战俘的临时协定。这份协定是琐碎的,也常常遭到破坏,但它的生效对于叶利钦的总统竞选来说,却是一个莫大的帮助。这位瑞士人在调解时,是否曾给过车臣人某种郑重的许诺?或者说,车臣人自己是否想到过,俄罗斯的总统选举正是让莫斯科作出让步,从而使自己的国家摆脱血腥动乱的最佳时机?在俄罗斯人眼里,这份协定显然只是一个竞选策略而已,因为就在第二次投票结束几天之后,他们又开始血洗车臣了。他们的进攻在车臣首都格罗兹尼激起了一场更猛烈的反攻行动,给叶利钦的就职典礼蒙上了一层阴影。   但我们也不要对此有什么期望。停火协议还在执行,俄罗斯人还照样在6月16日跑去投票。这次,形势之好就连即将离任的总统也始料不及。这是总统及其幕僚在一阵狂轰滥炸式的宣传之后才做到的。他们极力让选民们相信,久加诺夫站在往日的邪恶一边,试图在未来发动一场内战,而与之敌对的叶利钦,则是能够打败他的唯一人物,因此投任何别人的票都是浪费。最终,他们获得了大量选票,在总共10800万张选票当中占了7500万,几乎达到十分之七。他获得了2770万张选票,是全部有效票数的35.3%,爬到票数最高的位置,确实也是叶利钦辛苦得来的,特别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得票尤佳。但久加诺夫也紧随其后,他获得了2420万张选票,超过总票数的32%。据说,他的票数并不仅仅集中在农村地区,在俄罗斯破败的工业地区,他的收获也是颇丰的。好在有一次最后冲刺,否则事情就糟了,列别德居然离开了与叶利钦的联盟,成立了第三个派别。他带走了差不多1100万张选票(占14.5%)。亚夫林斯基也许是由于他给选民的印象是喜爱与叶利钦“跳艳舞”——一种步伐不定的华尔兹,结果作为第四派只获得了560万张选票(占7.5%) ;而日里诺夫斯基也由于他的口号已不那么新奇,由于受到了民族主义者的挑战,票数也减到430万张(占5.8%)。剩下的每位候选人获得的票数都没有超过1%,有150万名俄罗斯人由于厌恶投票而简单地说他们不喜欢任何一个候选人了事。   事情还没结束。尽管叶利钦做得比开始所想象的要好得多,但仍比1991年总统选举差了很远。那时,宣传费用基本持平,他也轻易地赢得了第一次投票,得票率达到57%,而与他一起参选的另一位共产党候选人尼古拉·雷日科夫,抓到手的票数不超过17%。这次,差距缩小了,而胜利也充满了许多变数。在心里赞同新制度但对引入这种新制度的方式不满的亚夫林斯基,他的选民有可能投叶利钦的票,但也可能投弃权票。另一方面,那些投列别德票的人也可能会这样做,因为这位将军是罪犯的克星、腐败的敌人,并且和他们一样,对俄罗斯的耻辱痛心疾首。要想劝这些人来投叶利钦的票,是有一定难度的。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那些满怀怨愤的选民也是如此。一段时间里,形势确实险象环生。   后来,叶利钦派拉到了一张王牌。亚历山大·列别德突然或者实际上并不如此突然,转到他们这一边来了。星期一,所有的人还在计算和统计大投票的结果,各大媒体却宣布列别德将军将会成为叶利钦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手,被任命为总统安全委员会秘书,这可是一个重要的职务,其权力将被重组并扩大到更大的范围。列别德是作为一个重要人物,差不多就是总统法定继承人的角色,加入到叶利钦队伍的,在接下来的两星期里(第二次投票定在7月3日,一个工作日,在这天,那些拥护叶利钦的有钱人是不会躲进他们在乡下的别墅里去的),他将在竞选运动中起到重大作用。   列别德适合于担任这一职务。他长得英俊不凡,拥有一个拳击手的身架和一副军长的洪亮嗓音,轻易就能抢到镜头。他在自己46年的生涯中,有26年是在军队里度过的。在阿富汗战争中,他担任一个伞兵部队的司令,以战功显赫而著称。在摩尔多瓦战争中,他担任第十四军的军长,用软硬兼施的办法把各个对立派别一一制服,而赢得了美誉。通过大胆批评军事当局,特别是批评车臣战争,他为自己进一步提高威望奠定了基础。自从前一年被迫离开军队以后,他走上了一条变化不定的政治道路:他加入的小党在1995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连5%的票数也没有捞到,但他本人却进了杜马。谦虚显然不是他的强项。当迪尔·斯宾格尔(Der Spiegel)问他是否会在2000年把自己看作总统时,他回答说:“也许还要早点。”这个人野心勃勃,而且急不可耐。他从来不管什么法律程序,对富有的恶霸而不是对这些人的钱,他天生就有一种人民党党员似的鄙视。他的知识水平显然不高,但他对许多事情有一种朴素的直觉,还有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脾气,这在我们这个时代可真是难能可贵。“他这个人,动手得最早,笑得最后……上帝创造了大大小小的人,考特上校[17]却创造了左轮手枪把他们一一摆平……这是一位民主的将军,一位(少见得很的)犹太驯鹿手。”   他需要使出浑身解数,才能让他自己的选民相信他的转变是正当的。毕竟,他曾经发动过反对“名义上的资本主义”的运动,抨击过他如今也正在加入的既得利益集团。列别德的解释十分简单——他必须作出这种选择。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是了不起的,但可悲的是它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叶利钦推行的是“新观念”,未来一定属于它,不过直到现在,这种观念在俄罗斯的推行还糟糕得很。结论显然就是:不久这一切都会有所改观,而他,列别德,正是去担负这个重任的。然而,有人不禁要问他,在与天然气公司前老板、大富翁切尔诺梅尔金总理,以及不久就要被任命为叶利钦主要助手的私有化倡导者丘拜斯在高层共事的时候,他打算如何去兑现他的承诺——与腐败做斗争?(考虑到列别德的威望还在,人们在第二次投票前还不敢公开讲这个问题。)   由于列别德不太可能扮演经济总管的角色,为了让他显得说话算数,让世人看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他会设法控制所有的军队,包括治安警察,也许出于同样的理由,还会负责车臣事务。很自然地,任命列别德应和解除他的仇敌帕维尔·格拉乔夫的国防部长职务放在同一天里进行,后者特别喜爱豪华进口轿车而被世人称为“奔驰帕夏”[18]。由于这位新上任的领导人很可能不会容忍在自己的王国里出现任何诸侯,因此叶利钦最亲密的助手科尔扎科夫及其一帮人的位置似乎也受到了威胁。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总统属下两派人的斗争中,列别德无意中倒是替自己最讨厌的丘拜斯的胜利助了一臂之力。实际上,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的失宠只是克里姆林宫里能够告诉我们许多有关政坛风云的故事中的一个而己[19]。6月19日,或者说第二天(因为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了),NTV中断了它的午夜节目,突然宣布:从安全部门领导人巴尔苏科夫和科尔扎科夫那里得到的消息,叶利钦总统竞选班子中的两个重要人物这天下午被逮捕,这是“旨在取消第二轮选举投票”阴谋的一部分。安全部门随后也发布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声明。这两个消息惟一一致的地方,只是“两个重要人物”的名字:一个是谢尔盖·坦索夫斯基,他是莫斯科娱乐圈和广告业背后的大老板,曾经发动俄罗斯流行歌星组成“或投他一票,或一无所有”演出团,全国巡回演出,支持叶利钦。另一个是阿尔卡迪·叶夫斯塔夫耶夫,他以前曾与丘拜斯一道工作,推行私有化,现在加入了叶利钦的竞选班子。据警察部门说,这两个人被拘留,是因为他们在离开白宫时,身上带着一个“办公复印机盒子”,里面装满了来历不明的外币。显然,这牵涉到一笔50万美元的巨资[20]。到了6月20日午餐时间,兴致勃勃的丘拜斯在一次洋洋得意的新闻发布会上给出了一个相反的解释。他的谈话被电视直播出来,引起了更大的轰动。他说,这笔钱是一次栽赃,一种挑衅,这场阴谋背后有着更大的背景。科尔扎科夫及其同党是叶利钦政府中的强硬派,他们想打垮“自由”派并想不经选举而篡夺权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不顾一切,甚至不惜动用谋杀。丘拜斯特别提到了两天前针对国家运动基金会前会长鲍里斯·费多罗夫的未遂谋杀事件[21]。不过,现在他丘拜斯可以心满意足了,因为一项总统法令刚刚宣布免去索斯科维茨、巴尔苏科夫与科尔扎科夫的职务,但对于叶利钦来说,赶走他的老伙伴、忠心耿耿的科尔扎科夫,却是心疼得很。我们从他的夫人奈娜口里,可以证买这一点:“这让人觉得就像是割去了心头肉……就像是亲人要离开了……”[22]然而,权力比友谊对叶利钦来说要重要得多。也许,这还是一个让他下定决心的好机会呢,他可以通过纯粹的选举手段,通过欺骗而不是恐吓,来抓住权力。   还有13 天就到7月3日了。这个最后冲刺阶段有三大主要特征: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便是宣传的力度加大,几乎达到爆炸的程度:海报、小册子、搬弄是非的演说、铺天盖地的文章,还有广播和电视的大肆吹捧。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对准了一个目标:紧接着根纳季·久加诺夫法定的、免费的竞选演说之后,是一段收费的黑白图片节目,大肆宣扬各种丑事:劳动营、苏维埃政权早期的大饥荒,年代更远些的长长的购物队伍、空空的货架等。同时,配上这些图片的还有翻来覆去的评论:“1917年时,没有人想到还会有饥荒”;“1917年时,没有人想到兄弟居然会自相残杀”;“现在阻止内战和饥荒的发生还来得及”;等等,等等。在俄罗斯总统选举第二次投票之后立即发表的一项报告中,由欧盟赞助成立的、明显偏向叶利钦一边的欧洲媒体协会也不得不叹息道:从媒体的覆盖率来看,1996年的俄罗斯选举与1991年相比明显落后了不少;选举委员会并没有不公正;除了叶利钦(还包括第一次投票前十天里的列别德),没有一个候选人在三大电视频道上的形象是积极的;尽管有人抱怨,但事情在第二轮变得更加糟糕了,叶利钦被电视颂扬了247 次,久加诺夫则被贬了240 次[23],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当局居然还没想过要消除歧视。   与之相反,面对叶利钦阵营咄咄逼人的宣传,第二轮投票期间的共产党阵营却仍然态度温和,甚至是缺乏头脑。这并不是因为共产党人缺乏资金和实力来对付敌人的进攻。在第一轮,参选人久加诺夫也曾周游并考察了全国各地。在第二轮,他却把自己锁在莫斯科,只是出席一下每天的新闻会议。这是一个奇怪的举动,因为他知道媒体并不会真心回应他的主张。更奇怪的是,共产党人还出人意料地喜欢与别的党派唱一唱双簧。久加诺夫曾提议成立一个全民和解委员会,成员应包括俄罗斯所有的重要政治家(他们当即拒绝了他的邀请),政府的组成应以这个委员会为基础,由三部分人所构成:三分之一的部长由他白己的“全民爱国阵线”提名担任,三分之一由杜马中的其他党派所构成,剩下的三分之一由现在政府任职的队伍来补充。共产党人的目的很明显。当局把他们看作吸血鬼,他们就要表明自己的温和立场。但这也太露骨了,简直就是一个谁也编不了的暗机关,一个貌似严肃实际上空洞无物的主张。   听久加诺夫在竞选演说中的谈话,也让人莫名其妙。他对叶利钦提出了严厉的控诉,说叶利钦剥夺了俄罗斯人“所有的东西,包括丧葬费用”,他还把俄罗斯描述成“一个坐在西方七国接待室里的乞丐”,丧失了“她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自尊心”。但他说,这样说的目的,却是为了与叶利钦一道来组建政府[24]。这不能不让人私下怀疑,这个人也许不想当总统了。仔细想来,真正能够解释久加诺夫这种不愿当总统的态度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当前的局势。如今的经济已处于崩溃,西方也准备趁势捞上一把,握在反对派手中的军队也蠢蠢欲动,现在去掌权,不是太冒险、太早些了吗?再等一等,等到反对派强大起来受到亿万人民的拥护,等到现行政权进一步解体的时候,再去摘这个熟透了但还没有掉的果子,不是更好些吗?   到了此时,可谓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一边是不顾一切地接近权力宝座,另一边则显然不是太急于行动。然而就在最后一周,局势却失去控制了。就像哈姆雷特突然看不到丹麦王子一样,俄罗斯人眼里突然不见了鲍里斯·叶利钦!事情恶化的第一个症候是有传言说,叶利钦巡回各省的计划全部取消了。到了6月28日,星期五,出席莫斯科一次农业会议的国家元首本应是叶利钦,但结果却换成了切尔诺梅尔金。于是,一切就不可能再掩饰下去了。“咽喉痛”是一个未加证实的解释。同一个切尔诺梅尔金还必须代替他出席里昂的八国首脑会议。在随后的星期天,叶利钦也没有参加莫斯科的一次活动,这本来是表明他还在莫斯科的最好机会。之后,星期一,他取消了与乌克兰总统、摩尔多瓦总统的会见。笼里不见了猫!有时也会暂时撇开其老板的政治偏见不管、新闻嗅觉特别敏锐的西方记者们,也开始跟踪这个轰动一时的消息了。是他的心脏又出了问题,还是科尔扎科夫事件加重了他的沮丧心情?是纯粹的疲惫所致,还是他的医生们由于急于治好这个候选人而下错了药?不管西方记者们说什么,他们的俄罗斯同行们就在西方外交官的帮助下加以掩饰和否认。此时,控制俄罗斯媒体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可以在报纸上发表长篇大论的总统访谈录呀,也可以从档案中提出图片重新印制呀?!甚至在7月1日,即选举活动的最后一天,节目策划人不还可以制作一部总统全国讲话的纪录片吗?尽管节目播出来像个机器人在讲话,但夹在一片宣传噪音中是没人会注意到这点的。尽管久加诺夫说俄罗斯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在这里,你必须经过严格的健康和酒精测试才能成为一名汽车司机,当一名总统却不必如此,但他的声音是可以拿每小时一次的俄罗斯国歌合唱来淹没的。这样一来,在俄罗斯人眼里,他们的总统的病就只是一种奥威尔式的虚构了。[25]到了7月3日,即选举日,莫斯科市长或者俄罗斯的总管们一要求他们去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就去了,人数几乎和第一轮投票时差不多:叶利钦满意地赢得了4000多万张选票(占53.8%),久加诺夫获得3000多万张(占40.3%),5%的选民表示拒绝选这两个候选人。叶利钦的竞选班子终于松了口气,开始忙于准备一次隆重的庆祝活动了。就职典礼时间定在8月9日。既然总统相当于旧时的沙皇,那场面当然要和沙皇的加冕礼差不多。然而事与愿违。就在选定日期的前六天,车臣的战士发动了反攻,他们控制了格罗兹尼和其他两个重要城镇。俄罗斯士兵被屠杀,部队被包围,可谓是军事上的奇耻大辱。此时当然不是在莫斯科兴高采烈的时候。于是,总统就职典礼被一再简化。实际上,确实没什么值得庆祝,也没有人说是在搞庆祝。只有病态焉焉的叶利钦一个人在艰难地宣读誓言。高兴变成了扫兴,这次的典礼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征兆。它不是叶利钦再度执政的胜利开端,却预示着叶利钦统治的末日。争夺下任总统的斗争已经开始:列别德咄咄逼人;卢日科夫雄心勃勃;切尔诺梅尔金顽固透顶;丘拜斯则是一只老狐狸,口口声声要与混乱局面做斗争;久加诺夫则重新组建班子,以备下次竞选成功。这确实是一次远征胜利,一次选举奇迹,但结果只是一场空欢喜。   我花了这么多笔墨去描写这出滑稽剧,是因为它不仅告诉了我们一些有关俄罗斯的东西,也告诉了我们一些有关我们自己的政府如何运作的东西。显然,如果条件一样,叶利钦是不可能打败久加诺夫的。实际上,叶利钦并不是最适合这一位置的人,甚至要不是偏袒的话,他根本就不会被第一轮选中而参加第二轮角逐。如果这也算是一次民主的胜利,那么只要我们心中还记得一些正式的规则,就只能说民主都不知为何物了。如果美国总统真相信他自己所说的话,那么从根本上看截然不同的两种选举——俄罗斯的闹剧和我们在西方所实行的更成熟的选举——之间,就没什么两样了。真正关键的问题,乃是维护这个利益就是一切的社会。在这两种情况下,游戏的名字都是一样的:如何从头到尾愚弄大多数人。不过,要是仅仅停留在这里,那我们的分析就不全面了。我们没必要去纠正那些西方评论员所举的一些事例,他们曾把久加诺夫的胜利比作“红祸”的重新抬头,却对久加诺夫的对手所犯下的罪行视若无睹,极力辩解。然而,即使叶利钦身边全是些企图巩固新的黑金政治的流氓无赖、投机分子,这一事实也不会把他们的对手衬托成君子。在“全民爱国阵线”内部,有不少斯大林主义的顽固分子,也有许多让任何一个阵线一沾上他们的名字就会臭名昭著的、反动的沙文主义者。   在俄罗斯这样一个有太多偏见的国度里,反对派的候选人是否有可能赢得选举,或者扯远点说,西方如今是否还能够无论在何处都能阻止建立没有公开实行资本主义的政府,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无可争议的问题倒是,如果开展选举运动的指导思想,乃是不管胜利与否,都要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争取一个新社会的运动,结果可能就是另一回事。因此,为了完整地描画出整幅图景,我们必须看一看久加诺夫的联盟,看一看它的民族主义情结,看一看它的未来方案(或者换句话说,看一看它为何没有一个真正的方案),最后,看一看当一种即将爆炸的社会形势与一种没有真正的替代方案的行动关联在一起的时候,危险的程度有多大。   在俄罗斯,我们迎头碰上的是一种双重矛盾。关于第一个方面的矛盾,我们已经讲得够多了:一个在执政期间导致了经济崩演、贫困加剧的人,怎么还会通过全民投票重新当选呢?第二个方面的矛盾是:仅仅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十年、苏联解体五年之后,一个自称是声名狼藉的苏联共产党后裔的党派,怎么会成为俄罗斯的一股主要政治势力?这两个矛盾是密切相关的。在放弃了新斯大林主义的传统之后,俄罗斯人很快走向了一条按照“现存的资本主义”设计的“捷径”[26]。他们还来不及对自己的历史进行检讨,来不及深究一下社会主义的承诺和斯大林主义的兑现之间为什么会存在距离。他们很快被推向一种对自己的过去念念不忘的怀旧之情。固然,没有谁会对“古拉格”和长长的购物队伍感兴趣。但过了几年的“休克疗法”期以后,勃列日涅夫时代仍让千千万万个俄罗斯人记忆犹新,毕竟,不管那个年代有多么单调,它的工作保障和社会福利还是不错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壮大,与其说是得益于马克思和列宁,倒不如说是得益于杰弗瑞·萨克斯[27]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根纳季·久加诺夫结实强悍、精明老到,他确实适合于担任这样一个临时凑合成的处于转型社会中的党的领袖。他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即1944年。他的父母亲都是学校教师,受他们的影响,他也成了一名数学教师。同时,他还爬上了共青团的楼梯,爬到最后,终于抵达了莫斯科,进了党中央委员会一个意识形态部门。不过,无论如何都不能把他描写成一个前政权的王侯,即比他大13岁的叶利钦那样的人。久加诺夫从来不是一个热衷于“改革”的人。1991年7月,他在一份声明中签了字,在这份声明上签字的大多数人都在一个月后的暴动中成了风云人物[28]。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久加诺夫龟缩着并没有参加那次政变。同样的,在1993年10月的杜马风波中,尽管当时的局势对保卫杜马者有利,但他还是没有加入到这一阵营。这个人似乎有一种退让的天才,总能够在悬崖边把马勒住。他还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组织者,因为他在把苏联共产党转变成一个只限于俄罗斯境内的群众组织,并使之拥有据说是50万党员的大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党内,久加诺夫能够投合各方面的心意。他喜欢把“我们的东正教堂和我们的军队”说成是这个国家的“两个最重要的组织”,也曾亲自参加过沙文主义日报《Dyen》的工作,这些使他能够得到传统主义者的欢心。他能够聪明地、温和地表达出对苏联时代的压迫所感到的惋惜之意,说:“没有斯大林,我们的胜利是很难想象的。”他老想调和古代与现代、怀旧与求新之间的矛盾。   如此一种弹性,对于这位“全民爱国阵线”的总统候选人来说,对于总统选举后立刻成立的名称相同的统一联盟的这位领导人来说,用处可就更大了。首先,这个广泛的联盟包括了各种小而正统的共产党派别,其中最大的是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此外还有卢日科夫领导的、在俄罗斯日前局势下更加接近社会民主主义的“人民政权”,以及自身利益独特的农民党。这个联盟给所有的民族主义者都保留了位置,例如俄罗斯民族联合会的谢尔盖·巴布林、前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他很快就与叶利钦政府达成了和解),以及一些名声更差的排外主义者。似乎,把并未改造过的斯大林主义者与反动的沙文主义者拉到一起,对于这个联盟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这些人有时还真能够在某一个人的旗下和平共处。前面提到过的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前领导人维克多·安皮洛夫,就能够一口气讲出他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接着又说他在电视上看到犹太人的脸、听到犹太人的声音就会恶心。   这样一来,我们就触及了这个联盟的痛处。说实话,承认俄罗斯政坛上有一些渣滓并不会错,错就错在把所有的污点都往一边推。人们使用并滥用暗指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红褐色”一词,目的只是为了维护最最卑鄙的叶利钦政权,实际上,这个世上没有比它更糟糕的东西了。还是不要让我们在这点上有误解吧。举个例子,当《真理报》的编辑在诺贝尔奖获得者、诗人约瑟夫·布罗德斯基[29](国内通译为“布罗茨基”——上传者注)的讣告上强烈坚持要把他写成一位犹太作家而不是俄罗斯作家时,记者们却视而不见,相反在全身心报道所谓的共产党人及其一帮人带有种族偏见的评论和影射,他们确实是在尽自己的义务。唉,可是当“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爱德华·里莫诺夫和极端反动的亚历山大·巴卡乔夫表达他们对叶利钦的拥戴时,这些记者们却没有兴趣去报道和说明了。这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不存在公正这回事了。假如说有一个党而不是某一个小宗派能够代表俄罗斯政坛的堕落状况,那这个党就是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名不符实的自由民主党了。确实,诸位也许经常读到这样的话:我们必须推举叶利钦,因为他是反对共产党人和日里诺夫斯基的坚强后盾。然而,当总统竞选进入第二轮投票,日里诺夫斯基必须作出选择时,他却说自己两个人的票都不投,特别是绝对“不投久加诺夫的票”。要是日里诺夫斯基说相反的话,给一点支持久加诺夫的暗示,你准可以想象到西方报纸的编辑们的道德谴责和报纸的大字标题会是什么样子。要是他跑去救助叶利钦,这件事就只能在新闻中附带提一提,也许这样一来广大的西方群众也就不会知道这件事情了。顺便说一句,从此以后,日里诺夫斯基的议会部队就时不时地在杜马中帮叶利钦的忙了。   对于我们来说,伪善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一阶段俄罗斯的排外主义——不信任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在大部分的俄罗斯群众中为何如此盛行的原因。亲斯拉夫主义者(他们认为一切希望都只能在本民族中找到)、传统斯拉夫主义者、西化论者(对他们来说,不管是文化的、社会的,还是经济的进步都必定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分歧,早在19 世纪就已经形成。说从那时起这种分歧就是反动势力和进步势力之间冲突的结果,未免有点夸张,因为亲斯拉夫主义者当中包括了民粹派和社会革命论者,他们试图通过农民的传统主义来寻求社会公正,而在西化论者当中,也包括那些主要的兴趣在于把资本主义的剥削之手伸向俄罗斯的人。不过,上述的定义大体上还是正确的。在俄罗斯人眼里,西方是与进步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仅仅是由于它能够用机器代替人的辛勤劳动(一首流行的俄罗斯民歌就把摆弄机器的英国人唱成是聪明的、而把只能依靠他的木制农具的俄罗斯农夫唱成是愚蠢的),而且是由于它标志着社会发展。到19世纪末,大部分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都主张从西方引进大量东西,包括生产方式和最进步的社会组织观念,即社会主义。   一个世纪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西方仍然保持着最前沿的技术创新,但如今对于许许多多的俄罗斯人来说,它同时也代表着社会倒退了。西方的胜利,它的制度在西方各国的成功,不仅伴随着生活水平的直线下落,而且伴随着对社会福利政策的进攻,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卫生、居住和教育条件越来越不平等。难怪许多被金钱的魔力搞得神魂颠倒、自尊心严重受挫的俄罗斯人,也会得出结论:所有这一切成就都是外国人有心编造的,而编造这些谎言的外国佬,简直是在亵渎神明,诬蔑东正教的祖国俄罗斯。因此,在俄罗斯国内,所有的另类事物——非斯拉夫的、非东正教的——都成了怀疑的靶子。奥古斯都·巴别尔(August Bebel)曾说,反犹太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追求的乃是傻子的社会主义。他这个刁钻的定义同样可用到沙文主义和其他排外主义身上去。当那些受到挫折的人看不到任何希望并对自己的厄运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时,他们往往会诉诸非理性,或者找个替罪羊了事。   这一说法的言外之意是,全民爱国阵线,或者俄罗斯共产党,不管它的名称是什么,都没有给俄罗斯人提供出一个真正的替代方案,当然也就不能被叫作社会主义政党。看一看久加诺夫在选举运动的后期出台的“社会经济计划书”,[30],我们就会坚信这一点。这份文件充其量只能说是在含糊其辞地控诉叶利钦五年的统治。它认为,在国民生产总值下降40%的背后,是投资总额下降到了五年前的三分之一水平,轻工业和纺织业的产值下降到以前的五分之一,而尖端科技产业部门全面崩溃的状况更加让人触目惊心。俄罗斯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其原材料基础,日益掉入到第三世界的传统模式。在金融方面,该文件把那被迅猛的通货膨胀搞得收入直线下落的穷人的存款额,与那些在国外找到安全避风港的大富翁的存款额作了对比,指出叶利钦及其政府本生就无力改变现行政策,因为这样做会要“损坏腰缠万贯的买办分子及其本领超群的外国东家的重大利益”。   久加诺夫这份文件的起草人在谈到他们打算用来取代其敌手所拥护的原始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和社会组织时,是不那么明确的。我不认为他们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其实质是为了掩饰他们的设想,不让外国投资者知道,或者是为了团结分歧重重的各个派别,使它们留在竞选阵营里——这个阵营里的大多数人都是新政权的受害者,尽管这些人中也包括那些在国家所提倡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可能发达起来的管理界人士。似乎,他们作为后斯大林主义时代意识形态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被苏联政权的破产吓晕了头,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和他们那些在东欧的、如今提倡“社会民主主义”的同志们不一样的是,他们还没有彻底完成向古典资本主义转型的任务,因此西方反对他们执政,但他们给人的印象则是偏要朝这条道路上走。我们最好把他们所处的阶段定义为国家资本主义阶段,这也许能够解释该计划的初稿为什么会称赞中国的成就。实际上,把资本主义引进俄罗斯有一点是特别清楚的,那就是,弗里德里克·李斯特的学说比亚当·斯密的更有帮助。为了保护和发展一些关键的产业部门,需要在国家的援助和直接投资下,让它们免受国外的竞争。在久加诺夫的“社会经济计划书”中,我们也能够找到这种药方。但是,有一些事情该计划完全忘记了讨论,而一个社会主义的反对派如果想要重新取信于民,就必须分析这些事情,特别是在一个有着俄罗斯这样的过去的国家。该计划只字不提工厂和机关里的权力关系、劳动分工和等级结构;也只字不提在一切社会领域创造新的民主形式,防止过去那样的计划经济政策、纯粹的上级指令;更不提技术人员和职业知识分子在把自己融入到工人队伍中去的时候所涉及的一般概念和利益。未能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过去,如此的共产党肯定是拿不出一个严肃的未来方案的。而没有这样一个可信的替代方案,正是久加诺夫为什么不能风风靡全国——也包括人们为什么如此过分地偏祖叶利钦——的另一个原因。   在最初的文稿中,久加诺夫的计划以这样一个呼吁而结束:叶利钦一帮人已经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所以“必须更换统治精英”。这句话毫不掩饰地暴露了问题的实质:选举不过是“精英”之间的一场争斗。这并不是说劳动人民就没有参与选举,或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我们毕竟可以看到,叶利钦也得巡回全国,也得承诺说拖不了几个月就会发还拖欠的工资。但是,人民只是作为选举素材而参与选举的,并没有在其中唱主角。在以前的政权下,俄罗斯的劳动人民被说成是主人翁,但结果被愚弄;在新的政权下,他们又因收入安全感被破坏而感到困惑不已,被迫起来斗争,争取发还工资。他们还无力超过直接的生存斗争阶段,还无力顾及更长远的利益,无力与别的阶级联合起来重建社会,让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要让他们发展起自己的自觉意识并重新找到自身的力最,该花多少时间才行?在俄罗斯,我们暂时还看不到任何一个党派、任何一场运动,能够帮助他们完成这项庞大的自我教育工程。我们只能警告说,时间是不等人的。如今的俄罗斯的现实情况是:经济危机深重,犯罪活动猖獗,腐败已渗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但资本主义仍然难以在这里确立自己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刀剑经常被用来打破僵局,而波拿巴主义[31]的阴影则时刻笼罩着俄罗斯。如果没有很快出现一个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如果另一派的人相信无情的极权统治是把资本主义融入俄罗斯的惟一途径,而此时一位西方总统居然宣布说,尽管专制也许不是最大的胜利,但它毕竟也是一种民主的形式——听到这一点会让诸位稍觉宽心的。下面是一段关于总统辞职的附文,1998年8月17日,俄罗斯即使没有强烈震撼全世界,也把全世界吓了一跳。考虑到俄罗斯经济危机持续时间之长,情况之严重,卢布的贬值应该是迟早的事情了。但政策失误、延期偿付,以及暂停90天偿付一些国外债务、重新考虑短期国库券的偿付期等决定,还是在投机家当中引起了一阵恐慌,震撼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所在地华盛顿。这次破产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不过实际上,鲍里斯·叶利钦并没有真正退位,他还赖在王位上不走。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还企图把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再次强行推到总理的位置上去。但现在,议会不干了。不管宪法上怎么写,叶利钦绝对权力的日子己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必须任命一位经杜马同意的人当总理,选择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尤其重要。一位聪明的万事通——记者、经济学家、某学术研究所所长、俄罗斯联邦经济情报局老总,然后是俄罗斯外交部部长,也是一位有许多主子的人物,这些主子中包括叶利钦及其之前的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这位普里马科夫可真是能干得很。他所有的天才和外交艺术都是他所担负的任务即转变俄罗斯所迫切需要的。迄今为止,“休克疗法”已经使俄罗斯人闭口不再谈资本主义,他们大多数人对此极为敏感,而政府实行的解决办法也只是带来灾难。一直小心翼翼地在共产党反对派和执政党“我们的家园俄罗斯”之间周旋的新政府,据说能够给俄罗斯人带来一些不同的东西,也即可以忍受的资本主义。它能否带来这种仁慈面孔的资本主义是另一回事,但整个叶利钦时代已经终结的事实却是不可否认的。我将首先简要地总结一下这个政权的末日,接着,在那种消除和歪曲这段历史的努力得逞之前,我将一一记录下所有真正有罪的人的名字,对于由西方怂恿、俄罗斯执行的七年灾难,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96年的总统选举什么也没改变,或者更说恰当点,什么也没有变好。11月份鲍里斯·叶利钦还只剩下五分之一的拥护者,但他还是像“一个丢了一半家产的地主”一样,利用手中握有的早已设计好的宪法权利,知难而上(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他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想象力,去提什么真正新颖的主张,但他却有充分的热情去分化敌人、统治天下,打倒任何有可能对他构成威胁的人。列别德将军显然是第一个牺牲品:他被派到车臣去和谈,完成任务后,叶利钦随随便便就把他的功劳一笔勾销了。只是到了1998年的5月,他才去设法竞选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32]地区的领导人,他试图以那里作为基地,为自己参加下一任的总统角逐做准备。   尽管“七邪”[33]不再联手,但奸商们还是在积累财富。银行里那些大人们不失时机地为自己替叶利钦做的事情收取劳务费。丘拜斯不管是作为他们的代言人方面,还是在捞取私利方面,都是做得最好的一个人。他在叶利钦生病时统领总统办公室,与这位沙皇最具政治头脑的公主塔季扬娜关系密切,后者亲密地叫他“摄政”。因此,有一段时间他实际上是在统治全国。与他最亲近的企业界大腕波塔宁,也因此爬上了主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理的宝座,这个位置是丘拜斯重返政府的时候坐过的。别列佐夫斯基同时也被任命为安全委员会的二把手,这是总统权力下面的另一个肥缺。但是大亨们对荣誉的兴趣远远不如对金钱的兴趣,正是那些还在被吞噬的公共财产让他们争吵不休。   争吵在1997年的7月达到了高潮,起因是瓜分有利可图的俄罗斯国有电信投资公司。一家塞浦路斯财团马斯特卡姆(Mustcom)购买了该公司2S%的原始股,其中大部分的钱来自金融家乔治·索罗斯以及波塔宁的宛克斯穆银行。没有购买到该公司股权的失败者们吵得天翻地覆。对此,丘拜斯及其属下“年轻的改革家们”的解释是:由于国家资金严重不足,肥肉必须送给出价最高者。这是私有化的主要设计师坦言不讳的供认。迄今为止的各项交易都是暗箱操作的。如今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吗?不,没有了。对国有电信投资公司的处置、诺里尔斯克镍矿的最终售出以及负责该项事务的部长阿尔弗雷德·科赫的被解职,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诈骗的手段没有变,但结盟的队伍发生了变动:丘拜斯与波塔宁是一边,其他人则是另一边。由于别列佐夫斯基、古申斯基与波塔宁一样,也有自己的媒体帝国,因此一场相互攻讦的大比拼开始了。这场大比拼向公众暴露了一些小小的丑闻。其中之一是:宛克斯穆银行曾把9万美元设法送给了丘拜斯及其属下的另四个人,之所以给这些好处费,为的是保证俄罗斯私有化进程能够继续下去。要是把这场大比拼的前前后后如实写出来,这种小小的贿赂简直就不值一提。   在俄罗斯的政要们纷纷用欺诈的手段从货币市场、利润丰厚的俄债券市场上捞钱时,这个国家也就越来越走向支离破碎了。事实上,俄罗斯有两种并行的经济。几家经营电信和能源产品的大型国有企业,一家天然气集团,一大批大中型石油公司和其他主要从事原材料经营的企业,产品都有国外的销路。围绕这个中心组成了一支小小的队伍,他们由投机家、进口商、广告商、随从,以及黑手党招募的个人保镖所构成。他们在现代化的办公室里办公,享受着豪华饭店里的特餐,驾驶着大型豪华轿车,在夜总会里逗留到凌晨,在专卖店里购买名牌商品。这一切都给人一种感觉,似乎在莫斯科的部分街区,以及圣彼得堡相对少得多的街区,资本主义已高奏凯歌。但是,紧挨着这幅景象的,却是国家支离破碎,经济倒退到以物易物的水平。一些大型工厂之所以还能开工,是因为那些聪明的厂内中介人知道如何和到哪里去出手各种不同的、用来抵消厂家所进货款的产品。工人们领的是实物,而他们领的则是全额工资。   当一个国家有一半到四分之三的交易都发生在正式的会计账目之外的时候,要得到很精确的统计数据是很难的。按照最乐观的估计,俄罗斯在叶利钦执政的七年转型期内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只有”休克疗法”开始实行前的一半水平。这是一场可怕的危机,它比1929—1932年的资本主义大萧条还要严重,而且至今仍在延续,看不到复苏的前景。问题还不止于此。苏联时期的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间的差距比资本主义的欧洲小,现在反过来了,俄罗斯已经逐步打破了西方不平等的纪录。因此,诸位不要被俄罗斯人的期望值之低吓一跳,许多早已被人忘记的流行病如今又大肆流行了,俄罗斯男性的平均寿命短了五年。那些所谓的“新俄罗斯人”,或者在莫斯科,或者在法国的里维埃拉,炫耀自己的富有,而千千万万个年迈的俄罗斯人却只能依靠以前的同伴,依靠私人的能够种马铃薯将和蔬菜的小块土地,才能勉强蝴口——对于这种差距,诸位也不要有什么惊奇。   难怪那些被疯狂拖欠工资的抗议者会变得越来越愤怒。1998年,矿工们再次发起了抗议运动,他们封锁了铁路线,切断了横跨西伯利亚的所有交通线。跟着他们一起展开罢工行动并要求总统辞职的,有护士以及其他医务人员,有教师,有学生,还有科学家、国防部门包括核工业部门的工人。有两个原因使当时的俄罗斯看起来还是稳定的。第一个原因是,俄罗斯已经降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它的原材料出口还足以抵得上以食品为主的进口。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在一个以物易物为主的经济体内税收很难征收到,根本不足以应付公共开支,因此俄罗斯只能发行高利息的国库券和债券,而这是外国人最乐意购买的。事实也确实如此。1997年就有大量的资金流入俄罗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因此恭贺俄罗斯的统治者们,说他们成功地防止了通货膨胀。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似乎不知道俄政府实际上正在树立一个坏的典型:为了平衡账目,它既不及时还债也不及时付薪。亚洲危机最终把这种脆弱的平衡打破了。“新兴市场的特性”,意味着非常高的利率,以便吸引外资,也因此意味着预算负担加重。国际石油价格的猛跌(跌了约三分之一),引起了俄罗斯出口收入的相应锐减,也使外国投资者们对俄罗斯宝石和燃油公司的兴趣降低。这个国家日益走入了死胡同。   当鲍里斯·叶利钦决定在5月份改组政府的时候,他是否只是故伎重演,似乎他这个好皇帝被一群坏大臣给骗了?或者,他是不是想要摆脱切尔诺梅尔金,因为这个人在总理位置待了五年之后成了他的敌人?再或者,叶利钦是不是嗅到了危机来临的气味,真的相信一帮“年轻的改革家们”能够帮他挽回面子?如果真是这样,他的想法可就大错特错了。35岁的谢尔盖·基里延科和波塔宁一样,也是从共青团校毕业后进入财政部的,但他的机遇一直不好[34]。由于一点名气也没有,他在国内没有任何背景。为了让杜马接受他,叶利钦花了不少的时间和手段。当基里延科及其一帮人真的动手征收赋税、削减公共开支的时候,恐慌居然达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有人猜测说,他们一定会把国库券利息提高150%,额外的预算开支将会远远超过甚至有可能是虚报的预算节余。[35]事实也确实如此,他们确实曾把丘拜斯——除了他还能是谁?——派到华盛顿去,他在7月份回来时带来了一份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资的贷款合同:两年内贷款226亿美元(其中100亿美元原则上到1998年兑现)。但这笔钱也太少太迟了,一看就知道是杯水车薪。如此一来,必须在现实情况面前让步的,不再是任何“苏联大腕”了,而是“年轻的改革家们”。当一个国家连自己的护士、教师、矿工 、原子能科学家、士兵和警察的工资都付不出来的时候,还抱着正统的财政观念,不断地支付外国贷款人那天方夜谭的利息,无疑是荒唐的。8月17日,为了避免一场暴风雨,他们宣告短期破产。   不过说简单一点,一致的地方还是有的。人们一直认为,一段历史时期已经走到了尽头,俄罗斯向资本主义的货币主义时尚艰难转型的七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历史的重写马上就开始了。千万别否认破产,那太明显了,是掩藏不住的。但要懂得推卸责任。于是,西方那些“休克疗法”政策的鼓吹者们就开始忙于把怒火发泄在除了他们自己之外的随便哪个人头上,也包括他们那些俄罗斯的帮凶们。在他们的清白变成历史事实之前,还是让我们直接把一切先记录下来吧。俄罗斯的统治者们把他们的国家推进了经济恐慌的深渊,并不是因为他们拒绝听从国际金融当局的聪明建议,他们这样做,恰恰是因为听从了这种建议。俄罗斯人民被带上这条灾难的道路,并不仅仅是受他们的共产党干部和他们的有钱老板的指引,而且首先是被我们驻莫斯科的那些人,被那些我们简单地尊称为“民主的改革家们”带上这条道路的。为推卸责任,第一个歪主意是把怒火发泄到苏联时期的企业老总头上。例如切尔诺梅尔金,以及他的天然气公司的各个关系网。但切尔诺梅尔金是在1993年初才被牵涉进来的,那时,“休克疗法”的忠实信仰者尤格·盖达尔把局势己经搞得一团糟——迅雷不及掩耳的通货膨胀,人们的积蓄被一扫而光——但政权是不能被一扫而光的。1998年8月,叶利钦又想把切尔诺梅尔金重新召回来,修复“年轻的改革家”基里延科留下的创伤。诚然,在切尔诺梅尔金在位五年期间,他确实对俄罗斯的灾难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他从来就没有被允许独立行动。他总是被一位持有金融正统观念的人密切监视着。事实上,在整个七年灾难期间,俄政府内部总有一个人——盖达尔、丘拜斯、费多罗夫(应该把这个人说成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眼线)——在负责监视,观察切尔诺梅尔金的政府是不是在沿着既定的路线走。   另一个歪主意是把责任推到俄罗斯各大奸商身上去,其中主要是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幕及其魔鬼的一帮银行家们。好笑的是,在一些西方出版物里,挣钱用不着多说,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要是问一下是谁使这些诈骗行为得逞的,是谁帮他们用私有化的手段积累了亿万财富,向题可就不那么好笑了。答案很简单:我们的人——丘拜斯。再说,当1996年的俄罗斯总统选举临近的时候,奸商们把他们的肮脏所得以及手中的媒体一古脑儿全送给叶利钦,让他转败为胜,那么为什么又把他们的行为歌颂成“民主的胜利”?我们的当局最好还是承认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也承认那些俄罗斯朋友的角色,这样还多少可以说明自己把这次选举称作“民主的”所具有的奥维尔式的幽默。因为,那些俄罗斯朋友是不敢面对人民的判决的。没有谁会真的主张说,尤格·盖达尔、阿纳托利·丘拜斯、鲍里斯·费多罗夫应该参加下一任的总统竞选,也没有谁会相信,只要有一个高效而有钱的竞选班子,他们也能获得两位数的选票。为什么?因为这些西方人眼里的俄罗斯英雄在他们本国的普通百姓眼中,却是另一副模样。他们代表着大众的不幸、个人的贪婪、社会的不公,以及既不道德也不体面的不平等。   推卸责任是有直接目的的。仔细一想,它无非是一个信号,表明西方不乐意改变它的路线。在俄罗斯当前的情况下,任何返回到苏联经济去的做法都是不可接受的。即使久加诺夫打算组成一个清一色的共产党人内阁,他也不会朝着这个方向走。这里不存在任何寻找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普里马科夫和久加诺夫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并不比金里奇(Gingrich)和克林顿高。让人担心的是另一些与此完全无关的问题。俄罗斯正在悬崖边上走钢丝,如果再不行动,赶快用共同的经济利益把全国统一起来,俄罗斯也会像苏联那样,搞得支离破碎。目前急需要做的,首先是发还工资和养老金,给那些受到灾难威胁的人们提供一张安全网。第二步是要通过鼓励全国各地恢复生产,使经济摆脱以物易物的状况。为了做到这一点,一定的补贴和国家干预是必要的。俄罗斯脆弱的工业尚需一定程度的保护,使之免受国外的竞争。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但它是与国际金融组织到如今还在鼓吹和监督着的、无拘无束的全球扩张主义相反的。现在,国际金融组织是否准备让步?   诸位也许会从我的口气中得出结论说,我对俄罗斯的政冶新人不抱多大的希望,对他们打算建设的社会没有什么共鸣,对他们做好已经开始做的事情的能力没有多大的信心。凭什么我要喜爱他们,而不是他们的对手?因为没有谁是活该受罪的,因为在俄罗斯七年的灾难历程之后,还按照老一套方式行事,无疑是被虐狂的所为。另一个原因是,如今被当作替代方案的东西,事实上只会自取其辱。在今日满目疮痍的俄罗斯,人们的情绪已紧张不安了。用金融正统观念的名义去要求暂缓支付矿工们、护士们、教师们的工资,无疑是自找麻烦、惹火烧身,或者说煽风点火。这个时候,要是在俄罗斯爆发一场暴风雨,其结果很可能是带来一个铁腕专制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寻求社会主义的社会。俄罗斯年轻一代的工人、技师和知识分子已经学会了不少东西,要是学得更快些就更好了。但是,要想消化那段后斯大林主义的过去,并了解资本主义的现在,从而着手创造他们自己的未来,必得花一定的时间才行。   有人也许会反驳我说,你这么尽拣些容易的目标来攻击?就算西方阻止过在俄罗斯出现一个共产党的政权,但它不是早就在其他东欧国家接受了更文明的应该读作“真正转变过来的”共产党人的统治了吗?再说,俄罗斯不过是一个把“休克疗法”搞得面目全非的国家而已。好,那就让我们转到另一个国家去,在那里,共和国的总统是一位转变过来的社会民主党人,而“休克疗法主义者”也被当作救世主。让我们把笔头对准波兰,苏维埃帝国的崩溃正是从这个国家迈出第一步的。

第五章 俄罗斯选举的奇迹   选举章程显然对叶利钦先生有利,但这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即游戏至少已到了终场哨音的时候。   ——利·霍克斯塔德(《华盛顿邮报》,1996-07-04)   一场 ...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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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丹尼尔·辛格)(六)

第二部 变动中的欧洲


导言 光明来自西方?  



 西欧正处于大变革的阵痛之中。从1999年1月1日起,欧盟15个成员国中的11个已经使用了统一货币。到2002年初,这一统一过程最后完成。马克、法郎、基尔德和里拉将被欧元彻底代替。许多政府在把金融政策拱手让与欧洲中央银行的同时,也会失去控制其预算的部分权力。而且,一旦大的困难来临,它们也就不再能够逃离货币贬值的危机。大企业将会采取新的措施,反对“劳动弹性”(labor flexibility)法令下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这已不是什么秘密。要是工会不能很快学会如何把各条战线联合起来,它们就只有投降,特别是在这千年之交的时刻,欧盟东扩的气势咄咄逼人,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斯洛文尼亚和爱沙尼亚已经敲响了大门。   在所有这些新情况的背后,在欧元与美元互不相让的纷争背后,存在着一个重大问题:本身已越来越美国化了的欧盟,能否形成一个新的实体,与美国分庭抗礼?我对此有所怀疑。但没关系,因为让我更感兴趣的,乃是这一问题的另一方面:欧洲能否建设成一个这样的社会,其中的财产关系、社会组织和政治舞台都与美国截然不同?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考察欧洲,看一看在不久的将来突破口在哪里。为此,我们将从东方,从那块革命失败了的土地上开始旅程。   首先是俄罗斯。1996年的总统选举是“叶利钦大帝”时代的最好标志。那时的俄罗斯,黑金政治、腐败横行、生产崩溃,亿万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直到现在,尽管西方一再极力把我们的“民主”标榜得未来无限光明,也无法掩饰叶利钦的统治已破产,留下的只有危机四伏。俄罗斯的现状是如此的难堪,以至于不管是否会爆发危机,但要看到一个光明的未来,恐怕是不可能了。   至于看待波兰的情况,我们应该带有一种历史的眼光,因为今天的失望与昨天的期望成正比。在苏联集团中,波兰是惟一一个其工人成功争取到了自己权利的国家。1980年一个自治的、独立的组织即团结工会的建立,把这场斗争推向了胜利的巅峰。在这里,我们将尽力追寻1989年之后团结工会由胜转败的足迹,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后果,为什么在可见的将来工人运动不可能再次兴起。   最后一个例子,我们将再次从特殊回到一般。1995年的法国动乱是一场迄今为止反抗用来摧毁战后工人运动所获得的成果的资本主义战车的最浩大的革命。资本主义的攻势不仅仅限于法国境内,它还着眼于整个西欧,一开始看起来像是攻击福利国家,现在它已经泛滥成一场针对工人权利的全面攻势了。因此,工人的反攻也不能仅仅限于法国境内。在今日的西欧,有些事情已初露端倪了。因为在多年的忍气吞声之后,法国的抗议者们终于向全世界的工人表明了自己反抗的决心:再也不可能一味顺从了!但要说到光明的前景,就只有等全欧洲的抗议者们都不再局限于满足目前的防御胜利,而开始一道寻求新的未来的那一天。 

第二部 变动中的欧洲导言 光明来自西方?   西欧正处于大变革的阵痛之中。从1999年1月1日起,欧盟15个成员国中的11个已经使用了统一货币。到2002年初,这一统一过程最后完成。马克、法郎、 ...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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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丹尼尔·辛格)(五)

第四章 社会民主主义的挽歌

悲伤袭来,不为勇士 而为那密布的战营……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苏联帝国的垮台引来阵阵欢呼,这欢呼,不单是为了庆祝社会主义的灭亡,也是为了欢庆一切革命走到末路。革命的先辈们,例如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1]、奥利弗·克伦威尔[2],以及革命的理论家们,例如罗莎·卢森堡、卡尔·马克思,都在反思性的非难指责中被搅到了一起。从逻辑上讲,攻击激进变革观念,就应该赞美渐进主义、费边学说和逐步革新观念。换句话说,“共产主义的失败”应该与“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一道来临。但是实际上,这事根本就没有发生。与新斯大林体制崩溃一道驾临的,乃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严重危机。在这里,我们是在严格的意义上使用“社会民主主义”一词的,即指对资本主义社会从管理上加以改良的学说。   词语的本来含义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们都知道,用斯大林主义及其后果来定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曾对后者造成了严重的歪曲。让我们来更精确地定义一下“社会民主主义”概念。一开始时,这个词语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含义是一样的。列宁和马尔托夫,一个是布尔什维克人,一个是孟什维克人,但他们都是第二国际的成员,也就是说,社会民主主义也是“共产国际”的一部分。“改良的”社会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施坦和他的主要批判者罗莎·卢森堡,情形也和这类似。至少从理论上说,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同意最终目标:一个无阶级的社会,生产资料社会化,最终消除不平等。从原则上说,甚至在暴力的运用问题上,他们之间也不存在根本的分歧,因为暴力的运用程度取决于特权阶级的反抗程度。他们真正的分歧在于运动应该持续多久。改良派认为,应该在现行制度的框架内逐步地、不断地走向那个全新的社会。革命派则认为,假如不打破和彻底重建现行制度框架,就到不了那个社会。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事实上共产党越来越接近莫斯科,而社会党则越来越成为现存秩序的捍卫者,但他们在理论上的目标还是一致的。不过,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各国社会党仍然花了大量时间去摆平实践与党章的关系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在1958年哥德斯堡会议上修改自己的章程的。只是到了1995年,英国工党才在其著名的宪章第四款中删去“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全民公有”这句话。但这话显然早已是陈词滥调,早已成了过去留下来的废话。法国社会主义者也许是最后一个还在说着“打倒资本主义”这类敷衍之词的,他们把这话一直说到1981年,密特朗执政两年后所发生的事情,相信各位都知道了。今天,人们不可能还有误解。社会民主党也不再称自己的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它的惟一目标,就是在这一社会的框架内寻求改良。   然而现在,西欧是不存在这样一种资本主义改良的天地了,这就是为什么社会民主主义的当前危机如此深重的原因。要想理解这一点,我们应该追溯一下战后那段20多年史无前例的、确实有着改良余地的增长期,看一下那段繁荣期包括共产党复兴所造成的意识形态后果,探讨一下这次重新调整与经济危机的发生谋而合的历史悖论,说说随后那重建的四分之一世纪,最后看一下西欧左翼因此而面临的难题。   对于西欧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5年是一段经济增长空前迅速、社会转型空前深刻的时期。这场史无前例的变革是由一系列因素共同促成的。首先,有必要进行战后重建,而美国工业在战时所获得的进步则给西欧吸收其进步成果提供了方便。美国给了投资和援助,这些投资和援助出于与俄国对峙的原因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慷慨许多。其次,随着欧洲内部市场因经济一体化的成功推进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益扩大,西欧已能以空前的规模采用美国的大生产手段了。最后,西欧迎来了工业革命的第二阶段,特别是在法国和意大利这些国家,工业革命的冲击最为惊人,因为这些国家在19世纪里的集中化程度远没有英国和德国那么高。   社会领域发生变化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欧洲大陆西半部农民的消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法国有近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在土地上劳动,意大利比它更多。20多年后,这一比例就接近了盎格鲁—撒克逊人[3]的水平。[4]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的这种大量迁移,很可能是由农业生产力的迅猛提高造成的,但这仍然无法满足当时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外国工人蜂拥而入,首先是来自南欧,接着就来自海外了。妇女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劳动力市场当中,填补医疗、教育、商贸和公务等工作岗位。如果你从整体上观察这段时期,你会发现,农业劳动锐减,蓝领工作十分稳定,白领工人增长迅速。   但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还是国民产值的迅猛增长。如果你不把英国计算在内,那么欧洲各国国民总产值的增长尽管一年好一年坏,但平均增速达到了5%的水平。这种速度维持了很长一段时期,使得劳动人民也有可能沾点好处。因此,差不多30年里,欧洲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空前提高,消费模式也出现了重大变化。汽车、洗衣机、冰箱、电视机,总之是那些与美国梦联系在一起的奢侈品,都在那一代人身上变得十分普通。伴随耐用消费品大量普及的还有社会成就,而这正是欧洲与美国的典型区别。在欧洲,全民致富计划逐渐扩大到了整个洲的每一个人。雇主的雇用权和解雇权也得到了一定的限制。尽管不很体面但意义重大的最低工资有了保障,疾病和失业救济金、老年退休金得到了发放。资本主义欧洲建设福利国家的景象,也使社会民主主义的观念深入人心。   但是,我们也不应该美化这段法国人念念不忘的“光荣的30年”。它也有阴暗面:对移民工人的压迫、对妇女在工作岗位和家里的双重剥削、背井离乡的农民的悲惨境遇、拥挤的城市特别是其郊区的紧张和不安全,等等,数不胜数。在我们这个自鸣得意的消费社会的美丽面纱下,掩藏着无数久被压抑的不满,1968—1969年,法国和意大利的学生和年轻工人就曾把这层面纱无情的撕扯了下来,他们占领了校园,使工厂瘫痪,走上街头,提出了许多时至今日仍未回答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并不算是全部):增长是为了什么?为了谁的利益?为了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生活?   然而,那时仍在飞速增长的资本主义成功抵挡住了这股抗议潮流。今天,回头看看资本主义是凭借什么保护自己,是很有意思的。不无道理的是,当时人们认为惟一可能的另外选择只是“古拉格”,而资本主义却由于其自身的优点,由于这种制度找到了活力永驻、增长不止的秘密,因而获得了人们的垂青。随着经济危机的逐步消除,对失业的谴责声也日渐沉寂,而危机也被说成是贸易周期中的微小波动。为什么要抛弃一个已设法走出了最低谷的、已用凯恩斯的乐观情调代替了市场的无情法则的、已用国家的社会保障政策代替了久候不到的救济金的社会?即使在社会主义者并未当政的国家里,社会民主主义也已笼罩了一切。情绪从来就是可以传染的。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孤零零的共产党人在长期失去自己的苏维埃模式却又老找不到自己独立的社会方案之后,也开始改头换面了。甚至他们的长远目标也不再是改变社会,而只是促成现存社会的内部改变了。历史学家们有一天也许会饶有趣味地写道,只是在需要作出这种战略调整的时期结束以后,共产党才转向了妥协。是的,不管西方的结构危机是与利润率的降低一道来的,还是与石油价格的飙升一道来的,但确实是在20世纪70年代,才发生战后时期的突变的。几乎是在30多年史无前例的增长之后,社会民主主义笼罩一切的时期才结束。与经济重建的历史背景相映成趣的是,意识形态和政治是在摇摆了几乎25年后,才倒向右翼一边的。   巴黎是观察意识形态异常大逆转的好去处。在1968年学生和工人运动之后,在法国,我们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支柱看起来岌岌可危。大厦屹然不倒,乃是因为这场抗议运动不能联合成一次总攻击。经济危机此时也阻碍着联合力量的形成。在那些当权者看来,关键是要劝告年轻人,尽管造反有理,但进一步采取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既是危险的,也有可能触犯法律。这层意思必须由相对年轻的、多多少少与1968年的“五月风暴”有一定瓜葛的传道者来散布。“新哲学家们”就担当了这一任务。他们捧出的“菜肴”就像众所周知的那样,既不新鲜也不好吃。都是些老掉牙的、外来的东西:半截波普尔[5],一点点冯·哈耶克,再加上整篮子索尔仁尼琴。[6]年轻的法国厨子们,只是加了点调味品。从学术上说,这根本就不能算是什么成果。但这场宣传战还相当成功。在媒体的呐喊助威下,到处弥漫着这则预言:革命的最后只能是“古拉格”,“总体性”(totality)等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从“一切破坏都是危险的”,很容易就传到了“别无选择”,最后终于转到“历史已经终结”。   要是你从马克思那里读到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句话,那你一定不会对上述现象感到惊奇。毕竟,运动失败了,政权保存下来了,它的霸权依旧。然而事实上,这场意识形态的突变是如此惊人,以至于不能仅仅凭借当局及其走狗的聪明举动就把它解释清楚。要理解它,我们现在必须考察一下最近的25年,或者说,考察一下资本的进攻,工人的退却,以及失败的左翼现在所面临的难题。   要知道我们已在不到20几年的时间里走得有多远,听一听新的“福音”就够了。社会民主主义老讲带着仁慈面孔的资本主义,这类故事早已不攻自破。人们一再鼓吹的,仍是那最顽固的资本主义旧教条。利益就是上帝,一切以之为依归啦。个人是神圣的,而群体则是糟糕的啦。国家的作用应该永远加以削弱,除非——这种情况太少见了——它能够对我们的利益有帮助啦。我们再也没有办法纵容和包庇游手好闲、碌碌无为、肆意挥霍之徒啦。而且,假如资本主义碰巧偏袒有钱人而使穷人更穷,那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它的法则的一部分:“给每一个所当给的人”[7]啦,等等。就在法国人所说的“受尊敬的左翼”(更确切点说,即受到现存秩序尊敬的左翼)们不愿意接受幻想破灭的事实的时候,右翼已大胆地发起了进攻。[8]   工会在保护其成员的利益时,处境十分被动。他们不仅仅没有在心理上做好迎战的准备,他们也没有利用好早先的时机使自己适应劳动力结构的深刻变迁:不曾在移民和女工中大规模地吸收新成员。现在,经济调整开始冲击他们的传统堡垒——矿井、钢铁车间、船厂、汽车厂,所有这些地方,以前都是他们的大营。有人告诉我们说,只有旧的产业受到了影响,但这些产业中的工作岗位的损失将会被服务业的扩张所抵消。然而实际上,这种现象已非一时了。自从出现了计算机,自动化就开始侵入到银行、保险和运输业当中,以同样的方式削减了许多工作机会。大量失业现在已成了欧洲危机的核心问题。后面我们还将会回到这一问题,这里先让我们看一看危机发生的环境,这种环境并不是偶然光临我们身边的,而是旨在加强资本力量的有意识的政策的产物。   在贸易壁垒早就有所降低之后,全方位地取消对资本国际运动的限制,就成了最近20年来的主要目标。计算机和调制解调器加快了通信速度,方便了实时交易,使得一切种类的套购交易制度都有可能设计出来,但让货币自由流动的决策则是政治性的。这样一来,如今每日的国际金融交易量已超过了1.5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有成员的全部黄金和外汇储备都高得多。[9]即使考虑到复式会计的因素,这一数字也会让人觉得单个政府的力量实在是弱小。金融资本现在统治了一切,就连中央银行也在它面前俯首称臣。所有的国家都明白,它的金融和财政政策现在已受制于资本外逃的威胁了。工会讨价还价的实力也被这种可能性所削弱,因为资本能够自由地寻找更便宜的劳动力了。   西欧远没有摆脱这种趋势的影响。随着欧洲经济共同体也就是现在的欧盟很快的走向一个单一市场并在今天艰难地转变到单一货币——欧元,单个民族国家就越来越丧失更多的保卫其边界、控制资本流动、左右经济运行的权力。然而,这些权力并没有转交给一个更大的欧洲政府——在布鲁塞尔将它们行使,而转交给了一个自由贸易的帝国,也就是受到了资本的支配。在据说是欧洲统一的指导性文件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当中,有一章专门谈论劳动人民的最低社会保障问题,但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表明该条约并没有把工人忘得一干二净。[10]   在这个自由贸易的框架内,欧洲重新响起了大量失业的谴责声。再也不可能掩饰说这种现象是暂时的,是由于经济周期的变动之故了。无业工人的数量在繁荣阶段自然比在萧条阶段多,但如今在每一周期的结束阶段,其数量都比过去的结束阶段多。即便是在老是有所隐瞒的官方数据里,劳动力中的失业比例也达到了过去的两倍。这是资本主义不存在危机这类动听故事的破产,我们又回到了熟悉的马克思主义领域,死劳动取代了活劳动,并在此过程中创造了一个失业的后备军。   在资本主义故事的后半部,事情似乎要复杂些,因为资本同时也需要创造新的工作,以便它剥夺更多的剩余价值。但现在有许多迹象表明,它正在失去这样做的能力。我们也许离马克思在《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描绘的时代越来越近了:“现今社会财富的基础是偷盗他人的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11]这就是我在前面比较我们的技术进步与社会倒退时头脑中所想的。如果我们仅仅为了争论而把自己局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我们今天可能就已经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接近了劳动和休闲的分界线,尽管为了摆明失业问题以及其他一切重大问题,包括那些和我们的环境有关的问题,我们还既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组织,也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民主运行这种组织。   请原谅我说了这些题外话。这不是欧洲各国政府和人民从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那里所得到的指示。它们的告诫再简单不过了:仿效美国的榜样。当然,要避免让欧洲人在战后殚思竭虑的美国悲剧:如今美国的现状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最低工资出奇之低,“有工作的穷人”、没有医疗保险的人遍地皆是。   这种模式是不是最不值得炫耀的?如果你不喜欢它,你还是必须接受它。你别无选择。在这个无法无天的世界里,我们必须共同建立起一整套国际制度,然后充当这套制度的看家狗。从此,你们再也没能力承担起给一份赖以活命的最低工资、一定程度的工作保障、比较可观的失业救济金和老年退休金。你们再也没办法提供国民卫生保健。你们必须越来越依赖于私营保险公司和私立学校,依赖于两份保健和两次教育。一言以蔽之,你必须加快解散福利国家的步伐,并且,由于福利国家是社会民主党赖以得宠和炫耀的地方,因此,此时的危机是最深重的。   社会民主主义的得势并非仅仅是老谋深算的政客和工会老板背叛的结果。这是一种大气候,主要是由在现存社会内满足大众需要的范围所决定的。在战后空前繁荣的20多年里,社会氛围特别有利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繁荣,比较而言,在接下来的25年里条件变得越来越不利。然而只是到现在,危机才崭露头角。   有人也许会反驳说,可敬的左翼领导人曾经向他们自己的葡萄酒中兑了许多水。那时执政的社会主义者们——在法国是弗朗西斯·密特朗,在西班牙是菲利普·冈萨雷斯——曾经积极参与了解除管制、削减政府权利、招来今日麻烦等行动。那些持反对态度的英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也好不到那里去。一份充当国际财政当局喉舌的周刊曾经注意到英国工党是如何发明“社会—撒切尔主义”、意大利前共产党是如何找到“自由市场经济”的。[12]   但是,上述反驳是不成立的。我从来没有说,欧洲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是激进左翼人士,急于想重建社会。根本不是。他们过于轻信,也许还乐意继续轻信下去。但现在他们面临的压力和以前不一样了:不要做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者,甚至不要去管这个社会,这个社会不需要进一步的改良了。有人告诉他们,要放弃战后时期由工人运动所获得的权益,正是靠着这些权益,他们才享有美誉、富有吸引力的。岌岌可危的是他们自身的命运,是左翼力量从此还能否在欧洲(尽管不是在美国)继续存在下去。   另外,据说欧洲左翼的领导人已做好准备,接受美国化的政治后果。在首次竞选成功后,克林顿总统成了伦敦、巴黎和罗马受人尊敬的左翼人士口中屡屡称赞的人物。后来,他的吸引力有所降低,但这并无大碍。第二次竞选成功恢复了他的美好形象,尽管他作出了让步不过是为了竞选的需要。他那愚蠢的性丑闻也并没有提高他作为一个“赢家”的政治声誉。然而,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工党的温和领导人)、利昂内尔·若斯潘(密特朗不情愿的继承人,在法国的地位和布莱尔差不多)、马西莫·达莱马(为当上意大利总理而第一个转变立场的共产党人)、杰拉德·施罗德(德国新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都多多少少急于把自己的阵营转变成和美国民主党差不多的东西了。[13]   问题是,即使在今天,这样一种趋势还是和以前有许多典型的差别:与工会的组织联系出现断裂,一度建立在好战分子基础上的各个党派转变成纯粹的选举机器,从社会福利前线发动大撤退。尽管普通人士迷惘不定,混乱不堪,但这也是某种政治传统的产物。他们太迷恋于自己的社会权益了,尽管他们对福利国家的结构和运行一直也抱有某种天然的担心。没有一场斗争,他们就不会抛弃这种传统,换言之,问题不是布莱尔、若斯潘、达莱马和施罗德是否愿意这样做,而是他们还能否做得了。   公正地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即选择并不是在投降和维持现状之间。这里主要的理由是,不是简简单单就可以维持现状的。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也许有意或无意想造成斗争局势的转变。但不管是游戏还是其规则,都和以前不一样了。而且我这里也不指什么革命行动。那并不在当前的时间表上。单单为了保住其成员的薪水和工作,维持他们的社会地位,工会和一般所说的左翼力量就得展开斗争,极大地减少工作时间,并且把这种斗争尽快从国家水平扩展到欧盟的水平。换句话说,仅仅为了防卫,左翼人士就必须动员大量群众,在国际水平上思考。好久好久以来,他们就没有这样思考过了。   西欧的左翼现在是否会随着他们的领导人走上美国道路,把自己的传统撇在一边并踏上事实上的政治自杀之路呢?或者,他们会自己动动脑筋,抛弃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无能,在努力保护自己眼前利益同时,为我们的时代重新拟定一份社会主义的蓝图?任何时候,或迟或早,我们总得面临这种选择。在这里我只想说,由于西欧的传统与眼前被强加的美国模式之间并不相容,西欧将会成为变革的先驱——也就是,在这个千年之交西欧必须作出选择,展开斗争。1994年末,当西维奥尔·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向意大利老年退休金发难时在意大利上演的游行,1995年,当雅克·希拉克同样企图执行财政当局的旨意时在法国发生的使巴黎处于瘫痪的罢工以及随后急剧蔓延至法国各省的史无前历的大游行,都只是这场大战的首次小规模交战。   要是能够说,人们已开始想去掌握政权,而社会主义将在西欧现已残败不堪的模式废墟上复兴起来,特别是这些现象意味着历史已走完一个圆圈的时候,那是再好不过的了。曾经,我们辜负了人们的希望,未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成社会的激进转型,反而在西欧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悲剧,那确实是我们的过失,我们这些社会主义者的过失。现在,这场悲剧闭幕的时候,正是西方左翼最终着手执行其使命的大好时机。这将给世界作出榜样,点燃人们的希望之火。然而,好事总是多磨的。社会主义者在西欧进行的、既不是开始于也不是结束于1917年的斗争,并不必然就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第四章 社会民主主义的挽歌 悲伤袭来,不为勇士 而为那密布的战营……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苏联帝国的垮台引来阵阵欢呼,这欢呼,不单是为了庆祝社会主义的灭亡,也是为了欢庆一切革命 ...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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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丹尼尔·辛格)(四)

第三章 冷战后的世界   


虚情假意的祝福也可能是诅咒。 ——民谚     


当一座大厦靠两根柱子撑着而其中一根被抽掉的时候,大厦就会倾倒。然而,苏联的解体并没有证明这个建筑学原理,因为在整个世界已不再是两极的时候,人们的一切努力都投向了早先的另一极——美国,试图让它担当过去由两极分别担当的任务。因此,它并不是世界的终结,而是“一个”世界的终结。消逝的乃是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许多人——最近人数有所减少——想当然地相信,一种取代资本主义的体制正在东方形成。消逝的还是这样一个世界:它形成于雅尔塔,两个全球警察(不久就变成了两个核武器强国),在其中既是敌人又是伙伴,命运一体相依。苏联的崩溃留下了一条巨大的裂缝,也对国际社会造成了影响。   我们可以按照地理位置来评估这种影响。我们可以从离那个以前为沙皇帝国,后来首次被革命所撼动,接着又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走向统一的、被称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的国家最近的地方开始。你也可以只对那种无所不在的官僚统治的终结、莫斯科大手的放松、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衰落表示欢迎。唉,其实取代这种彻底腐败的统治体制的,何尝又不是同一种东西?在这个曾被认为是高度一体化的经济体中人为竖立起的边界、关税和惯例,把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平压得更低了。四处蔓延的不满情绪激起了一被压制的、只在暗中兴风作浪的地方民族主义。返祖性的仇恨和报复心理一同出现了。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阿布哈兹人和格鲁吉亚人之间,或者塔吉克斯坦不同部族之间的流血冲突,足以提醒人们注意,解体是走向末日之途,它本身并不是什么好东西。俄罗斯军队1995年至1997年陷进去的那场荒唐的车臣战争,表明了一个灾难性的事实:民族主义的苏醒也许是人为的产物。   或者,我们还可以再往回溯,一直回溯到那些红军把纳粹分子赶回易北河时征服的帝国。实际上,那里的解体发生得更早。在1989年那些火热的日子里,东欧人民就轰轰烈烈地登上了政治舞台。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并没有在这个舞台上待多久。东欧各国面临的问题——对资本主义的追求、对有钱人的盘剥、对新改革派的失望、旧时代的复辟、改变信仰的共产党——和那些影响俄罗斯的问题是一样的,只是危机没有那么沉重,因为在这些边缘地区,旧的体制还谈不上根深蒂固,而且一直就是外国势力强加的结果。当然,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波兰拥有源远流长的工人运动,匈牙利拥有长期的改革,捷克共和国拥有悠久的工业传统,不过惟一真正的例外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它教会了我们许多有关统治问题的东西。   每当资本侵入到一个新的地区,它总是尽量破坏一切,以便拥有全新的基础。(这一点,顺便也能解释1989年后原苏维埃集团各国经济的形势。它们的经济以前是一团糟,后来显然在走入死胡同。而且,一旦它们面临外国咄咄逼人的竞争,情况就会糟糕得一塌糊涂。)在民主德国,资本的入侵可以摧毁无数的企业,剥夺近一半人口的就业机会。但人们还是认为,随着经济慢慢复苏,受害者们也会从失业中获得他们的好处。联邦德国企业对民主德国经济的接管,得到了联邦德国全国的资助,也得到欧盟的资助,后者必须对联邦德国银行规定的金融政策作出让步。不管这种政策多么不好,都得照此执行。而不成章法的“马歇尔计划”居然要求把如此一种方案推广到整个东欧,包括原苏联各国。联邦共和国对民主共和国这种得到资助的接管,让人想起西方资本对东欧的没有资助的殖民又会是什么样子。   所有这些都是很有趣的话题,但在这里我想还是谈谈别的。1917年革命开始时,它的参加者和同情者都认为它是人类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一次大飞跃,是这种飞跃的第一次现实运动。后来,这场运动走向了孤立、僵化和衰落。我们已经在前面对这场悲剧及其衰落在国内的表现作了详细描述,但它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苏联一方面激起了千万人的激进行动,另一方面又排斥异己,把他们推向了反对社会主义的道路。它曾对第三世界各国的解放事业提供过帮助,后来却用自己的模式把它们禁锢住。同时,它曾阻止了美帝国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后来却为美国的一统天下铺平了道路。那么,它的消失又意味着什么呢?具体地说,左翼、劳工、进步运动——随便你怎么称呼——是因此容易完成他们的使命,还是更难了呢?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各国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摆脱剥削时,眼前的形势是好还是坏了呢?在这个新的全球化的世界里,苏联的解体是预示着“历史的终结”即资本的永恒统治,还是预示着资本的统治的终结?   对苏联解体的意义加以评判,取决于如何看待它在存在期间所起的作用。关于这一问题,答案是很难给出的,因为苏联本身在近四分之一的世纪里一直也变个不停。它的影响亦复如此。与当前各种摩尼教葬礼词所说的相比,苏联所扮演的角色要复杂得多、模糊得多,因此苏联的影响也复杂极了。   苏联共产党是俄国革命的产物。在现今一些反思性的评论文章中,人们往往忘记了这一事实:在1919年那些日子里,在工人运动中表现最好、最激进的那些人为了与革命保持一致,为了脱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背叛了它的群众和原则的第二国际,曾经接受了加入新国际所需的21个条件。对于布尔什维克人来说,能否在他们的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将取决于工人运动能否扩散到西欧去,因此,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很自然地就成了世界革命的大本营。然而,革命在那时没有扩散,俄国成功了,而其他国家并没有。它们两者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差别,于是事情开始变坏了。已经把必然性变成现实性的俄国人开始自满起来,以为自己给整个世界提供了一种模型,一个答案。于是,在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还算是小小过失的东西,渐渐成了斯大林的第三国际的典型特征。   这个格鲁吉亚的革命分子对革命思想的惟一贡献,是他独创了一个自相矛盾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一国之内的社会主义”。1924年之前,这个概念还没有被发明出来,而斯大林发明它的用意,乃是为了使他的对手们相信,为了保卫和巩固苏联这个新政权,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当时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一点。因此可以说,这是一种用来团结疲惫的、孤立的苏联人民,而后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巨大影响的学说。从此,人们把共产主义运动看作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战争,这场战争有许多战线,而最主要的战线是在俄国,未来将由俄国来创造。这就是全世界的革命利益均让位于克里姆林宫的利益,而第三国际成为苏联纯粹的外交工具的原因所在。   如此想法并非由上头所强加,普通群众对它也是认同和接受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在第三国际按照莫斯科的指示突然改变路线时,普通群众为什么还会表现出相对的忠诚。[1]20世纪30年代,所谓的“第三波”(Third Period)曾经无意中助长过希特勒的兴起,它的宗派主义阶级路线失败之后,便想方设法在群众路线的名义下寻求最广泛的联盟。苏德和约中断了这场用自由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蜜月。然而,到苏联1941年被入侵时,阵线又反转过来了。为了在战时的联盟中取悦资产阶级,第三国际实际上的1943年5月就解散了。战争结束时,西方各国的共产党虽然由于在抗战中起过重大作用因而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但它们并没有把这场解放运动转变成现行体制的危机。实际上,在马歇尔计划推行之前,他们一直拥护资本主义体制;直到冷战彻底形成,它们才在1947年9月建立起“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通过这一连串摇来摆去,他们才最终根据军事原则制定了苏维埃战略。   但是,故事到这里才一半而已。甚至像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这样的大党,也鹦鹉学舌似的附和起莫斯科来了。然而在同时,它们也是真正的政治力量,在它们自己国内表达着受压迫者的呼声。如今那些指责西方左翼特别是知识分子被苏联冲昏头脑的畅销书,读起来简直就是鬼话连篇。[2]由于这些作者对资本主义的罪恶轻描谈写,由于他们把大萧条及其带来的大量失业,把社会冲突,把阿尔及利亚、越南或者是反殖民斗争一笔带过,因此,从他们的记述中,你根本无法了解为什么那些站在俄国一边的知识分子会容忍在社会主义名义下犯下的诸多罪行。凡是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都可以告诉我们,指责哪一边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那时的共产党在许多重大的战役中都是主力军。   不管如何,在赫鲁晓夫1956年“秘密”指控斯大林之后不久,国际共产主义信仰者的时代——同时也是英雄的时代、恐怖的时代——就结束了。在此有必要揭露某些重要的事实。那一年,所有的共产党仍然赞同入侵匈牙利。12年后,苏联坦克武进布拉格,各国共产党的声音才不那么一致。例如,意大利共产党就不赞同苏联的行动,尽管他们此时还没有完全认清苏联政权的本质。到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时候,谴责声才完全占上风。要说国际工人运动走向低潮是与苏联国内政策松动、它对外国共产党的控制减弱一道来的,未免有失公允。但苏联国内的重建确实失败了,这种失败在外国也有反映。从托格里亚第[3]的多中心主义,到欧洲中心主义,各国共产党都在寻找摆脱苏联控制的途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大多数最终采纳了资本主义制度,而此时的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危机。   在这里,我只是想强调一下事情的发展让人莫名其妙。尽管到1989年时西方左翼与莫斯科的联系已经完全断绝,也很少有人会一本正经地说苏联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普通人还是把柏林墙的倒塌看作是左翼力量、激进运动和社会主义的挫折。这种在赫鲁晓夫讲话达三分之一世纪之久后产生的普遍反应,使我再次回到这一话题。但我要先声明一句,我在这里只想提供一些建议,而不想做过多的解释。人们往往喜欢究根问底,而细想一下,苏联模式尽管在有头脑的人当中死去,但也许在普通人心中还活着。戈尔巴乔夫的成功确实激起了人们的幻想,以为依靠上层的内部改革还有可能挽救社会主义。然而,一旦门户开放,“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状况就让外面的人吃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强大的、全天候开动的西方宣传机器成功地使人们相信了苏联等于社会主义,因而前者的崩溃就等于后者的终结。   这种看法的直接影响显然是消极的。人们的情绪甚至比以前更悲观了,而且,不管人们的不满是什么,对替代社会的信仰还是遭到了不断的削弱。但是,挫折也许只是暂时的。苏联的历史并没有给人们带来什么启示,如今的西方激进反对派可以自由地、勇敢地面对它自身的问题并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了。如果真能这样,苏联的罪行和糟糕的模式就不会再妨碍社会主义运动了——当然,前提是它能够设法让人们相信,集体政治活动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   欠发达世界摆脱资本主义轨道的努力,其前景是不容乐观的。因为在这里,苏联依靠其核武器确实遏制了美国的干涉。遏制的程度如何?在开始讨论苏联作为一支世界革命力量所面临的种种难题之前,我想最好还是先作一些初步的说明。   到现在为止,我的观点简单说来是这样的:革命发生在落后国家,但按照马克思的定义,这些国家根本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革命未能扩散开去,因而这场悲剧性的、半途而废的运动,并没有证明社会主义的建立是不可能的,或说缺乏可能性。另一方面,革命未能在它本以为应该发生的地方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发生,这一事实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挑战,那么,这是否是因为与马克思预言相反,资本主义还有着广大的发展余地,还可以获得实际的或人为的巨大增长?还有,苏联到底通过它的政策或形象在推进西欧根本变革方面做出过多大的贡献?我不想假装自己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在这里,特别要请各位记住这一点:在布尔什维克最初的革命之后,苏联就不再依靠西方世界的革命了。斯大林说“给德国配上共产主义简直就像给牛头配上马嘴”,再好不过地印证了这一点。[4]   实际上,莫斯科既不仰赖西方革命,也不希望它发生。因为在莫斯科看来,“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它太遥远了,遥远得让克里姆林宫里那些实用主义的人们伤透了脑筋——准确说来就是苏联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延伸。因此,自发的起义、基层的运动、在更加发达的坏境中建立起来的更加完美的体制,所有这些都令人讨厌的东西,都会破坏现存的模式和莫斯科的权威。斯大林惟一感兴趣的就是革命,或者不如说就是权威,就是能够牢牢地掌握手中的权力。他的历代接班人甚至天生就更加保守。假如你要想象出勃列日涅夫或契尔年科正在通宵达旦为在我们的星球上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冥想,那你非得要有西方宣传机构的厚脸皮或者幽默感才行。   民族解放运动总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起初,布尔什维克人者坚信中国或印度等国的反帝国主义战争将会极大地削弱资本主义各国的力量,因而在1920年是时,他们就从巴库发出了号召,呼吁受压迫的东方人民起来抗争。一旦放弃西欧革命的希望,东方的抗争就会成为主要的而不是次要的国外战线。然而即使在这里,所有的条件还得在总体上服从俄罗斯的利益。例如,中国共产党在1926年至1927年时就发现,他们的生命正在因苏联与国民党的良好关系而遭受牺牲。事实上,亚洲最伟大的共产主义胜利,即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毛泽东反对莫斯科意见的情况下取得的。[5]其他国家例如越南的共产主义胜利,则更是两大阵营势均力敌的结果。事实是,恰恰是俄罗斯人在1972年特意强调与华盛顿和解,从而在莫斯科隆重地迎来了尼克松,而这个尼克松还刚刚轰炸过北越。同样是事实的是,越南人民的英勇反抗得到了苏联军队和政府的鼎力支持,古巴和越南的成功起义也是从莫斯科得到启发的,而与之同来的,既有武器和经济援助,当然也有苏联模式。说得过分一点,生命之吻都不干不净。   除了少数几个坚持到底并加入共产主义集团的国家之外,你还可以看到更多的非结盟国家,它们政体各异,有时可能把共产党人关进监狱,有时又可能为了摆脱西方势力的主宰而选择苏联作为贸易伙伴、军事援助者,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庇护国。莫斯科并不出于喜恶和革命需要来考虑怎么做。为了使自己比美国更强大,苏联发现最好用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影响扩展到中东或者埃及去。赫鲁晓夫甚至打算倡导机械论。他说,在和平共处的原则下,核平衡能够起到保护伞的作用,它可以保护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顺利发展。华盛顿倒从来没有接受这种学说,也没有试图把它的原则强加到苏联集团严格的边界之外去。由于苏联不愿意直接对抗美国,因此美国附庸的日子也许比受苏联保护的国家的日子好过。而且,势均力敌也给中立国和局外国提供了回旋余地,尽管这种余地注定要迅速减少。   总的来说,加入共主义集团的国家获得的是一个过时的经济框架和一件政治的“紧身衣”。与其走向胜利,还不如没有胜利的好。但现在,就连走向胜利的道路也已经无比艰难了。像越南人那样不怕死的人们也许还能够做到这一点,尽管越南人的遭遇今天又提出了一个在胜利面前如何做的问题。必须估计到,任何想要在今天破坏资本主义游戏规则的国家,必定会面临经济制裁,如果制裁不起作用,那它会面临被侵略的威胁。   这种前景无疑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力量带来了沉重压力。例如,试想一下西欧社会主义的兴起。它可能用过去的例子来做宣传(请别把这种宣传和强加模式相提并论)。它也可能必须与广大的受剥削国家建立全面的新型关系,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挑战资本的权威。但这样的前景也只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景象的一部分。西方的进步力量已受到极大的削弱,他们不得不求助于各种宣传手段,给政府施加压力。他们必须依靠群众舆论的作用,积极利用资本家集团与庞大的国际机构之间的内部冲突。   我们生活在一个极为困难的转型时期。古典资本主义的统治现在已扩张到整个星球,而如此整齐划一的世界已在呼唤一种国际的民主秩序。然而事与愿违,这世界得到的却只有资本主义的无序。从波斯尼亚到卢旺达,无序产生了可怕的结果,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削除这些结果。困境再明显不过了:在当前的情况下,把国际压迫机制制度化,无疑等于把美国官僚监管下的世界无序加以巩固和认可,而如果什么也不做,那又无疑等于容忍人类的屠杀、掠夺和伦理失落。我们不得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希望人类的罪恶不至于无可饶恕,在任何情况下心里都不停地算计着是否得不偿失。我们必须时刻准备,迎接作为一种自发政治力量的社会主义运动重新登上国际舞台。   这并不是不着边际的议论。我们现在正在触及问题的核心,触及我们曾经生活过和正在继承着的世界,触及一度看来像是两种体制之间、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集团之间、华沙公约和北约组织之间、美国和俄国之间的一场激烈斗争。到最后,斗争变得复杂了。它就像我们曾经说过的一样,是两个对手兼伙伴、敌人兼帮凶、拥抱着的拳击手之间的一场争斗,要想说清楚它们到底是在试练拳脚,还是在互相推举,实在很难。   严重的分歧还是不可否认的。尽管俄国未曾摆脱资本的统治,但它显然处于古典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王国之外。事实上,苏联领导的是资本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未能轻易渗透进去的一个巨大世界,而它也暗中保护着那些想要离开古典资本主义轨道的国家。因此,我们的鼓吹家们常常重复“誓灭迦太基”[6]的现代版本,就不足为奇了。反过来也是如此。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们看来,美国永远是一个危险分子。它的发达的生产力是对经济的威胁,它的高生活水平是吸引全国人民的诱饵,它的高昂的、一再故意增加的军费开支,则是一副不堪忍受的重担。   但是,这两个敌人也是帮凶。特别是莫斯科,它非常希望和其他核大国达成协议,一道建立起共处的原则。[7]然而在更加实际的层面上,这两个敌人谁都少不了谁。大部分时期里,“红色威胁”让西方政府摆脱了法律的限制,获得了高额的军费开支,从而推动了国内经济的增长,获益可谓匪浅。面对这种威胁,结盟的必要性使得本来是对手的资本主义各国走到了一起,允许美国在结盟中享有无可争议的领头地位。而那些批判我们社会中的罪恶的人,则被戴上了“莫斯科的喉舌”的帽子,遭到抛弃和排斥,或者像更常见的那样,动不动就拿“古拉格”的例子来堵住那些敢于宣扬激进变革的人的嘴。   此时在苏联集团内部,持不同政见者们也在遭受审判和压制,他们戴上的帽子,则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低生活水平,却被编排成了“保家卫国的当务之急”。冲破资本主义包围圈的必要性,却把愚蠢的统治手段、混乱的经济体制和早已过时的政治体制合法化了。现在我们知道,所谓的反苏维埃运动、全国的攻势,不是促进而是推迟了改革。要说在1945年后的繁荣期内西欧福利国家的发展和劳动人民所获得的进步是西方冷战政策的副产品,未免夸大之嫌。大资本家们之所以愿意让步,只因为他们已经有能力这样做,而各国工会之所以敢于抗争,只因为他们已强大到足以施加压力。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存在与工人运动的强大,与雇主们愿意让步之间,自然没有什么联系。   冷战对抗当中的两个对手,关系并不总是这样暧昧。开始时确实是你死我活。布尔什维克人把自己当作是国际斗争的先锋,这场斗争只有通过攻击资本主义的主要堡垒即西方发达国家,才能取得胜利。而后者也以同样的眼光看待苏联。俄国内战时期的外来干涉,就是为了把危险阻止在萌芽状态。近几年来,两边的狂热就只是表现在宣传当中了。随着苏联不再给人以激烈对抗的印象,冲突的性质就开始慢慢发生变化了。   在财产关系和剥削方式上,苏联与资本主义各国截然不同。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由私人掌握的,而剩余价值的剥削实际上靠的是政治手段,而不是市场的力量。不过,除了早期的热情之外,这个社会与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联。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并不是它本身的目的所在。从商店店铺到整个国家,这里没有一个地方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管理自己的事务,决定自己的工作和命运。计划采取命令的形式。国家远没有消亡,倒是高耸在社会之上。它不仅和人们期望的相反,没有带来新的自由,新的生活方式、爱和创新,倒是带来了可怕的压迫,而且在这段时间歇之后,复辟了旧的价值观念。   赶上和超过美国!新政权刚刚建立时提出来的这一口号,意思就是一旦俄国达到美国那么高的生产力水平,它就会创一个光明的未来,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大众教育和卫生保健的普及,革命所激发出来的艺术活力,这一切都使人们相信了上述理想,并且,这一幻想长期弥漫在苏联的上空,让一切有条件的反思和充满希望的思考沉迷于其中。但现在,西方世界的激进派们终于明白,苏联模式根本没有解决他们面临的重大问题,现有的答案也只是否定的。还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尽管占领巴黎和罗马街头的年轻起义者们高唱过“国际歌”,但他们已不到莫斯科去寻找启示了。   在第三世界,苏联的吸引力维持得更久些。在这些国家看来,俄国似乎是一个能够实现快速工业化,抵御国际资本势力入侵的榜样。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停滞期,这种吸引力同样下降了,接着也趋于消失。最后一批转变态度的人,可以理解,乃是那些主要的受益者即苏联精英,其中包括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们。直到最后,他们也只是送出一个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空头人情,而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自从它变成一种国家宗教以后,就不再具有任何批判力了。他们显然并不相信自己的周末弥撒,而是相信权力万能。如果和西方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那么这种主义也就不值得遵从了。打不过,那就投降吧。于是他们就开始转变了,先是在戈尔巴乔夫的麾下踌躇了一会儿,最后在叶利钦麾下拿定了主意。这就是那段历史时期的全部故事,以挑战命运,挑战资本主义秩序开始,却以卑躬的投降,以东欧人民兴高采烈地庆祝他们恢复了自由而苏联人民并不十分了解有什么值得庆祝而结束。   另一边,我们的当局是完全知道该庆祝什么的。在它的先知和智者、报纸和电视的助威声中,它不停地鼓噪着同一则惊人的消息:苏联搞的是社会主义,现在社会主义彻底垮台了;历史已经终结;资本主义现在要统治一切了;普天之下的叛逆者们呀,你们千万要记住:除了资本主义,没有也不可能再有其他制度了。至于胜利者们应该抓住机遇在“普天同庆”当中获得政治优势,那是再自然不过了。让人不安的倒是那份轻松,怎么普通大众包括大部分左翼人士这么容易就相信了这则与其说是历史的终结不如说是无论寻找什么替代性制度都是徒劳的消息?   西方宣传机器这种翻来覆去的鼓噪,难道是在表明自信,而不是在掩盖自己的恐惧?也许我们的鼓吹家们比无赖要聪明些。也许,他们尽管在宣扬资本主义的永恒性,但内心十分清楚,1989年的教训只是一个特例,就是说,当一种体制已陈旧时,它迟早是会被推翻的,而当人民受到某种观念的鼓舞登上舞台上演自己的戏剧时,他们就能够创造历史。[8]也许,我们的劝导者们强调的是现存秩序的永恒性,他们对这种秩序推崇备至,因为他们知道,现在正是面临历史宣判的转折关头,他们希望用这种方式推迟最后审判的来临。   资本主义显然获得了一段新的活跃期。照它的本性来看,它是一种无限扩张的社会形式,征服哪里,就以哪里为生。苏联这个对手的垮台,使它能够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巩固自己的统治,同时侵入到易北河至海参崴的广袤领土,从而在资本主义的地图上添上一块疆域。不管它面临什么困难,也不管这些困难有多重,资本主义的扩张通常都会壮大它自己。然而问题是,资本是否没有必要延伸到整个地球,达到它的最终范围?这场胜利中潜伏着许多失败的种子。   首先,不再有什么共同的敌人使资本主义的对手们走到一起了。以前,每一个联盟的领头者都会强加某些约束。现在,不存在这些约束了,种族矛盾点燃的地区战火,已经遍布波斯尼亚和塔吉克斯坦各地中。而在西方联盟分裂成的各个集团内部,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因此,在西欧,统一后的德国是否会扮演关税同盟中的普鲁士角色,即统一者的角色,然后积极支持并利用欧盟来实现经济的垄断,实在是不得而知。再说,美国是否会不顾利益冲突有多么明显,多么激烈,也会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把它的意志强加给日本和西欧?   其次,我们不再能够用苏联妖魔来为我们的困境辩解了。假如军费开支还是高得惊人,那就不是为了和苏联竞争,而是由于我们的社会本性如此。假如恰帕斯[9]的印第安农民揭竿而起,那并不是他们的首领被莫斯科的金币收买了的缘故。要给那些痛斥王国已腐朽必须推倒重建的人贴上敌国走狗的标签,已经是越来越难了。把一切认为有可能找到一个全新社会的人攻击为危险的乌托邦分子,这种恶毒攻击也许还能够被我们的先知们拿来使用,不过他们不久就会发现,用翻来覆去的“古拉格式”警告已是无法达到目的了。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个胜利的时刻,资本主义已变得赤裸裸,它不再需要任何掩饰了。谈论资本主义,也不再需要扮一张慈面孔了。它回到了老样子。越来越大的差距已不再仅仅限于穷国和富国之间。不管是在受压迫的国家,还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鸿沟正在日益加深。最新的技术发明被用来把文化的同一性强加给全世界。我们的老朋友——大量失业,曾被认为已经永远消失了,但现在它又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回来复仇了。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哪怕是在我们的经济处于增长的时候,资本主义都不会垂怜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技术创造力之强和社会想象力之弱之间,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的话,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反差之大触目惊心。   并没有人虚张声势,把自己说成推行凯恩斯政策的社会民主派。相反,有人告诉我们在欧洲的同仁,在这个新的解除管制的世界里,你们这些社会民主主义者再也没能力负担起福利国家、全民卫生保健、合理的退休金方案和较为体面的最低工资水平了。换句话说,工人运动该放弃战后的一切要求了。今日世界得到的,不是美国美梦,而是美国恶魇。   在西欧,新斯大林主义的破产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携手而来。

第三章 冷战后的世界   虚情假意的祝福也可能是诅咒。 ——民谚     当一座大厦靠两根柱子撑着而其中一根被抽掉的时候,大厦就会倾倒。然而,苏联的解体并没有证明这个建筑学原理,因为在整个世 ...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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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丹尼尔·辛格)(三)

第二章 走向资本主义之途  


 社会等待变革,它总是在终点与开端之间匆匆停留。 ——沃尔特·怀特曼:《思想录》,第一卷

    人们常说,15年在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短短一瞬间,但自苏联改革开始以后所经历的15年,却交杂了重大事件、巨大转变和人们心境的深刻变迁。开始时总是那么堂皇体面,例如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大胆地向着尼基塔·赫鲁晓夫失败的地方进军时,所谓的“公开化”的就是如此。像预期的那样,我们能够看到自由战线在向前推进。苏联正在从它那步履蹒跚的集体夜游症中苏醒过来。人们恢复了记忆。他们也在寻找阅读自由报纸的快乐和自由投票选举的欢欣。在苏联边界之外,这种转变也有反响。事情已越来越清楚了,东欧各国将被允许选择他们自己的未来。更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在外交政策上的大胆举措,揭露了冷战的危险和荒唐,一次性毁灭地球的武器居然堆积如山!难怪一些西方左翼人士会立即跳出来说,苏联终于踏上了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旅程(或者,我应该说,它终于有点漠然地踏上了那方允诺的圣土)。   幻想,又是一次幻想!冷战的结束显然不是长期僵持的结果,而是一次投降,一个超级大国接受了另一个的朝贺。在西方还是一位英雄的戈尔巴乔夫,正在很快地失去他在国内的影响,在那里,不满与经济失灵同步增长;在一阵左右摇摆之后,那里的领导层寻找的显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答案。实际上,为了照顾特权者的利益,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在这个方向上走得太快。人们因此抛弃了他,并爬上了他的死敌鲍里斯·叶利钦的五彩车队,后者倒是毫不迟疑就竖起了资本主义的大旗。1991年8月由保守主义顽固派上演的政变滑稽剧,却被当成了借口;叶利钦,这位反击有功的英雄,就在这年年底设法剥夺了戈尔巴乔夫的最后一个重要职位——苏联总统,为了顺利上台,他居然无视自己的行动在加速解散苏联。   现在,该轮到叶利钦掉落身价了,他比他的前任掉得更快。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苏联原是个高度一体化的联合体,它的解体损害了所有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在俄罗斯本国,叶利钦那些年轻的、试图找到通向资本主义捷径的顾问推行的政策甚至使其经济受害更深。在这里,就像在东欧的其他地方一样,所谓的“休克疗法”有着巨大的好处,即深受国际金融机构的好评,也有一点不方便,那就是激怒了大批的本国公民。1991年,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号召莫斯科市民保卫白宫,即他们的议会所在地,对抗军人的进攻。两年后,他却派坦克去轰击同一幢建筑,这次,他的后台是西方势力。大概,这次他以为自己找到一种新的议会民主形式,即坦克火力保护下的民主。   这只是这一转变时期许许多多荒唐故事中的一个。看一看整个东欧,谁能够在1989年想到,自从旧的各国政权在本国人民的反对之下跌了跟斗三四年之后,同样是这些人民,如果还算不上复辟旧政权的话,至少也算是反对他们曾经兴高采烈地欢迎过的新政权了?或者谁又敢想,在另一个四年时,在波兰或者匈牙利,他们还会踢开重新上台的前共产党人,然后完全彻底地转向拥抱资本主义的经济?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最好还是少谈那些走马灯花似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这位改革者丢了自己的饭碗;叶利钦,他好像只要一处高位,就会无所适从——而多谈那些正在形成自己一套政策的社会力量。问题是,在这段转变时期,他们的阶级阵营还处在形成阶段,他们的利益还不是那么清晰具体,各种各样变来换去的政治党派都在声称自己代表他们的利益(例如,在俄罗斯1995年的议会选举中,有不少于43人政党推举自己的候选人)。   我们面对的是一些史无前例的事件。在西欧,资本主义从封建废墟上建立起来,新的阶级形成并夺得政治权力,一共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而在今日的东欧,新的财产所有者阶级——我是指那些企业界大亨们,当然不包括小店主和技术工人——的形成(即至少通过代理人获得权力)还不到几年的光阴。另一个重要的全新之处是,这里的资本家们刚一出生,就懂得利用一切手段给权力下注了。甚至那些靠掠夺发家的贵人们,也在一处掠夺一边修路建厂了。我们这些东欧的新手们,见到什么现成的东西就要。他们监守自盗——或者,如果您喜欢的话,说他们是我们时代最大的骗子、青天白日的强盗,也没错——这就是东欧的产权私有化的实质。   我得先声明一句,我可不是那些老故事的受害者。我只是说东欧正在建立或重建资本主义,并没有说这些国家以前都是社会主义的。[1]它们两者都不是。同样的,说工人是其工厂的所有者或主人翁,这种说法纯粹是一种虚构。正是这种理论上的财产归属,使得工人为了一句恭维话而放弃了该有的东西。另一方面,那些真正的统治者,他们管理工厂,剥削工人,拿走所有的剩余,而以前他们是无法如此处理财产并把这些财产遗留给他们的后代的。现在他们可以这样做了。在整个东欧,不管是什么好处(票据、免费券、大量的低价股),工人根本就没有接管的份儿。实际上寻找的接管人,只有那些大股东。在这场还没有结束的角逐中,问题是谁将成为主人:是管理者、黑手党,还是有着国外背景的黑市商人?这是一场骗局,一场克里姆林宫内外的大比拼。今日大权在握,你就是财产的主人,而这又给你明天的权力,添了重重一笔。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纯粹是苏联现行体制的产物。他生于1931年,曾爬到苏联南部省份斯塔夫罗波夫省委第一书记的高位。1978年,他调往莫斯科担任党的书记处书记职务。第二年,他进入政治局任候补委员,接着到1980年,他就成了政治局委员长了。所以,40多岁的时候他就成了地位极高的领导人,在领导班子里的众多老人当中,他无疑显得最年轻。然而,不管他的背景如何,对于“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一点,他还是清楚不过的。至于开始时他是否知道自己会把国家带到什么地方去,我想是值得怀疑的。他只是觉得此时的变革必须是根本的。   开始时,他感到必须把这个国家从睡梦中唤醒,把她头上那死死的政治紧箍咒拿掉。如果只是在公开化的名义下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解放运动,那么,他就足以名垂青史。在经济领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以一种更为常规的方式开始的。还是在1987年的时候,他就认识到了通盘检视整个管理体系的必要性。比他那些顾问高明的是,戈尔巴乔夫始终记住要争取工人们的支持,因为在改革的过程中,下放更多的权力给管理者将会损害工人们的利益。一段时期里他确实这样做了,例如,他曾提议由职工选举管理者。但他并没有在这条路上走多远,也没有走多久。要说他是由于应者寥寥而放弃,似乎也不够。我们必须考察另外两个更深层的原因,它们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戈尔巴乔夫为什么没有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下去。   虽然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但他并不像叶利钦那样是一个纯粹的机会主义者。他有句话我们必须记住,他说,他的整个一生都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说话时,正是他快下台的时候,而这话在当时听来已很难受到欢迎了。这个故事很好地告诉我们,当社会主义已不再是一种周末祈祷的宗教,当马克思列宁主义已不再是福音,当统治者们不再把它们当做替自己辩护的引言的时候,斯大林及其接班人统治下的社会主义观念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取消社会劳动分工,消灭阶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不平等,走向国家的逐步消亡——所有这些,戈尔巴乔夫都是一窍不通,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归根到底就是一种繁荣的资本主义,那时的国家是福利性的,那时的最低工资是体体面面的。在执政的末期,他千方百计想“把苏联完全融入世界经济”,实现卢布自由兑换。[2]由于世界两大体制之间的生产力水平存在差距,所谓卢布自由兑换,就是放弃对外贸易的垄断权,其结果只能有一个。因此,戈尔巴乔夫毫无疑问转向了资本主义。   戈尔巴乔夫为什么没有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走下去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对于工人们来说也是一个统治者,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他本来是可以选择改革现行体制,并在这一改革过程中自动放弃党的权力垄断的。但为了实现平衡,他又不得不保护特权者的利益。在戈尔巴乔夫还在台上的时候,谁是统治者,谁又是特权精英?显然不包括全部1,900万共产党员。由于一张大学文凭加上一张入党证才算是成功的通行证,因此我们必须到“sluzhashchyie”(职工)中间去寻找那些特权精英,他们大概有4,000万人,其中受过进一步教育的约占苏联总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从这份名单中,我们一开始就必须剔除大多数人——他们约有2,300万,只有技术学院的专科文凭,是劳动大军里面的普通士兵。在剩下的1,700万拥有大学毕业证的人当中,我们还必须减去工程师(他们和普通技术工人差不多)和人数众多的教师(他们绝大部分收入微薄,也主要是女性)——所有这些人都既没有特权也没有权力。   按照上述界定和计算,现在只剩下600万人,约占那时苏联总人口的5%。[3]这些特权精英当然包括那些“老党员”(apparatchiks),即从政治局到地方党委的主要成员,也包括那些“干部”(nomenklatura),也就是说,那些在党委正式认可的关键岗位上就职的人。这一精英阶层的范围,还可扩及众多管理者、国家和地方行政机关中资历较高的人物、镇压机器(军队和警察中的官员)和宣传机构(御用文人和专事引经据典者)。因而,真正的统治者在统计数据上隐藏于我所说的特权人士当中。在随后的争夺中,他们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支持由党的监督和国家的集中控制构成的现行体制,另一个就是所谓的改革派或经理派(managerial wing),主张取缔现行体制。在后一个阵营中,知识分子占了大多数,构成了一群自作主张的知识精英。在第一阶段,也就是公开化的阶段,知识分子确实扮演着进步的角色,大大推进了自由的范围。而当改革进入经济领域的时候,他们就追求自己的利益了。用名利场的行话来说,他们在旧体制下已经做得不错了,但他们想在新体制下做得更好——获得更大的特权,分享更多的权力。这种愿望使他们抛弃了戈尔巴乔夫及其“费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投向了叶利钦及其“休克”战略的怀抱。   这样一来,戈尔巴乔夫就只剩下孤家寡人了。他这位新政拥护者当然不能依靠党内的保守顽固分子,也不能依靠军队和警察。实际上,这些人不久就开始捣乱,巴不得他倒台了。不明智的是,叶利钦的道路也是他铺就的。他曾一度提拔叶利钦,但后者不仅抛弃了他,而且成了他的死敌。在克里姆林宫里,变成改革家的党员现在被变成冒险家的党员取代了。   和戈尔巴乔夫一样,叶利钦也是一位风云人物,曾在他工作的地区艰难爬到党委一把手的位置,但在他这里,却是一个工业化程度更高、更重要的地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4]。实际上,在叶利钦的《回记录》中,你能够发现他不无怨言,他说,次要地区的领导倒比他的地位还高。[5]好在戈尔巴乔夫看中了这位雷厉风行的鲍里斯,把他调到莫斯科加入自己的改革队伍中。这位新来的人表现了过高的反对官僚主义、攻击特权制度的热情。戈尔巴乔夫用一种有点像斯大林的方式抽掉了给他搭的梯子,但并没有把他的美好政治前途彻底断送。因此,叶利钦下去了,但没有被开除。在1989年3月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他在莫斯科当选,因而又风光体面地回来了,这次,他还披上了民选代表的彩袍。之后,他又在1991年6月的俄罗斯总统选举中赢得了全部选票。如果说我喜欢把他叫作投机主义者(也许把他叫做一个原则性不强的人更为顺耳),那是因为这个人最初是靠把自己说成是特权者的敌人而获得声誉,现在靠着俄罗斯雅皮士的支持胜利了,他却又辩解说,为了胜利,应该有所节制。   他用这条路线赢得了特权者的支持并击败了戈尔巴乔夫。他还用它去获取了西方的支持。应该记住,戈尔巴乔夫不仅仅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热情欢迎,他还受到了西方政权的温和对待。毕竟,他拱手送给了它们冷战的胜利,并把苏联体制逐渐转变成古典的资本主义。为了赶他下台,叶利钦不得不承诺自己也会这么做,而且会做得更快、更彻底。当这位重新获生的资本主义者在他的美国之旅中看到货物满架的超级市场时,他的眼前一亮,而这正是他在西方面前晃来晃去的原因。他成功了。[6]在西方政府和许多西方报纸看来,不管他做了什么,不管他的行为是如何荒唐,他的敌人都是那些苏共党员,而他则是民主派,是我们在莫斯科的人。   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的高层变化,并没有结束权力和财富的激烈争夺。它只是结盟关系的变动而已。鼓吹共产党的统治和旧的剥削体制的人早就被击败了。现在的问题不再是俄罗斯该不该往资本主义的方向走,而是该走得多快,谁该是主要的受益者。理论上属于人民,实际上由“干部们”掌管的巨大财产,该由谁来继承?   在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和拥护者之间并没有争斗。争斗发生在统治集团内两大松散的派别之间,他们就谁该掠夺、怎么掠夺争吵个不休。如果像在西方所做的那样,把那些试图保存国有资产的人描写成共产党员,而把那些站在叶利钦一边的私有化者描写成民主人士,无疑荒唐可笑。后面一派,即所谓的“休克疗法主义者”的早期领导人尤格·盖达尔,就是一位第三代的共产党贵族——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在某种意义上,“休克疗法主义者”代表着投机货币,而他们的反对派则围绕着整日待在工厂里的经理们而形成。争斗只是那些伸手的人和那些不放手的人之间的争斗。   要说工厂经理是国有资产的保护者,未免有点过分,说是看守者可能更恰当些。他们的野心就是,如果可能的话,在一段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型期之后,作为一个资本家继续掌管曾经作为党的代表掌管过的工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不想国有资产被瓜分或廉价卖给外来者。“休克疗法主义者”则以外国投机商和国内奸商为靠山,试图以金融压榨的办法夺取这份资产。(公正地说,还必须加上俄罗斯的黑手党。到稍迟一些的时候,上述两派之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它的踪影。)   叶利钦总统是被一班“奸党”所包围。这个绰号确实很适合这班拉斯普廷[7](开始时以根纳季·布尔布利斯为首,他原来在学校里教马列课,后来转向了冯·哈耶克[8];接着是亚历山大·科尔扎夫少将,他是叶利钦的保镖兼网球友;再后面是背景更加复杂的阿纳托利·丘拜斯,我们将在后面一再提及这个人)。叶利钦选择了支持“休克疗法主义者”,后者很显然也是国际基金组织所青睐的。问题是,他们的“休克疗法”很快就使得本来已境况不佳的国家,变得更加不可救药了。物价飞涨,实际收入锐减,微薄的积蓄一扫而光,穷的变得越穷,富的表面上也越富了。整个国家的情绪由此可见一斑:甚至一开始时是叶利钦死党的俄罗斯议会,也投票反对政府了。叶利钦的反应也富有特色,他一边装出让步的模样,一边作他的复仇打算。1992年12月,他同意解除盖达尔的代总理职务,而代之以一个议会推荐的人——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这个人倒是可以信任,但他以前当过巨大的天然气工业联合公司的老板,和那些企业界说客的关系显然太密切了。   然而,在财政部里,切尔诺梅尔金被那些保守的货币主义者所包围,不得不坚持走同一条路线。与此同时,叶利钦也在准备发动他的政变了。他制定了一部为他扩大总统权力的新宪法,并决心不管是用诱惑还是用欺骗,一定要把它强加给议会。如果这在法律上做不到,那么对于法律来说,情况可就更加不妙。这导致了1993年10月的流血冲突,导致了白宫的腥风血雨。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两个简单的事实。尽管叶利钦的行为整个基于强权就是真正的逻辑,但这并不能说明所有保卫议会的人就都是值得敬慕的,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危险的沙文主义者,根本就不配碰一下选票箱。另一方面,西方政府和报纸赞成、支持这次赤裸裸血腥的镇压行为的种种行径,足以让那些天真的相信西方强权会对东欧民主化感兴趣,而不是对利益感兴趣的人们睁大自己的眼睛。   甚至流血政变也不够。在随后举行的全民投票中,显然有必要造成某种“奇迹”,以便新宪法能够按照法定的票数比例得以通过。然而,真正让叶利钦吃惊的地方,乃是新议会选举的结果。在愤怒和迷惘之中,有23%的选民把他们的选票投给了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极端沙文主义政党,该党表面上的称号是自由民主党。改革后的共产党人获得了12%的选票,他们的农民盟友——农民党则获得了8%。由盖达尔领导的半官方政党——“俄罗斯选择”,则仅仅获得了15%的选民的拥护。两年后,在一次新的议会选举中,叶利钦的情况甚至更加糟糕。久加诺夫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CPRF)本身就获得了22%以上的选票,加上更加保守的共产党的选票,共产党一共获得了所有选票的四分之一。而日里诺夫斯基的支持率减少了一半,只有11%。此时的官方党派切尔诺梅尔金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才得到了不足10%的选票。   不管如何,叶利钦在1993年就已经明白,他没法再依靠他那些俯首帖耳的年轻人了。切尔诺梅尔金被给予了更大的权力组建他的新政府。以第一副总理奥列格·索斯科韦茨为首的实业界人士、企业界大亨,开始占了上风。而最显赫的“休克疗法主义者”——盖达尔本人,还有财政部长鲍里斯·费多罗夫,则被冷落在一边。但那些货币主义说客和国际金融组织却保留了原来的地位。另一个第一副总理的职位,则留给了丘拜斯,他的职责就是设计和监督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   在西方,私有化是指把某些企业转移给某个占主导地位的私有部门,但在东欧却不是这样。在那里,它其实指的是在一片混乱中创造出这样的部门。在俄罗斯就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零售贸易和服务的私有化确实是最容易的,因为它们只需要很少的资本。俄罗斯私有化的一个出人意料的特征,却是农民拒绝放弃集体所有制和土地耕作。不过,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如何把生产资料、中型和大型工厂私有化。在各种各样的大规模私有化方案中,俄罗斯政府选择了证券策略。1992年,每个俄罗斯人都得到了价值1万卢布的证券,大约相当于当时两周的工资收入,就好像这是给他或她的苏联公民权的报酬一样。然而,这点钱根本就赶不上物价的飞涨。可怜的俄罗斯人为了活命,不得不卖掉这些证券,而那些投机性的投资基金乘机把它们买到手,从而拥有了这些被卖掉的国有企业。   私有化方案的制定者不得不考虑这样一种强烈的要求,即哪怕是以某种不明确的方式,工厂也应该属于它们的职工。因此,他们提出了一种折中的方案,工人可以免费获得本工厂20%的股份,但没有表决权,另外,工人加上工厂管理人员的股份总数不能超过该工厂的51%。在那些股份不是太贵的企业里,后面一种情况特别突出。管理人员和他们的职工一起,想方设法排斥外来的人,他们不无道理地相信,他们将很快让自己5%的原始股获得巨大的收益,从而在工厂里占据压倒性的优势。   企业拍卖在各地都不相同。然而,要是黑手党看上了哪家工厂,最明智的办法就是不要把它们的代理人赶走。另外,整个俄罗斯的企业都不是按照交易商定的价格出卖的。简直就是像扔垃圾一样,它们的价格和价值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经合组织对俄罗斯证券拍卖所做的调查显示:“美国的生产性企业,其市场价值大约是每个职工10万美元。相比之下,俄罗斯的生产性企业的市场价值,却只有每个职工100美元左右。相差居然达1,000倍!”[9]   证券策略1994年停止实施。从此以后,转变成股份公司的国有企业据说是以现金的方式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这时,最有利可图的企业——主要是石油和其他原材料企业——也参与进来了,对这些企业的投标受到了非常严格的限制。没人谈起过或者直接或者通过手下监督整个拍卖过程的丘拜斯与这场掠夺大战中的主要受益者之间的暧昧关系,不过,我们还是通过特别是1997年的那场内部争吵,看出了他们之间行贿受贿的蛛丝马迹。但过多地关注少数几个金融贵族的特权地位,也没什么意思。就连丘拜斯的西方崇拜者,也对他1995年下半年推行的“股权租借”计划颇有微词。为了给自己的囊中增加20亿美元,俄罗斯政府在严格挑选的几家银行“拍卖”掉了几笔最有价值的财产。它确实得到了10亿美元,而且按照大多数账目,这笔钱也确实是它自己的钱(政府虽然借钱,但它同样在它喜欢的私有银行里存钱,而这些钱本来是应该由中央银行掌握的)。作为交换,这些享有特权的金融家们以荒唐的价格获得了一些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或其他类型公司的控制权,以及在以后确定产权的优先选择权。[10]   谁是这场私有化运动的最大赢家?每个人的看法不同,结论自然也不同。他们真正掌握了多少国家财产?其中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的说法最值得怀疑,他以前是个数学家,后来靠倒卖汽车暴发起来,他说,他和另外六个都是大型集团老总的企业界大腕拥有了半个俄罗斯。[11]这个人可能是在吹牛。以前是他的合作伙伴,现在是他的死敌的波塔宁所说的话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他说,10至14个大亨的财产占了这个国家财富的一半。[12]我们还必须加上国家仍然拥有控股权的几个集团。这首先包括巨大的天然气工业联合公司,它生产的石油比“七银行集团”的任何一家生产的都多,它现在的领导人是雷姆·弗亚伊利夫,但仍然与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还有必要加上尤里·雷日科夫的经济帝国,这个人是莫斯科雄心勃勃的市长,他成功地把丘拜斯那些私有化的势力排除在俄罗斯首都之外。最后,还有一些半私有化的军工企业,虽然那时这些企业萎靡不振,但却是不可包忽略的。   在整个重建过程中,除了私有化进程、资本的高度集中之外,还有一些脆弱的、不确定的、尚处于变化之中的因素。原因之一是售卖企业的过程还没有结束。天然气工业联合公司、各大石油公司、通信和电子企业的股份还有待于卖给国内外的购买者,而1998年石油价格猛跌以及随后发生的金融危机使得这一过程放慢了速度,以致最终被迫中止。不确定性也许和获益者害怕他们的诈骗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遭受打击有关。为了保护刚到手的财产,他们已经和共产党人展开了长期的斗争,现在,他们对雷日科夫满怀疑虑,这个人虽然不是国有化分子(nationalizer),但如果当选总统,也有可能趁火打劫。疑虑还来自这一点:税收水平如何,对国有财产将作何种程度的销价处理,一旦诈骗行为曝光会受何种处罚,这一切全取决于在位“沙皇”及其狗腿子们的决定。但是,根本原因还在于经济结构太脆弱,它之所以现在还耸立着,只不过是因为还没人用力去撼动它。这个国家虽然没有提供多少补贴,但也没有按照足额收税。工人们虽然没有获得公平的报酬,但他们也没有完全丢掉自己的工作。经济交易至少有一半是实物贸易。[13]再说,绝大部分改革是在产权转移的名义下进行的,而不是打着重建资本主义的旗号。金融紧缩、破产、解雇多余的工人,仍然只是一种未来的趋势而已。当叶利钦向俄罗斯人保证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时,他并没有告诉他们实情。糟糕的失业早晚会来临,而它产生的政治后果,谁也料不到。   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是否确如人们小声议论的那样,是俄罗斯最大的富翁?主管改革的副总理丘拜斯,到底染指了多少私有化的国家财产?诸如此类的传说和怀疑在民间广泛散布,据说,腐败已侵入到整个经济体,渗入到所有的政府机构,而且正向最高层扩散。在一个旧的法律和秩序已松散、新的既没有拟定也没有发布的国家,最高层一个突发奇想,公务员签署出口许可证,都可能把他们看中的东西一夜之间变成自己的巨额财富(当然是以美元计算的)。渎职和腐败到处横行。也许,盼望拥有自己的王国,能够决定财富的再分配,这种种愿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苏联的崩溃,以及为在今日的俄罗斯拥有自己的领地所展开的争斗。特许权的赋予在俄罗斯得到了最大利用,而它们的受益者也凭此胡诌海吹,四处炫耀。   有人也许会反驳说,难道苏联就没有富裕的精英阶层?是的,它也有。但这个阶层的特权是和职务一道来的,也会伴着职位一道消失。现在,特权成了个人的,可以被带走。而它的获利者人数比以前更多,也比以前更加喜欢卖弄。在苏联,虽然也有多年的反平均主义呼声,但那时有者和无者之间的巨大差距,既不合社会主义的本质,也与传统的意识形态不合。有钱人必须偷偷摸摸地享受它们的奢华生活。但今天,那些从莫斯科豪华宾馆和夜总会里出来,转身钻进由专人驾驶的豪华轿车,或者直奔机场去了法国里维埃拉[14]旅游的时髦人物,不再掩饰他们的奢侈,反而以之为荣了。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而那些食不果腹的工薪阶层,那些薪俸极低的工人和公务员,只好抱怨自己的命运不济了。新斯大林主义的伪善已经让位给资本主义的弱肉强食。   在这种氛围下,黑手党必定会声势日隆。再说一次,大家可别以为有组织犯罪只是新政权的产物。在苏联时代的经济领域,供给和需求从未平衡,管理人员没这么多时间去弥补法律的漏洞,此时,大量的空子就留给这些管理人员背后的“蛀虫”,也留给黑手党团伙去钻了。然而,那时这种现象还是次要的。现在,它是主要的了。在一个合法和非法、成功和犯罪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的社会,黑手党就像腐败那样必定到处盛行。与警方相比,黑手党拥有更快的汽车,更好的通信设备,也有钱贿赂警察个人。[15]他们可以为自己的客户或者为自己买到廉价的商品,可以抢银行,也可以开银行。既然总统可以炮轰挡在他路上的议会,为什么黑手党就不能“干掉”那些妨碍他们的人?   如此说来,倒显得俄罗斯的主人们太没有德行。毕竟,洛克菲勒们[16]和卡内基们[17]并不是圣人,谁都不是。对于俄罗斯的新主人来说,麻烦的倒是他们给人的印象乃是不知道该朝哪里走。他们有的只是暴发户的吹嘘,却没有作为一个阶级的自信,不知道该如何确立新的秩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们还处在快乐的积累阶段,而不是积累的快乐阶段。他们的典型特征,就是大把花钱,大把消费。他们发现,把钱存入外国账户比投入本地生产更安全。纯粹从安全的角度来看,谁又能过分指责他们呢?作为一个俄罗斯人,当你每天看到新的谋杀组织在莫斯科的街头小巷不断冒出,而你又能够回忆起从小学会的经典著作,你一定会记起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以下描述:“资本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8]   大家可以不无道理地指责我,说我对政治家和奸商的描写花的时间太多,却对人民的情况一字不提。但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改革一直就是自上而下的。当然,说人们只是旁观者,也肯定不当。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集体农场的农民就曾拒绝扮演私有化者指定给他们的角色。工厂的工人,特别是矿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罢工和游行,这主要是为了要回几个月没发的工资。教师和其他职业的人也是如此。但是,他们维护的只是自己狭隘的利益要求,而没有把自己的利益提升为整个社会的利益。直到现在,人民还是这一转型过程的客体,而不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体。   斯大林主义最可怕的后遗症之一,是它留在人民头脑中的混乱。我们可以看一看俄罗斯的工人阶级。它的革命先辈被新政权所吸引,曾在内战中浴血战斗过。接下来的一代人是些背景离乡的农夫。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市镇居民,习惯于工业生活的节奏,花去了不少的时间。然而,即使是这个全新的工人阶级,也不被允许成立自己的组织,考验自己的力量,思考它在社会中的角色。它知道自己并不是“统治阶级”却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当勃列日涅夫时代形成的休战默契不再有用时,工人阶级就处于一片迷惘和内部纷争当中。它反对共产党,因为这个党是它的老板;它模模糊糊地向往市场,因为这意味着现行体制的崩溃,但它又反对私有化带来的一切——无保障的工作、巨大的报酬差别、权力越来越大的老板。现在俄罗斯工人只是把他们的大多数精力花在谋生、做临时工、卖掉手头现有的东西以弥补收入的不足上。   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反对运动,能够帮助工人阶级认清自己,能够促使知识分子恢复他们在俄罗斯的传统角色,例如持不同政见者、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者。毕竟,有学问的人并不都是特权人士。况且,技术和职业知识分子的人数现在已很多,特权人士要想把他们全部贿赂下来,恐怕再多许诺也不够。假如他们能够获得确凿的证据而不是感觉,证明自己不仅在工作场所——工厂、办公室、实验室,而且在整个社会,都应该发出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强烈呼声,他们就能赢得一切。这也应该是工人阶级的奋斗目标,而人数越来越多、社会角色也越来越重要的技术工人,则能够担负起把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的重任。   把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罪行、后斯大林的歪曲区分开来,倡导一种有别于苏维埃命令、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模式,创立各种让社会主义体制切实可行的民主形式——已经是一些过于苛刻的要求。如果你再补充说,俄罗斯需要一场生态运动,妇女的解放也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任务就更艰巨了。而且,说社会主义反对运动目前已方兴未艾,不过是一种过于乐观的夸张而已。随着人民在财富重新分配的目前阶段逐渐睁开自己的眼睛,这场社会主义反对运动是否会更快地兴起?或者说,是否必须等到所有的人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时,这场运动才会开始?   历史是复杂的。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比我们这些书呆子所想象的要强大得多,也比俄罗斯那些热爱资本主义的人所宣扬和设想的要强大得多。也许,叶利钦的独裁和专制也达不到它的要求。在社会处于彻底僵化的情况下,迎来的可能是踏着军靴的候选人。这就是为什么要加紧行动的原因。另一方面,忘记某些事情,让另一些人重新学会行动,以便社会主义最终能够提上俄罗斯的日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行。这就是历史正在撞响的钟声。

第二章 走向资本主义之途   社会等待变革,它总是在终点与开端之间匆匆停留。 ——沃尔特·怀特曼:《思想录》,第一卷     人们常说,15年在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短短一瞬间,但自苏联改革开始 ...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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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丹尼尔·辛格)(二)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悲剧  


 即使最大的理想主义者,即使最坚韧的革命力量,在如此关键的时刻,也都无法认清楚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界限,也只能在两者之间游移不定。 ——罗莎·卢森堡[1]    


 社会主义的故事还没开始,也没结束,不管苏联的实验多么重要、多么富有启发性和戏剧性,都是如此。罗莎·卢森堡显然不是事后诸葛亮,因为她说这些话,不是在今天,而是早在1918年。   1914年初,以德国为首的社会民主阵线发起了游行示威,试图保卫和平。其领导人声明说,如果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在一些国家发动战争,无产阶级将会拒绝与自己的同胞兵刃相见;如果他们胆敢一意孤行,广大工人就会把武器对准统治阶级,把战争变成革命。但到了这一重大之年的8月份,同样是这些领导人,他们中除了极少数例外,全都钻进了各自的沙文主义五彩车队。其成员开始兴冲冲地参与到有史以来最为可怕的人类大屠杀当中。在这里,蕴藏着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光荣和悲剧。   1917年革命在欧洲所唤起的热情,以及之后人们多年对它的崇敬,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布尔什维克人所起的开拓性作用。他们的行动证明,劳动人民不仅能够夺取政权,而且能够掌握政权。然而,初时的热情还必须战胜战争的恐惧,防止退缩。只有俄国人才最终兑现了他们的承诺。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老板,却把他们的同胞带入了歧途,所以应该为血腥后果负责。   不过,布尔什维克人的荣耀也来自于他们那可怕的处境。他们自行其是的事实,意味着现在某种被提上历史日程的东西,并不是马克思当时所能够看到的——社会主义不是在发展水平、生产力水平、文化和开化水平最高的欧洲国家,而是在落后的、农业的“祖国俄罗斯”首先建立起来的。   在俄国发动一场革命的想法并不新颖。俄国的产业工人人数相对较少,而且大部分集中在几个大型的工厂里。俄国的农民则贫困潦倒、怨声载道,他们手中只有很少的土地。俄国政府是沙皇专制,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显然,俄国是欧洲资本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2]。因而,随时有可能出现暴动。实际上,有人甚至已经预见到俄国革命将是“持久的”,将会跨过资产阶级阶段而很快走向社会主义。[3]那时,还没有哪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相信俄国能够单独完成这一任务——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1920年前的俄国,先是经历了三年的国际冲突,之后又是三年内战,农村被破坏殆尽,工业凋零,工人七零八落(一些工人被新的政府所吸收,一些则回到了农村),以至于有些批评家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是“无阶级先锋队”[4]。在这种情况下,谈论单独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显然是特别可笑的。   各位千万别误会,我在这里不是去整理从克伦斯基[5]到戈尔巴乔夫的苏联简史。我只是想摆出相关事实,以便推动解决我们头脑中现在想到的、或者我们今天可以用事后聪明来触及的那些问题。用武器抢夺历史捷径的企图,是否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1917年革命爆发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才是正确的?这些问题,又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相关问题:如果像列宁所说,在孤立的苏联,暴力的解决只能诉诸暴力,那么,斯大林是否是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必然产生的人物?在列宁的政权和他的继承人的政权之间,是否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前者是否包含了孕育后者的种子?斯大林是否创建了一种特殊的政体,毕其生不变,并且即使在他死后,仍然阻碍着该体制向着社会主义方向转变?而且在这种体制中,有许许多多的愿望——有些是俄国国内的,有些则是俄国国外的——均被无情地搁浅了?   在那些对1917年2月开始的俄国革命持欢迎态度的人中间,我们可以粗略地区分出三种不同的思想流派。俄国的孟什维克人及其外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伙伴们,例如卡尔·考茨基等人认为,由于俄国在实现根本转变方面还不成熟,社会主义运动不应该走得太远,社会主义者应该帮助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麻烦的是,俄国人民同时想要两个东西——和平和土地,但孟什维克人支持的地方政府却什么也不给他们。于是,这一流派的命运是注定要失败的。   布尔什维克人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认为权力已唾手可得,因而决心10月把它夺取过来。之后,他们开始巩固自己的政权,等待革命蔓延开去。一旦革命重心转到柏林,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国家获得建立社会主义的先机。在掌权智慧方面,布尔什维克人各有伯仲,但他们在这一估计方面,却显出惊人一致: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惟一机遇,离不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成功。[6]   持第三种立场的人是罗莎·卢森堡,正如本章开始所引的那样,她对革命不抱任何幻想。和别人不同,卢森堡把革命看成包含整个历史时期的全世界范围的运动过程,是一系列失败之后的最终胜利。在她的分析背后,前提就是:布尔什维克人的失败,只是迟早的事情。列宁也好,考茨基也好,更应该做的事情,应该是坚持原则、试行无产阶级民主,以便在国内外为未来的子孙和未来的胜利打好基础。   虽然我个人完全赞同卢森堡的观点,但我必须承认,从良心上说,要是不去具体指责某人,那接受失败就容易多了。今天那些轻易就指责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执著于权力而不顾原则的人应该记住,运动一旦失败,就会招来沙皇军阀的无情统治,轮不到那些文质彬彬的孟什维克人。更一般而言,仰赖运动向西方蔓延,那时似乎也不是什么可笑的念头。谁能够预料到西欧到了世纪末也没有发生革命!仅仅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捷径变成了死路,并不能断言革命从一开始就走的是死胡同。说已来的必定来,不过是一种苍白无力的宿命论。   卢森堡认为,处在残酷斗争和极端恐怖的环境中的布尔什维克人,放弃了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忘记了一种可行的方案只能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自由的、热情的政治活动”才能实现。[7]她这种看法让我们想起当前对俄国革命的此类声讨:从一开始,这场革命就是邪恶的。如今流行的做法是,无视早期历史,渲染红色恐怖而闭口不谈白色恐怖;把列宁和他的继承人,把斯大林和牺牲在他手中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混为一谈;甚至把马克思说成是“古拉格”[8]之父。诸如此类的福音,从那些俄国人口中传布开来,但就在昨天,他们还在慷慨激昂地讲授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同样的福音,也在一些西方人口中兜售,同声吆喝的,还有那些以前的造反派,他们过去老是念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   这里,我只想反穿衣裳,并不想洗刷灰尘。我们既不能忘记,也不能原谅他们的罪恶。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他们的反常行为甚至更可怕,因为这些罪恶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犯下的。然而,谴责不等于可以胡说,可以把牺牲的人数夸大到荒唐的地步。[9]也没有必要把整个苏联时期涂抹成黑色,仿佛在赫鲁晓夫于20世纪50年代释放大批囚犯之后,事情还和斯大林大清洗的30年代一样糟糕。不管我们的判断如何严厉,也不能违背历史的事实和历史的态度,只有这样,判断才是可信的、有益的。   任何对苏联稍有常识的人,都会被列宁时期和斯大林年代在政治和道德氛围方面的差异所震惊。在前者那里,镇压叛乱、限制自由都是用来对付内战和外国干涉的。这类政策的倡导者们天真地相信,这些措施只是暂时的,一旦革命蔓延开去就会被取消。而在斯大林那里,整齐划一的政党、自上而下的命令机制、普遍实行的集中制,都是现行统治体制的一部分,而且都是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现实例子、全世界的榜样而建立起来的。差别还是表现在文化领域。在前者那时候,现代诗人、画家、建筑或戏剧设计师都在未来的战线上百家争鸣;但在斯大林时期,艺术家们必须遵守服从来自日丹诺夫的命令,而所有的作家都必须把他们的颂词献给克里姆林宫的半人半神的天才们。[10]这使得纯粹的无知和异乎寻常的政治偏见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并且最终搅到了一起。   然而,据说,第一个政权确确实实包含了孕育第二个政权的种子。当布尔什维克人替自己争得了政治专断权,取缔了其他所有的政党,之后又于1921年取消运动自身内部的派别时,他们就在准备着建立一个清一色的社会和专制的统治了。这首先不是因为他们的党是从沙皇统治背景下成长起来因而习惯不了精细的民主。斯大林主义种子之所以得以萌芽,是因为前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的悲剧”,是因为社会主义设想和俄国落后之间的矛盾。在西方只发生零星几次流产革命的情况下,以权力为后盾的布尔什维克人承担的、使他们的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太过艰巨了。没有外来投资,他们只能自力更生,实现他们自身的“原始积累”。这在西方历史上乃是单独的一幕,马克思称之为“用血与火写在人类耻辱柱上的”历史阶段。[11]我们看到,在此时的苏联,工人阶级人数锐减,农村则被大量的农民(大约2,500万个家庭)所占据,他们现在已经获得了土地,不再害怕反革命分子卷土重来。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人要想通过民主的手段完成他们的任务,无疑困难重重。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12]的矛盾滋生了斯大林主义的意思。   没有达到社会主义和民主,并不就意味着苏维埃政权的未来已注定失败。领袖不能随意书写历史,他只能留下自己的足迹和印记。莫斯科审判期间的令人恶心的前后矛盾、东方式的参拜暴君时的赞美诗与和撒那[13],都可归咎于这位受教于东正教神学院的格鲁吉亚暴君[14]的性格特征。然而,斯大林要为独裁的内容和形式负责。在操纵党的机器方面,他无疑是位强者,也正是凭借这一点,他才打败了自己的对手。然而,莫名其妙的是,他在每次冲突开始时,总是韬光养晦。1917年,当列宁决心夺取政权时,他在是否站在列宁这一边的问题上犹犹豫豫。20年代中期,正是有关经济政策的争论白热化的时候,他还是摇摆不定。实际上,他开始时是和尼古拉·布哈林站在一边的,布哈林告诉农民要他们自我富裕起来,因攻击托洛茨基而获得了“超级工业化主义者”的称号。斯大林关心的是权力,而不是政策。但是,一旦出现一丝机会,他就会立刻加以利用,其无情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往往缺乏准备,随兴所至。   这里不是争论谁对谁错的地方。布哈林鼓吹“小步”发展以便安抚农民,而托洛茨基则把快速工业化看作是惟一的解决办法。但即使是托洛茨基,也没能严肃地看待清算富农的举动,而这正是斯大林在1929年最终完成农业集体化之后的首要举措。虽然并不仅仅只有富农才大肆屠杀牲畜,想方设法恢复旧秩序,但斯大林还是掀起了一场足以称得上第二次内战的大风暴。这次风暴对苏维埃政权性质的影响,无疑更为重要。苏联的农业花了几十年的功夫才从这次风暴中恢复元气。革命之初,集体农场被当做是吸引人民自愿走向更高目标的设想,现在它也被这场血腥的镇压弄得信誉扫地了。由于工业现在肩负起了打破纪录从而弥补失去的时间的重任,“五年计划”的制定者们不得不受命制定不可能达到的目标,甚至随后还要求提前(在四年甚至三年内)完成任务。计划不再是民主的手段,倒成了行政强迫和上级命令的工具。而且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被千千万万个背井离乡、满腹怨言的进城农民所重塑。这些农民必须要连威带逼,才肯跟上工业劳动和城市生活的节奏。   现在,我发现自己也快落入只描写苏联发展的丑恶面的俗套了。单靠政治权力,哪一个政权都不能持久稳固。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并不是只有拥挤的城市、个人崇拜和“古拉格”。这段时间,同样是卫生保健、半文盲乡村的大众教育、为工农子弟营造社会进步前景等事业蓬勃发展的时期。虽然那些老爱挑剔的文人墨客遭到了排斥,但该政权也培养了大批专业知识分子。此时的苏联,同样充满了年轻的共青团员的热情,他们在第聂伯河上建起了大坝,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15]建起了工厂。正是这种敢于涉险的在十多年内实现的工业化,为坦克和火炮的生产奠定了基础,而红军正是用它们才把我们从纳粹手中拯救出来。凭着这一点,斯大林才荒唐地发明了“一国之内的社会主义”,并把他这种“社会主义”的标签贴到了易北河。[16]   为了避免在与当今主流观点相反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还是让我作出三条重要的结论吧。首先,不管成就有多大,俄国革命成功所付出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生命的代价,不值得我们提倡。其次,如果“社会主义”一词在我们眼里意味着人民能够管理自己的事务和命运,那么,即使在苏联体制富有活力的时候,也就是说,即使在俄国的计划者能够控制部分大工厂和大工程的时候,苏联体制也没给社会主义做出过什么贡献。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该体制走的是自我毁灭的道路。设计这种体制的初衷,是统治那支背景离乡的、被迫进城但又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大军;但随着经济和人口状况日趋复杂,这种体制就越来越力不从心 。斯大林一死,它就已过时。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东欧时,一定要不时记起这一点。在红军解放并随后占领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时,他们给易北河带去的,正是这种过时的体制。苏联部队赶走了这些国家的资本家和大地主,因而那时尚不像现在这样不受欢迎。但当冷战把欧洲一分为二时,同样的“单独走向社会主义”的观念却被批判为异端,苏联模式强加到了这一地区。在政治上,这不过意味着斯大林主义在“人民民主”的可笑名义下的自上而下的无情统治。在经济上,它意味着所有这些国家都被斩断了与国际劳动分工的联系。如果它们是出于自身的意愿或压力而在同时加入这种替代性体制的,那倒是得大于失。但那时苏联体制就已陈旧。在这里,你可以找到1989年变化的始因。东欧各国的政权不仅是外来的,而且是自上而下强加的。它们的历史,同样证明了苏联体制的虚伪性和日益明显的脆弱性。   还是就此打住吧。在上面的简述之后,我们还必须看看斯大林和他的统治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党组织的一把手,斯大林是在全体党员的支持下,在那些内战时期以及内战之后入党的、富有冲劲的新人的拥戴下,爬到这一位置的。和传说的相反,他不是一个左右逢源的人,却是平等主义的死对头。他喜欢斯达汉诺夫运动[17]、大的收入差别、少数人的特权。因而,他是官僚机构的拥护者和代言人。但他也是官僚机构的祸根。他那极权统治是不会允许别人和他分享权力的。他那惨无人道的、翻来覆去的大清洗,不但是为了威逼农民俯首帖耳,而且是为了把劳动纪律注入到新的工人当中。另一个目的,则是防止特权精英们形成一个新的利益阶层。那些有权有势的、忠诚可靠的斯大林主义者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好运有多久。[18]因此,斯大林创设了一种由特权者掌管的体制,却又极力阻止这些精英们把自己的位置坐稳当。他的后继者们企图在维护该体制的同时,又摆脱盲目清洗的影响。为了这种不致毁灭下一代的斯大林主义,他们可谓尽心尽力了。   到斯大林1953年逝世时,苏联仍有57%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或者,可以说,农村人口当中只占57%,因为更多的人是在工厂里、建筑工地上或者运输行业里劳动。社会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变化得越来越快。政治的、同样也包括经济的管理方法必须更新。给成千上万拥挤在各大城镇里的新来者提供住房,重新对待饱受冷遇的消费者,替那些更多学识的人寻找新的动力,凡此种种,都是绝对必要的。   尼基塔·赫鲁晓夫,这位半是农民半是城里人的、把现状彻底掀翻的、斯大林的忠诚助手,正是一位标志着苏联处于转变当中的领导人。他知道变革的必要性。他给俄国人的,是一种菜炖牛肉的(goulash)[19]共产主义。受1957年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的鼓舞,他雄心勃勃地制定了各式各样的生产曲线,发誓要在1980年赶超美国。他的设想是,技术越来越熟练的生产者能够让苏联保持快速的增长率,而更高的生活水平将允许他一步一步地解放现行体制。   实际上,赫鲁晓夫也只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他揭露了斯大林的一些罪恶,之后却因害怕自己也被当作共犯而反对进一步调查下去。他没有进行根本的管理改革,反而制定了一系列计划:种植玉米,开垦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荒地,改组各种行政机构。他为什么没有进一步走下去?挑剔党内问题只是他的主要手段而已,而此时的党内,老党员们仍然把持着各个管理职务,因此,他不可能在市场道路上走得很远。然而,他能否不走这条道路?这是否是苏联找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后一次机会?   要做到这一点,苏联领导人必须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而这些难题,也许我们自己都解决不了这么多。假如你不想用我们自己的强迫方式,即失业的威胁,来取代斯大林主义的“古拉格”式的强迫,那么,你该如何促使人们去工作?只要你想消灭群体的、阶级的和地区的不平等,计划就是必不可少的,但你该如何把一个计划的社会转变成一个民主的、自我组织起来的社会?你也许会说,苏联领导人本来是可以通过向他们的神话中加入一些实际内容,通过不厌其烦地说自己是替工人和农民担当重任从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工厂和集体农场的主人,而迈出第一步。但如此主张,不过表明你的想法和唐吉珂德[20]的差不多。在当权者——老革命、经理、知识分子中的特权人士即我们该把他们叫做“学阀”的那部分人——激烈反对这样一种异端思想时,工人怎么能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呢?当权者想到的,首先是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他们喜欢的只是斯大林主义的位子牢固。只有当现行体制的支柱受到威胁时,他们才反对镇压行动。   实际上,对于他们来说,赫鲁晓夫的半截子措施也是不堪忍受的,因为当这些措施有可能威胁到现行体制的稳定时,他们就抛弃了他。那就是1964年的事。他们在他的位子上放上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这个人的行为方式恰好相反——不采取任何与现状相反的措施。他靠着这条原则,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待了18年。在病态焉焉的尤里·安德罗波夫短暂的政权之后,当选的则是老朽年迈的康士坦丁·契尔年科,后者的主要声望照诙谐作家阿里斯·阿达莫维奇的说法是“他削尖了勃列日涅夫的笔”。因此,说勃列日涅夫主义这一奇怪的保守中庸统治持续了21年,并填补了从赫鲁晓夫倒台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上台之间的距离,一点都不过分。它不仅粉碎了赫鲁晓夫的夸夸其谈,而且粉碎了西方左翼人士的普遍怀有的希望,这种希望就是:虽然苏联在1956年入侵了匈牙利,但那是它的经济扩张造成的,因此,一个正在变革的俄国必定会朝着进步的方向前进。   这种乐观主义的理论根据是:随着苏联越来越城市化,越来越工业化,教育越来越发达,它必定会使自身适应新的社会结构。其领导人会作出某种让步,人民的要求会更高,在上层改革和下层压力的双重作用下,这个国家将会向前迈进。它将会给自己形同虚设的机构注入某些实质性的东西,将会给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注入某些社会内容,将会给苏维埃制度注入某些民主。换言之,它将会缩小响亮的口号和可怕的实践之间的鸿沟。在这种乐观主义背后,人们相信苏联社会的基础是牢固的,也多多少少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另一方面,人们也假定,斯大林在某种意义上有权力这样做:西方的劳工运动在完成其历史任务方面失败了,在那里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了;如果社会主义不是在一国建立,那么至少应该是一个有着东欧这么大面积的地区。   我们现在知道,这些理论是错误的,其原因也不仅仅是这些假定缺乏根据。倡导这种理论的人们忘记了手段和目的之间的深刻联系。他们没有认真掂量政治惯性的分量,低估了一个政权在控制所有的权力杠杆方面的能力,这种控制,不是为了避免不可避免的命运,而是尽量推迟它的到来。斯大林铸造了一种政治体制。他的后继者们一旦坐稳自己的位置,就露出了手段之高明,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为了维持权力结构的稳定,是不惜付出极高的、实际上是不该有的经济代价来对抗必不可免的改革的。他们不可能永远这样做,但他们这样做的时间也足以改变历史路线了。实际上,当他们最终被迫屈服时,也不是像乐观主义理论所预言的那样,是经济膨胀影响下的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相反,这种屈服是因为经济停滞已到了极限,在政治上已不可忍受,有可能要爆炸了。   我们可以把勃列日涅夫这段成功抗拒变革的时期称作是共产党最高的也是最后的统治阶段。这段时间如此之长的秘密,就在于勃列日涅夫善于在苏联现状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达成妥协。特别是1973年国防部、内务部和外交部等部长进了党的最高机关即中央政治局以后,这个机关就成了达成各种折中方案的地方。之后,勃列日涅夫也同工人力量达成了交易,这是一项默许的休战方案,其前提是:你让我们想怎么管理就怎么管理,我们就不会把装配线的速度调得太快,让你们有精力从事第二职业(顺便指出,所谓的“第二经济”,即非法的、在官方统计数据上反映不出来的经济,从那时开始获得了飞速发展)。   但你也别得出结论说,这是一个温和有加的政权。当自身利益看起来要受损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及其追随者也可以变得很无情,例如捷克人在1968年的经历,以及勇敢的俄国持不同政见者在面对劳动营、精神病所的时候,所感受到的统治滋味。它只是一个保守的、老化的、疲惫的政权,只能够抓住任何没有风险的东西,却不能够作出任何大胆的、富有想象力的举动。此外,这也是一个老人政权,勃列日涅夫周围的亲信们,大都老态龙钟。之所以这样,并不是因为上层没有任何变动。究其原因,乃是斯大林的铡刀不再砍落头颅,同时在一个高度等级化的社会,政治阶梯是很高的,那些爬到上层、爬到政治局的人,均已不再年轻。   外表上的政局稳定,其真正的代价就是没有变革,只有停滞,只有凶险的增长减速。历届领导人实际上运气并不好。早先,百业待兴,还有可能通过从农村输入新的劳动力来繁荣生产,但现在,这种资源已很快减少,很可能会在80年代中期全部耗尽。同时,投资成本日渐攀升。苏联的金融和外贸一段时间内通过增加西伯利亚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而得以保存。但在遥远的、艰难的环境中开发新的这些原材料资源,则需要越来越高的成本。随着劳动资源的减少、投资回报的降低、增长速度的减慢,苏联经济显然开始走入困境。   说是停滞,并不是太准确,因为在苏联的政治结构已凝固、经济已半瘫痪的时候,其社会仍然在变动。人们依然从农村迁往城市,打破着城镇乐于接受的平衡。中学和大学毕业生的人数长期在攀升。照赫鲁晓夫的设想,苏联奇迹应该表现在:更大的产出,更高的生活水平,压力减轻,为走向更自由的社会铺好道路。但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陷入停滞,这场好梦变成了噩梦。社会发展的范围日益缩小,职业提升的前景日趋暗淡,每个工厂和机关里都坐满了年轻人,他们感到自己的工作既配不上自己的能力,也与当初的期望相距太远。   此外,军备竞赛也在迫使苏联领导人为了赶上美国而减少国民产出。因而,负担相当沉重,面对如此稀缺的经济,苏联人是不需要拿巨大的国防预算来刺激生产的。然而,这种外来的因素是次要的。根本变化的主要原因还在国内。它的政权已走到了尽头。哪怕是最小的体制内变革,都是不可能的了。需要的是新的管理方法、新的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新的国家运转形式。党的领导层是如何不情愿冒险一试,在政治局选择不幸的契尔年科当总书记时可谓是表露无遗;显然,这样做的惟一目的,就是推迟作出决定。但在1985年的5月,它选择了一位年轻的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也就选择了未知数。   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巨大的转变不是生产力发展造成的,而是人民日益觉醒之后由下面的压力促成的。曾几何时,上层的决策和斗争决定了变革的可能性。但在30年代斯大林逝世以后,有些事情依然照旧,有些事情则发生了巨变。产业工人的人数现在已多得不计其数,他们更少畏惧,教育程度也更高。[21]他们没有传统的拖累,没有往事的牵挂,也没政治实践的经验,他们只是这场斗争的旁观者。在统治集团中,勃列日涅夫的间歇期已改变了权力平衡:有利于管理者集团,不利于老革命家。   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词来称呼俄国日益壮大的统治阶级,在斯大林逝世后,他们的自信心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增进。那时,这个阶级想要的,只是在和平中享受他们的特权,事事有保障,打个比方说,5点钟敲门的人,准是送奶工人而不是秘密警察。但是多年的机关生活和闲适心情已经激起了他们的雄心。现在,统治者们想要牢牢掌握他们手中的权力,打好坚实的基础,并将之转交给下一代人。除了权力,他们也开始觊觎财富。苏联,或者更准确些说,俄国,已经准备好踏上资本主义的道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将要不自觉地在这场新的戏剧上,扮演主角。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悲剧   即使最大的理想主义者,即使最坚韧的革命力量,在如此关键的时刻,也都无法认清楚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界限,也只能在两者之间游移不定。 ——罗莎·卢森堡[1]      ...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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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丹尼尔·辛格) (一)

导言 1989年及其一切   欧洲历史上有许多转折点,1989年无疑也是其中值得记住的一个。在人们心中,它总是和柏林墙的倒塌联系在一起,总是标志着新斯大林帝国的崩溃。但这年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从地理上说,这场风波从9月份首次建立起非共产主义政府的波兰开始,经德国蔓延至11月份政府垮台的捷克斯洛伐克,再到罗马尼亚,在那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s Ceausescu)的统治一个月后即告终结,最后到达苏联本土。这一点必须包括进来,因为从年代上说,1989年超越了它自身的范围,达到了它本身的逻辑高峰——德国的统一和苏联的解体。因而,从两方面来说,它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1917年上演的雄壮戏剧落下了破破烂烂的幕布,此外还有雅尔塔体系的结束、分裂的欧洲走到了尽头——实际上是两极世界的终结。   苏联解体本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让人意料不到的,倒是它结束的速度和传布的广度——一旦莫斯科稍加默许,人民走上舞台,一个个政权就接二连三地崩溃。同样让人意料不到的是,它居然没有引发流血冲突和真正的反抗,不管是在帝国的周边,还是在苏联本土。另一方面,倒是在我们这一边,引起了不小的反应。有人兴高采烈,把这次事件当做是社会主义的最后一次葬礼,因而也是资本主义永存的证明。这种看法取得的巨大成功,倒着实让人吃惊不已。姑且不论宣传机器的力量有多大,我发现,在新斯大林帝国垮台和有可能建设一个不同社会的信仰最终沉寂之间划等号,确实是莫名其妙,因为即使对于大多数左翼人士来说,他们也早已不再相信苏联是一个提供了可行方案的国度。   对于那些真正的信仰者来说,震惊来自于1956年。那时,斯大林受到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指控,这就是说,神坛的守护者告诉大家,你们信仰的神,其实不过是一名罪犯而已。对于这点,以及同一年对匈牙利的入侵,那些最坚定的信仰者仍然有所保留。他们认为,苏联体制正在从内部开始改善。12年之后,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从而碾碎了残余的幻想。这之后,即使是那些最正统的共产党,例如法国共产党和葡萄牙共产党,也不再正经地主张说,苏联给我们的问题提供了社会主义的答案,未来正在融入它的地平线。   因此,要回答那些“掘墓人”是很容易的:你只能埋葬一个活着的东西,社会主义在东欧根本就不曾存在过。虽然这种答案无懈可击,但我们可不能以此沾沾自喜,因为很长时间以来,斯大林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许多人头脑中就是一个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70多年的一系列事件并不是一段可以视而不见的历史空白。即便俄国从来算不上一个榜样,但我们在没有弄清楚它之前,也是很难举步前进的。   这就是本书第一章为什么要探讨这一问题的原因:什么崩溃了以及为什么会崩溃?这一章探讨的,正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悲剧”:旨在解决西欧发达国家问题的理论与“祖国俄罗斯”的落后之间的矛盾,以及这一矛盾随后引发的致命后果——斯大林主义,它首先征服了苏联,接着侵淫了半个欧洲。我将专门说明,相信经济进步会导致政权解放的乐观假设为什么没有成为现实。我还会表明,本质上不过是特权寄生物的新阶级,即斯大林集团,是如何极力维护其显然已经过时的体制的。   由此带来的停滞当然不能旷日持久。于是统治者们开始打自己的算盘了,他们既想改革现行体制,又想保有自己的权力。这把我们带到第二章,即“走向资本主义之途”。我们将讨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成就与不足,解释他那种从上到下的革命为什么会以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告终。然而,“现存的资本主义”在东欧人眼里,并不像电视肥皂剧所吹嘘的那样诱人。要想理解未竟的转变,我们必须牢记,权力斗争往往牵涉到财产斗争。这一次转变的独特性就在于,必须在几年之内,而不是几十年或几百年之内形成一个财产所有者阶级。   第三章探讨的是1989年之后全球的外交政策。要想了解苏联解体的深远影响,我们必须认识到苏联在其存在期间所扮演的暧昧角色。为此,我们将考察莫斯科与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后者既是苏联的傀儡,又扎根于各自国家的现实运动。我们也将考察俄国与历次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关联:前者把自己的模式强加给后者,因而损害了后者,但它又保护后者,以之对抗美国帝国主义的扩张。现在,美国成了惟一的超级大国,资本主义失去了它潜在的敌人,它再无对手。但是,它也没了恐惧,没了顾忌,没了约束,恰恰在此时,它成了赤裸裸的资本主义。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即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葬礼”是否给社会民主主义带来了新的生命力。有趣的是,事情并不如此。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解除管制,放松国际金融监管,均大大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某些权力,降低了它们实行凯恩斯式管理的能力。结构性的经济危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已现端倪,但只是到现在,西欧才切实感受到了所面临的压力:完全就业、福利国家,总之是工人运动在战后那段史无前例的发展时期所奠定的一切基础。西欧的左翼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重新创立一种根本的方案,或者投降了事。   这将是第四章的主题,也将是我们的“传统”这一部分的结尾。

导言 1989年及其一切   欧洲历史上有许多转折点,1989年无疑也是其中值得记住的一个。在人们心中,它总是和柏林墙的倒塌联系在一起,总是标志着新斯大林帝国的崩溃。但这年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从地 ...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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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三监狱.汪曾祺

       晚报载姜伟堂同志写的《“苏三监狱”纯系附会》,把玉堂春故事的来龙去脉说得很清楚。说苏三在洪洞县蹲过监狱实在是“老虎闻鼻烟”——没有那宗事儿。   

       一九六三年初,我曾到洪洞县去了一趟,县里有一位老先生,是苏三问题专家。他陪同我们参观了苏三的遗迹,还送了我们一本《苏三传说》的小册子。我当时在心里有点好笑:苏三成了洪洞县的乡贤了!   

       这位老先生陪我们参观了县大堂,指定一块方砖,说是苏三就是跪在这里受审的。我们“哦哦”。

  接着就参观“苏三监狱”。这是一座很小的监狱,监门只有一般人家的独扇门那样大。门头画着一只老虎头,这就是“狴犴”了。进门,有一溜低矮的房屋,瓦顶、砖墙、砖地,这是男监。穿过一条很窄的胡同(胡同两侧的瓦檐甚低,如系江洋大盗,稍有武功,可以毫不费事地纵身越狱),便是女监。女监是一座三合院,南、北、东面都是“监号”。老先生向我们介绍:北边的监号,就是苏三住的。院子里有一口井,叫做苏三井。井栏很小,只有一个大号洗脸盆那样大,却颇高。井栏是青石的,使我们不能不感动的,是井栏内侧有很多深深的道道,这是井绳拉出来的。从明朝拉到现在,几百年了,才能拉出这样深的绳道,啊呀!我不禁想起苏三从井里汲水,在井边梳头的样子。

  洪洞县街上还有一家药铺,叫做××堂,传说赵监生毒死沈燕林的砒霜(原来是想毒死玉堂春的),就是从这家药铺买的。那装砒霜的青花瓷坛还保存着,用一块红绸子衬托着,放在柜台的一端,任人观看。据说这家药铺明朝就有。赵监生(如果有这个人)从这一家、这个坛子里买了砒霜,是有可能的——砒霜是剧毒,是不能随便换坛子的。

  参观了这里,使我想起一个问题,我原来觉得洪洞县的人对苏三传说如此牵强附会,言之凿之,未免可笑。走在洪洞县的街上,我想:到底是谁可笑?是洪洞县人,还是对传说持怀疑态度的我?

       晚报载姜伟堂同志写的《“苏三监狱”纯系附会》,把玉堂春故事的来龙去脉说得很清楚。说苏三在洪洞县蹲过监狱实在是“老虎闻鼻烟”——没有那宗事儿。          一九六三年初,我曾到洪洞 ...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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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莫愁兮不可得,乐莫乐兮与卿知

几年前看过一个新闻,一位男士给心爱的写了封十万字的情书,可是不久新闻反转,那个姑娘也是哥狠角色,她自己设计了程序,发现情书的百分之八十都是拼凑、抄袭而成。我可以打赌,那位男士绝对不爱那个姑娘,否则怎么连写几句真心话都需要去抄呢。

印象最深的是和你爬山,下山的时候你嫌高跟鞋膈脚,于是你提着鞋光脚走下了山。看你当时欢悦的神情,我觉得你是我见过的最天真烂漫的姑娘了。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我最不喜欢犹豫,可是和你说话我总是想半天,你稍微关心我一点点,我也会高兴半天。

有一次出门,我伞没打好,你脖子晒红了。我突然认识到天真烂漫与美丽是需要无微不至的呵护的。我面前的挑战如此之多,我能让你永远不受烈日的炙烤么?我幻想过未来,可是唯独没有幻想过与你一起的未来,因为我知道绝无可能。既然注定失败,又何必自寻烦恼呢?

今天七夕,你给我发了个52.0的红包,说七夕快乐,我回你“同乐“。说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心里依然有隐隐的期待,希望以后的七夕能和你一起度过。

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了:追求一个不可能的幻影。

几年前看过一个新闻,一位男士给心爱的写了封十万字的情书,可是不久新闻反转,那个姑娘也是哥狠角色,她自己设计了程序,发现情书的百分之八十都是拼凑、抄袭而成。我可以打赌,那位男士绝对不爱那个姑娘,否则怎么 ...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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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說出「你該死」時,我的意思是……

不是我主觀意願想殺了你
而是經過我的理性計算,你沒有能力活下來,這不是我主觀能改變的

至於問我證據的
1、請看我的舊文章
2、愛信不信

正如我永远强调的那样,只有眼见为实才是赢国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很好,还是眼见为实最好!
我的话都不是用来相信的,我的话从来都是需要用身体会的。
——变态香蕉

不是我主觀意願想殺了你而是經過我的理性計算,你沒有能力活下來,這不是我主觀能改變的 至於問我證據的1、請看我的舊文章2、愛信不信 正如我永远强调的那样,只有眼见为实才是赢国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很好 ...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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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至今身陷囹圄的中國民運領袖——王炳章:《重建中華民國》

一、“走俄國的路,這就是結論”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及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掀起了一股“非共”、“復舊”熱。列寧格勒改回彼得格勒,很多以列寧、斯大林、高爾基和捷爾任斯基等蘇共元老命名的地名、街名,都像彼得格勒一樣,紛紛改回原來的名稱。那些共產革命元老的塑像,也被推倒,橫七竪八地堆在一起,任人們踐踏。

       最具“復舊”意義的是,俄羅斯國家的名稱和旗幟,恢復到了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民主政府時期的樣式。也就是説,經過了七十多年的共產革命,俄國回到了共產革命前的原點。其實,這是正常的,回到原點,就是回到民主政體,名爲“復舊”而實則“履新”。因爲,俄國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統治,建立了一個新俄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不幸的是,俄國這一個民主共和政體,很快就被蘇共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殘酷的蘇共極權統治。既然本來就是民主共和體制,推翻了共產黨統治,回復原有的新俄國就對了:既簡單、又明確。

       我們中國將來也會有這麽一天:共產黨垮臺了,“非共”熱將把毛澤東等中共元老的塑像全部推倒,而政體也將恢復到孫中山創建的新中國——中華民國的民主共和體制。“走俄國的路,這就是結論。”當年,中國共產黨人用這句口號發動了中國的共產革命。但是,共產黨人不可能預見到,“俄國的路”,最終是個U字型的路——回到原點的路。現在,我們中國的民主人士們,在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上,反而可以套用這句話:“走俄國的路,這就是結論”。即:推翻中共政權之後,中國應當像俄國一樣“復舊——履新”,即:恢復中華民國的民主共和體制。

       談到“復舊”而實爲“履新”,法蘭西共和國的歷史也是一例。一九七八年七月十四日,法國爆發大革命,革命人民攻占巴士底獄,創建了法蘭西共和國,制定了第一共和國憲法。隨後,民主共和與專制復辟進行了八十多年的較量。其間,有拿破侖、路易·菲利浦和路易·波拿巴的三次專制復辟,三次復辟又三次被民主革命打翻。直到一八七五年,法國人民推翻了最後一個復辟王朝之後,經過激烈辯論,決定回到原點——承認“法蘭西第一共和國憲法”,繼承法蘭西共和國的大統。從此,法國走上了長治久安的道路。

       世界歷史表明,很多國家民主制度的最終確立,都歷經過專制復辟與民主革命長期而反復的較量。中國也不例外。孫中山創建了民主共和的新中國——中華民國,隨後,歷經袁世凱復辟帝制、張勳復辟滿清和北洋軍閥“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直至中共披著“共產革命”的外衣,在中國大陸實現了專制制度的全面復辟和超級復辟。然而,我們堅信,民主的潮流終不可擋。中國人民在推翻中共專制之後,孫中山所創造的民主共和體制,一定會得到重建。

二、什麽是“重建中華民國”?

       什麽叫重建?就是“重新建立”,意思是,原來有,後來被破壞了,現在再重新建立起來。重建中華民國的邏輯是非常明確的:

       第一,原來我們中華民族有一個共和民主政權——中華民國政府,有一部民主憲法——中華民國憲法;

       第二,在中共叛亂集團的武裝割據下,中華民國政府退居臺灣,在臺灣堅守中華民國的法統;

       第三,近年來,臺灣政權逐步放棄了中華民國的實質,抛棄了孫中山和三民主義,將中華民國“臺獨化”,一句話,臺灣政權在背叛中華民國;

       第四,推翻中共,何爲取代?重建我們原有的民主政權——中華民國,就是最好的取代。而這個取代的性質,就是以“民主統一中國”。這是既簡單、又方便的途徑。

三、中華民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提到中華民國,我們中國人應當感到驕傲。因爲,中華民國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國父孫中山博士和一大批志士仁人,在批駁了改良派之後,發動了數次起義,終於在一九一一年,以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的專制統治。

       一九一二年元月一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成立,結束了中國數千年皇權統治的歷史。她是亞洲第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國。一九一二年三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草就。這是亞洲第一部民主性質的憲章。應當說,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的建立,是迄今爲止,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劃時代事件。中國歷史上,無數次民衆起義,曾經推翻過數十個專制王朝,但是,建立起來的,仍然是另外一個皇權專制。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的建立,結束了皇權專制,使中國步上了共和國的道路。

       儘管孫中山先生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堅持的時間不長,但其民選制、最高權力的分散與制衡等原則,都標志著它的民主政權的性質,在亞洲開啓了民主的先河。

        一九三五年,即使在内憂外患的形勢下,中華民國亦曾召集民主先賢,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基礎上,制定了《中華民國臨時憲法》。抗日戰爭勝利後,中華民國政府立即著手落實民主憲政。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國民政府舉行了由各省市、各黨派參加的制憲國民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了由國家社會黨領導人張君勱主持起草的《中華民國憲法》。這部憲法,明文規定“五權分立”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各黨派平等合法”等民主原則,被憲法學者公認爲是一部民主的憲法。中共人士周恩來、董必武、秦邦憲等,曾參與該憲法的起草。對美國自由民主制度倍為推崇的著名學者胡適先生,稱這部《中華民國憲法》是“比美國憲法還民主的憲法”。然而,中共爲了發動内戰,不僅抵制這次制憲大會,而且不承認這部民主憲法。

       即使在中共破壞憲政、全面發動内戰的威脅下,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民意代表仍然在南京舉行了行憲國民代表大會,並舉行了自由的總統和副總統選舉。蔣介石的政敵李宗仁,雖公開與蔣介石作對,卻當選爲副總統。中共歷來批判蔣介石、國民黨獨裁。請問:在中共的歷次大小會議上,有沒有一次像一九四七年國民大會那樣的自由選舉?

       我們應當作出結論:孫中山所締造的中華民國,是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憲法》,是民主共和憲法。中共用武力奪取政權,建立極權統治,就像蘇共推倒俄國二月革命後的民主政府並奪取了政權一樣,是一次專制復辟。

四、中華民國在臺灣性質的蛻變——大陸民運的見證

       中華民國退守臺灣之後,直到蔣經國時代,始終堅持著中華民國的法統。堅守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如果在蔣經國先生之後,能真正繼承蔣經國的遺志,一直堅持孫中山先生的理念,一直恪守中華民國的憲法,一直以“反共復國”爲己任,那麽,我們根本沒有必要展開“重建中華民國”的運動。中華民國好好地屹立在那裡,哪有“重建”之理?而且,如果今天的中華民國,仍然是兩蔣時代的中華民國,我們中國的問題會容易解決得多,或許,中共專制早就被推翻了。我之所以這樣説,是因爲我有著親身的體會和感受。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國力和技術,加上大陸人民反對中共專制的決心、策略和力量,完全可能推倒中共的專制政權,而且,歷史也曾經提供了這樣的機會。不幸的是,蔣經國之後,李登輝執政。中華民國的性質開始被李登輝等臺獨、獨臺人士扭曲,直到變質。

       我一九八二年在美國創辦《中國之春》,發動大陸海外民運,由於我的特殊經歷和地位,至今一直與臺灣的朝野、各黨派保持著諸多聯繫。二十年來,我歷經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三個時代,親身經歷了中華民國在臺灣的蛻變過程。可以説,我是中華民國在臺灣蛻變的歷史見證人之一。而我的見證,又有其獨特的角度——因爲我能從中華民國與大陸民運關係的演化,來見證中華民國在臺灣性質的蛻變。

       其一,蔣經國時代,中華民國行使歷史使命——與大陸民運“一家人”式的配合運作

       至今,每當我回想起大陸民運與蔣經國時代中華民國國府之間的合作,回想起蔣經國先生對大陸民運的支持,心情仍然激動不已。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我在紐約曼哈頓的希爾頓酒店舉行記者會,宣佈創辦《中國之春》,發動大陸民運,組建大陸民主力量,矢志徹底變革專制制度。一九八三年年初,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蔣經國先生就派代表來紐約秘密見我,表示願意與大陸民運誠心合作,推翻中共專制,民主統一中國。記得蔣經國總統的代表說,合作的條件只有一個,就是絕對的保密。那時,連國府行政院長和國防部長都不知道國府與大陸民運間的合作關係。蔣經國總統直接領導著一個工作組,與我們配合運作。宋楚瑜先生曾經擔任過這個工作組的組長,直接向蔣經國總統負責。鑒於當時的特殊政治環境,我對蔣經國總統和國府的代表提出了真誠合作的“四項原則”:(一)獨立的原則。《中國之春》、大陸民運在政治上完全獨立。(二)平等的原則。大陸民運與國民黨和國府之間,在互相尊重、平等的原則下合作。(三)保密的原則。這點,蔣經國總統的代表已經强調。(四)批評的原則。即:我們對國民黨該批評的地方,將批評不誤。這些原則,蔣經國總統回話說:“國民黨是有很多毛病嘛,應當批評。”

       蔣經國總統派來的國府代表特別表示:經國總統希望共同努力,在我們這一代能夠推翻中共專制,在大陸實現民主制度,完成中國的統一。中國在我們這新的一代,不能再分裂、内鬥下去了。

       在我主持《中國之春》和中國民聯期間,大陸民運與中華民國國府之間的關係,真的可用“一家人”來形容。因爲,雙方本來就是一家人。這種“一家人”式的合作,是全方位的。包括“戰略與策略的制定”、“信息的交流”和“財力支援”等。例如,國府從大陸内部獲得的資料顯示,有一名中共國安部的人員滲透到了《中國之春》編輯部,他們就立即將此信息通知了我們。《中國之春》編輯部核實後,便策略地採取了相應措施。再如,倘若大陸民運某一個項目需要財力支援,只要打個招呼,沒幾天,指定賬戶上就會收到“華僑人士”從歐洲、東南亞或南美洲匯來的資金。

       很多老民運都有這樣的機會:在我主導大陸民運期間,是大陸民運表現最佳的時期,是獲得大陸留學生和海外華僑支持面最大的時期。其實,我應當這麽説:在大陸民運與中華民國國府精誠合作的時期,是大陸民運表現最佳的時期。沒有蔣經國先生的支持,沒有中華民國國府的全面配合,《中國之春》和中國民聯不可能有那樣的表現,不可能取得那樣的成績。

       國民黨、中華民國國府與大陸民運如此的密切合作,大陸民運是否失去了它的獨立性呢?答案非常清楚:沒有。《中國之春》、中國民聯始終堅持了政治獨立的原則。如果大家翻閲一下我主持工作期間的《中國之春》雜志,就會發現,那時,我們對國民黨某些不當政策的批評是相當尖銳的。我們大陸民運始終支持臺灣民運人士為爭取臺灣民主所進行的努力。在民進黨突破臺灣黨禁、宣佈成立的當天,我們非常振奮,立即舉行了會議,決定支持。我們立即給民進黨發了賀信。我們認爲,臺灣的民主發展,對大陸可起示範作用,有助於大陸的民主化。

       儘管大陸民運始終堅持了政治獨立的原則,爲什麽蔣經國時代的中華民國國府與大陸民運關係能如此的融洽呢?道理十分清楚:蔣經國先生是一個有遠見、有容量的政治家。蔣經國時代的中華民國,蔣經國時代的國民黨,堅持著國父孫中山博士的理念,以在全中國實現“三民主義”爲己任,堅持“反共復國”的國策,將大陸人民視爲自己的同胞。正因爲如此,雙方都以民族大義爲重,以大局爲重,以“推翻中共、重建中華民國”為目標,求同存異,進行了“一家人”式的合作。

       其二,李登輝時代中華民國的臺灣化,及其對大陸民運的“情報路綫”

       李登輝接掌國民黨和中華民國之後,國民黨當局對大陸民運的政策逐步轉向,以至後來完全違背了蔣經國先生制定的路線。説白了,李登輝時代的路線是“情報路線”。即:用有限的金錢進行收買,將大陸民運變成“情報收集隊”和“情報收集站”,將大陸民運人士變成“情報分析員”。後來,國府便不再與大陸民運合作,以進行旨在推翻中共政權的活動了。

       我一九九六年、一九九八年曾兩次訪問臺灣。訪問期間,我向國民黨有關當局力陳支持大陸内部民主派的重要性,力陳中國大陸近年來矛盾的激化,指出大陸民運與中華民國國府合作以共同推翻中共的可能性,力勸國府當局繼承蔣經國先生的遺志,恢復與大陸民運的真誠合作。我對他們說:臺灣安全的最大保障,不是花大錢買飛機、軍艦,不是花大錢做金錢外交,而是爭取大陸老百姓的民心,是與大陸民運結合,儘快地結束中共專制統治。我建議臺灣當局,根據目前大陸局勢的發展,應當建立與大陸内部民主力量的真誠合作,目標應當非常明確——推翻中共的專政。爲此,國府有必要資助一大批大陸内部的職業革命家。臺灣朝野的反應,則是用各種藉口否決我的建議。而在蔣經國時代,臺灣國府曾主動建議資助大陸内部的職業民運人士。然而,在八十年代,限於當時大陸的形勢,僅有少數民運人士具有投入“職業民運”的條件。現在,形勢發生了根本轉變。下崗工人、下崗幹部、退伍軍人、無業農民和不滿的知識分子,到處都是。一九九八年,我秘密遷入大陸,曾走訪了城市和農村。我發現,在大陸組建一直旨在推翻中共政權的職業革命力量的時機,已經成熟。

       對於我的建議,臺灣朝野一片否決之聲。最“離譜”的是這樣的説法:“我們不能用臺灣納稅人的錢,來支援你們推翻‘貴國’政府。”針對這種説詞,我嚴肅而氣憤地指出:我們大陸民運向中華民國國府、向臺灣朝野尋求的,不是臺灣人民的納稅錢,而是本來就屬於大陸人民的錢。國府當局撤退到臺灣時,帶走了几十噸黃金,而這些黃金,很多是國府用金銀券從大陸老百姓那裡買來的。這些黃金的利息,就夠我們大陸民運推翻中共了。我來臺灣要的,是這個錢。因此,我們大陸人民、大陸民運來臺灣要錢,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我的這番話,被臺灣當局掐頭去尾、斷章取義,在電視上反復播放“我們來臺灣要錢,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報道什麽“王炳章説,臺灣的錢,都是大陸人民的”,以引起臺灣民衆對大陸民運的不滿。臺灣報紙用大幅版面發起對我的批判。從此,李登輝當局,竟在民主的臺灣,把我列入了“禁止入境的黑名單”。

       我訪問臺灣時,關於國府支援大陸民運的經費問題,有一次“認真”的談話。那是臺灣情治機構派來的。那位官員指出:現在,臺灣與蔣經國時代不一樣了。希望大陸民運能夠正視這個現實。臺灣國府現在給大陸民運的經費,只能以搞情報的理由來支出,作爲一種情報交換。他説:“聽説你王博士在大陸有不少關係,您可以動員他們搞中共文件嘛。絕密的價最高,機密的其次,秘密的最低。中央一級的價錢較高,省市地方的較低。什麽文件什麽價,我們臺灣只能以此來‘幫助’你們大陸民運人士。”聽此一言,我氣得發抖。我不客氣地說:“我們有骨氣、有理想的大陸民運和大陸知識分子,是不可能充當特務的。對不起,這種交易,我不能做。我們大陸民運也有專門的人員收集有關信息,用於制定戰略和策略的參考。如果你們有必要,我們可以在對等的基礎上,進行信息交流,如此而已。”在臺灣當局“情報路綫”的金錢利誘下,我不止一次地對臺灣有關人員表示:“我們寧可餐風宿露,也不會出賣靈魂。”

       爲什麽在李登輝時代,中華民國國府與大陸民運之間的關係發生了質的變化呢?當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李登輝時代的國民黨和政府,放棄了孫中山先生的理念,放棄了中華民國“反共復國”、民主統一中國的國策、放棄了中華民國國府對大陸同胞的責任,實行了“獨臺”政策。李登輝提出的“兩國論”,就是這一政策的集中表現。

       所謂“兩國”,李登輝一派的解釋,就是“海峽兩岸,一邊一國”。李登輝的兩國論,使中華民國國府長期固守的“反共復國,反獨求統”的國策,轉變成了“與共和存,分離求獨”的國策。一位大陸人士說:“李登輝的兩國論,是企圖把中國當成一塊大餅,分爲兩塊,由中共吃大塊,由臺獨人士吃小塊。”的確,李登輝等人,曾在很多場合表示“希望大陸江澤民政權穩定”。

       正是在整個國策轉變的大形勢下,李登輝的“中華民國國府”與大陸民運之間的關係,與蔣經國時代相比,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在李登輝對大陸民運決以“情報路線”而進行利用的政策指導下,在大陸,有因一時認不清李登輝真相而被騙下海,因爲臺灣收集情報、結果遭遇中共迫害的大陸反共人士;在海外,也有因抵制“情報路綫”而受到臺灣排擠打壓的海外民運人士。至於受臺灣當局指使和利誘,而在海外民運圈内拉一派、打一派者,於今亦已經為海外有識之士所共知。歷史的記錄是,在李登輝時代,大陸民運因臺灣因素的不當介入而受到了相當的破壞。我想,很多人對此都有親身的體會。歷史的記錄是,在李登輝時代,大陸人民本有很多嚴重打壓中共政權、直至摧毀中共專制政權的機會,但都在李登輝“希望與中共政權和平相處”的政策下錯過了。關於這兩方面的秘辛,我相信,將來,在適當時機,有關人士會予以披露。

       其三,陳水扁時代,正在臺獨化的中華民國對大陸民運推行“收買路綫”。

       如果説,在李登輝時代,其臺獨路綫還“猶抱琵琶半遮面”的話,到了陳水扁執政後,其臺獨路綫已經表面化。所以我們說,中華民國在李登輝時代“臺獨化”了。“中華民國”成了臺灣地方政權的一個代名詞。就像一些臺獨人士宣稱的:臺灣沒有必要宣佈獨立,沒有必要再宣佈成立“臺灣共和國”,因爲,臺灣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它的名字就叫“中華民國”。

       在李登輝時代,由於國民黨内還有相當一批孫文主義的追隨者,他們對國民黨的蛻變和李登輝的獨臺路線還有一定的制約作用。因此,有一批有識之士的努力平衡下,李登輝時代的國府,還是在紙面上通過了“國家統一綱領”,成立了“國家統一委員會”,起碼在口頭上,還是要追求國家的民主統一的。

       如果説,李登輝時代已經將“中華民國臺灣化”了的話,陳水扁時代,則完成了“中華民國臺獨化”。陳水扁將“中華民國”向“臺獨化”推進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在實質上廢除了具有重要象徵意義的“國家統一委員會”。在兩岸關係的處理上,陳水扁當局也較李登輝時代走得更遠,他試圖完全切斷臺灣與大陸間的政治血脈。最近,“世界臺灣人大會”年會在臺灣舉行。這次,“世臺會”的主要訴求之一,就是更改“國名”——將已經空殼化、臺灣化的“中華民國”,改稱為“臺灣共和國”。其實,“世臺會”的主張倒是乾脆些,倒是有“講真話”的勇氣。陳水扁先生出席“世臺會”捧場,説明其内心是認同該會訴求的。

       的確,在陳水扁“中華民國臺獨化”政策的導引下,“中華民國”已經變成了變相的“臺灣共和國”,只是出於策略的需要,沒有公開宣佈獨立、沒有公開宣佈變更國號罷了。

       在陳水扁“中華民國臺獨化”的國策下,臺灣當局對大陸民運的政策也進行了調整。調整的方向是:收買大陸民運,爲其“中華民國臺獨化”的國策服務。據我所知,陳水扁執政后,臺灣當局曾派員與一些大陸民運人士接觸。臺灣當局利用某些大陸民運人士謀生困難、希望能夠得到“容易錢”的心理,以每月發給生活費為誘餌,讓大陸民運人士簽下“賣身契”。“賣身契”的實質内容就是同意“臺獨”。臺灣當局試圖收買一批披著“大陸民運”外衣的“中華民國臺獨化”政策的辯護士和推銷員。

五、臺灣民主化與重建中華民國

       我們必須聲明,雖然我們不同意李登輝和陳水扁的“中華民國臺獨化”,但絕不否認臺灣近年來在民主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我個人而言,民進黨内也有很多私人朋友,我對臺獨反對派人士的奉獻精神一直懷有深深的敬意。問題在於,我們在肯定臺灣的經濟繁榮和政治民主的時候,我們必須認識如下因素:

     (一)臺灣民主化的成就,除了臺灣反對派人士的努力這一不可否認的因素外,與中華民國的民主法統有著不可分割的傳承聯係,甚至可以這樣説,臺灣今日的民主化,是中華民國民主法統的繼續。這是因爲:沒有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專制、創建了中華民國,就沒有今天的“中華民國在臺灣”;

       沒有中華民國無數優秀兒女的犧牲奮鬥,就沒有偉大的抗日戰爭的勝利,就沒有臺灣從日本侵略者手中獲得自由解放的事實;

       沒有中華民國民主憲法的制定以及在這一憲法下的民主訓政,就沒有後來的、在中華民國憲法導引下臺灣走向完全民主的發展;

       沒有兩蔣總統在臺灣堅持“反共復國”的國策和對臺灣安全的堅決保衛,臺灣可能早就被社會主義臺獨或中共所竊據。如果是這樣,就根本談不上臺灣的建設和民主化發展;

       沒有中國國民黨一貫堅持“自由民主”的理念,就沒有國民黨後來在臺灣“政治讓權”式的民主改革。我説“政治讓權”,指的是,一切的和平民主改革,除了反對派人士的爭取之外,掌權者能夠“讓出政治權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很多大陸民運人士的獻身精神不可謂不大,但是,由於中共從來就不認同“自由民主”的理念,由於中共不肯讓出任何一點政治權力,所以,大陸至今看不出以改良方式實現民主化的可能性。

     (二)除了民主化之外,甚至臺灣今日的經濟成就,也與大陸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沒有中國國民黨退到臺灣時帶去的大批大批精英,沒有這批精英成功地進行了臺灣的土地改革,沒有這批精英根據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制定的臺灣經濟發展戰略,臺灣在六、七十年代就不可能有那麽快的經濟起飛;

       沒有中國國民黨推到臺灣時帶去的大量黃金(大陸人民的血汗錢,一説數十噸,一説十幾噸)作爲穩定臺灣金融的重要基礎之一,臺灣就不能有後來的金融穩定和迅速的經濟發展。

       因此,今日中華民國在臺灣取得的經濟成就和民主化成果,實質上應看作整個中國的財富,是整體中華民族的財富。當然,我們也不否認臺灣本土精英和臺灣原住民對臺灣經濟發展的巨大貢獻。我們要提醒注意的是,臺灣今日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成就,絕非臺獨人士的私有資產。尤其在《中華民國憲法》基礎上發展出來的臺灣民主化成果,更非單純來源於臺獨人士的“打拼”。臺灣的民主化成果,只是《中華民國憲法》這棵大樹發育出來的一株幼芽,一次成功的地方試驗。她的根,在全中國,她的主體,仍在中國大陸。雖然那裡至今仍被凍土封蓋。但是,我們堅信,一旦解凍,必將成長出民主的蒼天大樹。倘若今日在臺灣的中華民國仍然堅持孫中山的理念,仍然以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爲重,那麽,就理應運用經濟成就與民主化的成果這一整體中華民族的財富,採取進取性措施,與中華民國國民的主體力量——大陸人民聯合起來,開展新時代的北伐,儘快結束中共的專制統治,實現全中國的民主化。不幸的是,由於獨臺和臺獨人士狹隘的民族主義眼界,他們從私利出發,將中華民國臺獨化了,從此放棄了對大陸——這個中華民國的主體應盡的責任。

       談到責任問題,我們不得不指出,中華民國政府對大陸人民理應有虧欠之意。歷史的教訓是,沒有中華民國國府早期在大陸政治上和策略上的失誤,大陸就可能幸免遭受共產黨的專職蹂躪。即便在中共殘酷的統治之下,大陸還是有數不清的有志之士,心向中華民國,心向國民黨,“南望王師”,一心把推翻中共的希望寄托在“復興基地”中華民國身上。爲了響應中華民國原來“反攻大陸”的號召,爲了保衛在臺灣的中華民國,不知有多少大陸優秀兒女,在與中共殘暴統治的抗爭中,已經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這些心向中華民國的大陸人民所付出的慘痛代價,也爲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即使在今天,中華民國已經臺獨化了,已經把大陸同胞抛棄了,大陸無數有良知的人士,任然從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出發,爲了保住臺灣的民主成果,爲了臺灣同胞的安全,爲了不讓中共血洗臺灣,而冒著被中共迫害的風險,起而呼籲中共不要以武力解決臺灣問題。因此,我們説,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國府,在道義上,在政治上,理應對中國大陸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中華民國應當是屬於全中國人民的。如果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抛棄了這一責任,如果在臺灣的中華民國被臺獨人士竊據了,大陸人民反而有責任與臺灣的有識之士一道,將中華民國拿回來,恢復其本來面目,並使之發揚光大。

       還有一個道理,需要使意圖將中華民國臺獨化的人士明白。那就是,一個民主化的臺灣,面對中共專制政權,你不摧毀它,他就會吃掉你。你想用承認它、尊重它、甚至獻媚它,來換取它對你的承認,是非常天真的,是與虎謀皮。不改變中國大陸的專制制度,臺灣局部的民主成果,隨時都在受到威脅,甚至慘遭毀滅。

六、如何開展重建中華民國的運動

       中華民國在大陸被中共顛覆了,在臺灣被臺獨異化了,因此,我們有責任重建她。如何重建呢?我想,我們應當開展一個運動——重建中華民國的運動。這個運動大致分爲如下幾個層面:

       其一,輿論宣傳層面。我們要宣傳中華民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民主共和性質;我們要揭露歷史的真相,把中共顛倒的歷史糾正過來,把中共對中華民國潑下的污泥濁水洗净——還中華民國本來民主共和之真實而可愛的面貌。同時,我們要宣傳、學習國父孫中山先生所創立的三民主義,並根據目前現實的國情和國際環境,繼承三民主義,發揚三民主義,光大三民主義。輿論宣傳的目的,是使大家達成共識。在共識的基礎上,展開行動。

       其二,藍圖設計層面。要重建的新中國,是個什麽樣的模式。我們必須從現在起就進行規劃。誠然,幾十年前中華民國建國先賢們所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建國大綱》以及一系列的法規建制,不但顯示了她的民主性質,而且其實質精神具有永恆的價值。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其具體内容必須更新,必須現代化,以更加適應目前海峽兩岸、香港、澳門以及國際新格局的現狀。過去幾年,臺灣曾進行了幾次《中華民國憲法》的修憲活動。我們則應檢討臺灣修憲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大陸反對派人士也曾為後共產黨政權起草過幾部憲法草案,勾畫過部分未來新中國的藍圖,也起草過未來新中國的各項政治草案。我們在設計未來新中國的藍圖時,要肯定過去有關人士的研究成果,要借鑑這些研究成果。我必須强調的是,一場政治運動,如果只知道反對什麽,不知道建立什麽,是不成熟的。也就是説,只有解決了“擁護什麽”的問題,才能對民衆形成凝聚力量。當前,大陸民衆對中共專制腐敗的不滿,已經到了極不耐煩的地步。可以説,人民大衆在心理上,已經完全做好了“改朝換代”的準備。問題是,中共垮臺后,其“替代政權”的模式是什麽?“替代政權”的國策是什麽?什麽樣的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而建立起“替代政權”?解決這些問題,就是解決民衆“擁護什麽”的問題——擁護什麽樣的“替代方案”和擁護什麽樣的政治力量。我認爲,這是大陸民主力量需要儘快解決的。

       其三,發展組織層面。只有組織起來,才有力量,才能達成政治目標,這是常識。在輿論動員群衆的基礎上,將有共識的精英和群衆組織起來,使之凝聚成政治力量,就像當年中華民國的建國先賢們成立同盟會一樣。

       其四,資金籌措層面。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我們應當成立“重建中華民國基金會”或“新中國基金會”一類的籌款機構,為推翻中共、重建中華民國的運動籌措資金。

       其五,行動策劃層面。我們要在中國大陸策劃一系列旨在推翻中共政權的行動。我認爲,我們不要再浪費精力,做哪些對中共政權沒什麽實質性打擊的事情了。現在要做的,就是實際策劃那些可能推翻中共政權的動作。要集中力量,策劃出一個、兩個、幾個大動作,觸發中共政權的金融危機、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以學運、工(農)運、兵運的模式,最終導致中共的垮臺。只有瓦解中共的專制統治,才能重建一個民主的新中國。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的是,重建中華民國,使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重新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是我們全體中華兒女的責任。我們必須結合中國大陸、臺灣、港海外一切華人的力量,重新舉起孫中山的旗幟,重建曾經屬於、未來也必然屬於全體中華兒女的中華民國。當然,我們必須最終接受大多數中國民衆的選擇:在推倒中共政權之後,國號、國旗、憲法這些問題,必須由全中國人民來決定。我們在這裡,只是提出了一個簡便而具體的方案——沿用中華民國的國號和憲法。這一方案是否可行,必須最終由人民作出選擇。不過,我們可以斷定,不管將來人民選擇什麽“替代方案”,其精神和原則,都脫不出中華民國及其憲法的民主共和性質。就此意義上而言,研究、繼承中華民國的傳統,無論如何,都是必要的。

       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八年,我訪問臺灣時,臺灣朝野的獨派朋友們竟然不止一次地提出過這樣的問題:假如,將來你們中國大陸民主人士掌握了政權,臺灣宣佈獨立,你們會不會像中共一樣武力攻打臺灣?我思索了一下說:將來,大陸民主了,按照我的意見,將實行中華民國憲法,大家在一個憲法下,成了一家人,共同選總統,那裡還有什麽打不打的問題?一句話,説得獨派朋友們啞口無言,只能以掌聲回應。當時的一句應景之語,現在想一想,或可能成爲未來解決海峽兩岸問題的最佳選擇。據説,當年毛澤東對抛棄了“中華民國”的國號、採用蘇聯所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名,非常後悔。更名一舉,曾給中共政權進入國際社會帶來很多困擾。説實在的,中共的專制政權也根本不配使用民主“中華民國”的名稱。中共的這個“改名錯誤”,或許給了我們這一代中國大陸人留下了一個契機——將“中華民國”重新喚回中國大陸和整個中國。

寫於二零零年三月

一、“走俄國的路,這就是結論”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及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掀起了一股“非共”、“復舊”熱。列寧格勒改回彼得格勒,很多以列寧、斯大林、高爾基和捷爾任斯基等蘇共元老命名的地名、街名 ...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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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人口 千年一毁(下)

汉族人口 千年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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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行对汉族人口政策的违宪性、违权性

(一)、现行对汉族人口政策的违宪性

第一,审视宪法对民族平等的规定。

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宪法是一个成文法,任何成文法都涉及到法律解释的问题。那么对宪法第三十三条应作怎 么样的解释才符合制宪者们的立法原意或要求呢?它是否意味着全体公民毫无差别,完全平等?还是可以作合理的区分?若是,那么什么样的区分才是合理的,而什 么样的恰好相反?无疑,中国“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宣言和西方“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思想一样都不在于描述事实,而在拟 制(fiction)一种理想状态。但实际上,这种理想状态只是理想罢了,还需法律加以具体的调整。

那么剩下的问题是:在具体的法律中,什么样的平等分类才是合法,在这里是合宪的?事实上宪法对此已有规定。第三十四条所列举的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 庭出身、宗教信念、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即明确被排除在作为分类标准的行列之外。也就是说,宪法在这些方面对全体公民一视同仁,任何依据其进行 的分类,包括依据民族进行分类,都有违宪之虞。

第二,宪法对民族的列举是优待理由还是不得作为区别标准?

对于宪法第三十四条,如何理解至关重要。具体来说,第三十四条是例示性规定还是列举规定。事实上,宪法对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念、教 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等情形是加以列举的,看似采用了“列举式”立法例,但实质在于这些外在特征最容易被立法和行政当作违反平等权的“区别标准”, 故有凸现其重要性的必要。这是宪法在这些方面对平等权“加强保障”的表现。限权政府是现代宪政的基础之一。宪法作为政府行政权力合法性的来源,留下可能放 任政府妄为的“空白地带”是不可想象,也不能被允许的。但带有戏剧性的是,在我国,正是宪法明文例举的不得以此区分不平等的理由,正是堂而皇之地做为不平 等民族政策的立法理由,很多不平等的民族政策,立法理由简单而又可笑,理由仅仅就是,是少数民族!而看宪法,民族正是不得作为不平等法律制定依据,明文加 以突出规定!

由上可见,宪法规定中的平等,是不分民族、种族、性别等自然属性区别的,而是加以一体化的平等保护。

第三,对宪法平等中的“制定平等”缺失的考察。

宪法平等权的保障依其拘束对象之不同,可分成“法律适用”的平等与“法律制定”的平等。 后者指“要求立法者亦必须遵守宪法平等权,而且在违反平等权时,法律会因违宪而无效。” 但我国行政机关、法学者,即在法律理论界与实践界,通常只把第三十三条作前一种理解,即,认为“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指的是法律地位的平等,也即平等地享有 法定权利和承担法定义务,而对“法律制定平等”避而不谈。从历史渊源来看,对于这一现象可能两点原因:其一,时至今日,学界受民国时期的宪法观念和学说影 响仍颇深,而当时认为对军阀、汉奸、卖国贼等不能讲平等;其二,建国后法律“阶级性”本质思想主张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无平等可言。但至今日,纵观国外之 宪法平等,国内学界的学说显然是有缺陷的。在美国,“法律平等保护”既可针对“行政分类”(Administrative Classification),也可针对“立法分类”(Legislative Classification)。“立法分类”,具体地说,就是立法本身存在的违反平等权保护的问题。在德国,宪法学者称“法律制定平等”为“法律之前的 平等”(Gleichheit vor dem Gesetze),以此与“法律上的平等”相区别。 由此可见,对于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应作两个层面上的理解,它对立法者和执法者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或者说,该条覆盖的范围既包括 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也包括代表机关立法行为。也就是说,任何国家机关、任何民族的法律政策规定,都不能违背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否则便是当然无 效。

第四,对宪法平等在现实中的错位之考察。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同样如此。但我国宪法面临的困境是理念和现实之间的落差太大。宪法对于一般公民而言仅仅是作为一种权利宣 言而存在,作为一种纸面东西而存在,宪法理念不深,法制观念不强,群众权利意识不强。虽然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分民族、 不分性别等。而现实呢?同样参加高考,少数民族可以加分,而汉族不可以加分;即使这个汉族居住在贵州的农村,即使这个少数民族居住在北京的城市。同样是生 育,少数民族可以生二胎,而汉族只能生一胎;等等。类似的人为造成的不平等大量存在,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分。德沃金在《自由的法: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导 言)》中指出:许多当代宪法皆以极为空洞、抽象的措辞宣布个人具有抗衡政府的权利。中国宪法无疑就是其中之一。有人这样描述宪法:“根本法,根本没用的 法。”这话虽然言过其实,但多少道出了中国宪法的尴尬现状。有识之士由此大声疾呼:违宪审查(意即对违反宪法的法律要进行合法性审查)这个“睡美人”该醒 来了!但事实是,一些与宪法精神不符的政策法律在现实社会中不平等地实施着,宪法的民族平等,与一些下位法律中的民族不平等,造成了矛盾,引起了宪法在具 体法律中实施的错位!

第五,不平等民族政策违宪审查之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尊重少数民族权益必须在宪法和法制框架、以及现代公共财政理念下进行,不能以牺牲汉 族合法权益来迎合少数民族权益。既然各民族一律平等,为何汉族享受不到对少数民族的优待和照顾呢?现代世界各国都是首推尊重宪法平等原则,根本只有一条, 那就是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一切法律法规都不能与之相抵触。即使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制定变通的规定,但该变通规定也不能违背宪法根本的原则与理念,否则宪 法之根本性何存?因此,实施不平等民族政策之违宪审查,是为有效之方法。

然而,实情是,我国违宪审查的理念和制度并不健全成熟,因此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这同样更需要族人的努力争取,加速宪法最高权威性的权立和尊重。当今违 宪不成熟的表现有三

其一,违宪审查的学术呼声与社会法律环境不对称。当下我国宪法学界有关“违宪审查”的著书立说很多,但书斋里的“挑灯夜战,奋笔疾书”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 被普通民众所理解和接受,不能不令人怀疑。宪法学者们高擎“宪法公民权”大旗,摇旗呐喊,热血沸腾,但观众(尤其是汉族民众)则漠然视之,其间原因很值得 反思。从法律环境分析,我国民众宪法意识淡薄,权利意识不强,只知道还能存活下去,就不必搞什么“争取”,殊不知,为权利而斗争,是每一个进步法律社会的 必然。

其二,民族政策的违宪审查需要时机积累。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对法律上的平等保护呼声也日渐增高。如2002年1月7日,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受理了 被称为“首例宪法平等权案”的蒋某状告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侵犯其平等权与政治权利案。前不久有人想起诉国家人事部,认为在就业中对肝炎病人有歧视。这就 为汉族对国家以民族为区别的不平等的生育、就学、就业等政策进行违宪起诉提供了司法实践前证。相信今后类似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将会出现。这些都充分反映了现 实对于违宪审查制度的呼唤和希求,但目前还没有转移到对不平等的民族政策上来。确立“违宪审查”制度顺应民心,符合法治要求,因此势在必行。而这种投石探 路、聚沙成塔般的努力也使我国在导入司法审查制度方面的现实条件逐步趋向成熟。当时机成熟时,便可对不平等的民族政策进行违宪审查。

其三,宪法现实平等的实现需要民众的主观努力和推动。任何一项制度的确立或改革都需有足够的知识准备和社会心理基础,更需要主观的努力和推动。在关注现实 生活,尊重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我们在借鉴其他国家的宪法实践经验,进行包括理念和制度的移植的同时,更要积极主动地宣传、维护宪法平等精神,并对与宪法平 等不符的有关政策做一批判和分析,使更多的族人争取民族上的真正平等。综纵当今世界各国,实行违宪审查制度已蔚然成风。虽然我国违宪审查还在萌芽阶段,但 只要汉族朋友们的努力,平等的权利大道必将到来。

第六、对不平等民族法律政策的谬论驳斥。

其一,汉族有优势,必须给少数民族以优惠政策,才能确保少数民族真正的公平。这种理论以民族来区别优势,明显是错误的。因为优势是一个综合概念和条件,而 非民族性概念和条件,试想,一个居于贵州农村的汉族人,难道比一个居于北京的少数民族教授,还有自然或社会优势?因此,如果真要帮助弱势群体,应是以条件 现实来划分,而非凭民族属性来划分!另外,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其综合文化水平比汉族还要高,如满族、朝鲜族等,如依此种理论,满族学生与汉族学生高考时, 应该反过来是汉族学生加分,而非满族学生加分汉族学生不加分。

其二,认为少数民族人少,鼓励生育有助于脱贫。然而事实上与此正相反,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自然资源缺乏,少数民族过度的人口增长,造成地区人口压力加 大,生态资源进一步恶化,脱贫压力加大,本来可以平均多享有的自然和社会财政资源,由更多的新增人口分享,经济发展效益降低,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水平进一步 下降,同时,一些地区还造成了自然环境的恶化。看看近来的沙化,就知一斑了。

其三,认为少数民族优先入学,有助于加快发展。实际上,任何一个固定时期、固定地域内的自然和社会资源,都是一定限度的、定额的。少数民族优先入学,同时 也就意味着让一部分原本通过公平竞争就可入学的汉族学生因此时不能入学,因为入学名额总是有限额的,100个面包只能让100个人吃,这是否对这些汉族学 生不公呢?另外,少数民族学生优先入学,并不一定就能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事实上,近年来,少数民族地区学生毕业后,回原籍的相当少,这对民族地区经济 发展又有何益?也许有人说,这些民族学生出来了,也是民族地区的一个发展嘛!可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学生考出来了,接受了更高知识和学习和培养,难道就 不是民族地区的发展成果吗?难道民族学生入学后的成果就一定比汉族学生入学后的成果大?这显然有地方民族主义思维意识。

(二)、现行对汉族人口政策的违反基本人权性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权利法,但同时又是宪法的下位法,民法调整社会生活中一切平等主体间的民事关系,也即基本人权,包括人权、生育权、生命权、财产权、 知识产权、人身权等。民族政策所包含的内容,如生育、就学、就业等,基本上都是民法调整的范围,可以说,民法与民族政策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因此,从民法 上考察现行不平等民族政策的违权性,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民法上的平等不是优惠。平等不等于优惠;平等是一种机会上的平等和法律主体资格上的平等,而不是一种结果上的平等;平等权是一种宪法和法律上的确认 和规定,即宪法权利和法定权利,而在现实生活中,要实现这样一个宪法上和法律上的规定,要将这些法定权利转化为现实的权利,还须付出更多的努力,等等,但 这些努力不是优惠,而是自身的努力。这些共识,世界各国和民法在平等以及平等权问题上取得的理论成果。

第二,违反了民法平等这一基本原则。民法是现代市民法,为世界各国首推之市民权利法。民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平等原则,要求法律为每个人,不论其各种自然、社 会属性如何,都必须提供平等的权利起跑线、程序保障线,而其结果民法是不加干预的。生育权是婚姻法规定的内容之一,理所当然地要受到民法的调控。而现行的 人口政策包括民族政策,其规定不是提供平等的起跑线,反而是规定不同的实体结果,把现代自由法的规制中心和重心倒置过来,令人无法理解!

第三,民族平等不是民族优惠。民族平等不是要各民族,不论大小而平均分配资源,平均分享利益,平均享受成果,民族平等应只是给各民族提供一个平等的起跑 线,至于其结果如何,法律不能加以干涉。比如,学生入学考试,法律只是给各民族学生一样上课,至于各学生考试的结果如何,那是他们自身学习的结果,法律不 能干涉,更不能去搞平均化。但在现实生活中以及立法、司法、行政执法等过程中,违犯平等权和不平等对待的事例和案例俯拾即是,尤其是在民族政策上,把民族 平等混同于民族平均,甚至超出民族平均,加以民族优惠,就更不是法律的平等理念了。

第四,不同条件下的区别对待是否为平等?有人说,现在汉族条件相对比少数民族好,对少数民族加以优待,也是为了体现“最真正的平等”。对此,有两个疑问: 其一,汉族条件好,只是相对于少数民族整体而言,从个体而言,汉族比满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整体条件反而更差,为何汉族相对不能享受优待条件?其二,汉 族条件比少数民族条件好,只是从全国来看,每一个具体地区有不同的情形,有些地区的汉族比少数民族条件要差。同样,居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其各种条件与 少数民族一样,并无二致。因此,扶持条件相对较差的群体,不能以族性为划分,事实证明明这也不科学,已如前述,而只能以实际条件来划分。因此,居于少数民 族地区的汉族,应与同地少数民族享有一样的优待权利。

第五,侵犯了汉族的基本生育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基本生育权是一个人的基本人权,是指族群为维 持其基本生存而必须达到的生育水平和生育权利。现在,对汉族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汉族难以维持基本生存水平。有些专家喜欢关起门来,大谈中国人口过多, 却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那就是现行的生育政策将导致汉族逐步消亡,长此以往,难以维持其基本的族群生存。自然规律决定了一片土地上某个特定族群的数量不会 长盛不衰,只不过在没有人力干涉的情况下这个过程会持续相当久。而在中国,人类史上独此一家的对某个特定民族实行一胎制已经超过二十年,并越来越使得人口 结构显得像一个怪胎,看来在某些人眼里这却仍然还只是个开始。如此的政策,意味着作为汉族,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得受到基本生育权利的剥夺!而出生却又是无 法选择的!


四、对汉族人口政策的极端严重后果

一是将构成对中国基本人口战略持续发展的灾难性打击。

我国人口众多是现实,但只要控制好(而非一胎,只是控制),这并不是我国的灾难,还是一种振兴的基础!我们有些人却看不到人口的动态性发展,而只是一味停 留在现状的人口数量上作静态分析,写出几篇不痛不痒的文字,实在是有损国家之未来!而现在,对汉族的长达二十多年的不平等和过于自虐性的人口政策,已经导 致汉族人口自身新陈代谢机制缺失,这将是一种灾难性打击。人的一生非常短暂,使人本身就成了一种持续时间很短的特殊资源,我国人口固然有13亿之众,但一 个世纪之后如今的这13亿也该俱都进了黄土,换言之,倘若我国汉族从现在开始彻底停止生育,那么不要说13亿,就是挟有1300亿,到2200年我国的汉 族也该灭种了,中国也该亡国了。这也是为什么就人而言,更新换代水平为何要比现有绝对人口的多少更具深远意义,至少对于不太遥远的未来而言。而谈到生育水 平时,现有的庞大人口基数却往往蒙蔽了我们的眼睛。但凡说起计划生育,愤愤不平者多指农村地区多生超生如何严重使计划生育事倍而功半。事实上,我国目前的 总合出生率仅为可怜的1.3,不仅远远低于人口新老更替的2.2( 即平均每位妇女生产2.2个孩子),也低于那些为社会老龄化焦头烂额的发达国家,比如法国的2.85, 英国的1.66,丹麦的1.74。

更这可怕的现实是,社会是一具活物,扭曲压抑的过强过久渐渐会使它失去新陈代谢机能。这也决定了我们在决定现在该如何做时不能太过一厢情愿,直线思维,而 我们有些专家却也在参与编织着这样简单的童话,或者说是谎话,令人相当费解。我国的客观事实就是现有人口13亿,所有一切的一切都应以此出发才有进一步研 究的余地,不然信口开河地说什么最适宜的人口是“三亿”就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中国按照适应人类生存的环境计算的人口密度远非被有些人妖魔化了的那么可 怖,故而马寅初先生当初也主张平均两胎到三胎(这一部分要另起一篇才能讲得清楚)。我国按照可生存国土面积计算的人口密度约为340人/ 平方公里,约等于日本按照全国面积计算的人口密度而低于英格兰的377人/ 平方公里。每个中国人占有的可生存空间3—4倍于日本,而日本人的生活水平可达到美国人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可见要提高中国人的生活品质,科学合理的管理和 布局,以及大力推进城市化建设、新农村建设才是根本之道,一味强调减少人口尤其是汉族人口无异于杀鸡取卵,舍本逐末。(不是指不要计划生育,而是指不能实 行一种民族自杀式的人口政策)

二是影响国家的统一和完整。一个国家的主体民族的存在,是一种客观事实,不以外力改变为自然。一个主体民族的存在,对于国家的长久稳定和完整统一具有不可 或缺的意义。而现在,我们却在自杀性地实行人为减少主体民族人口的政策,这简直低级到不可复加的地步!如果没有汉主体民族的存在,我们不能想象如何去抗击 历史上那么多的外来侵略(当然我不否认少数民族的积极作用,但汉族的作用是主要的,这一点无可置疑),而又如何保住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本!现在世界上很多 国家都在积极扩大主体民族的人口,如俄罗斯鼓励俄罗斯族多生孩子,以便形成统一的主体绝对多数国家(俄族占该国总人口的80%左右);马来西亚已经推行了 五十年的以扩大马族人口为中心的主体民族优待政策,使该国马族人口由占总人口的38%提高到了60%左右;哈萨克斯坦首都由阿拉木图迁往阿斯塔拉,一个最 重要的原因就是前者俄罗斯族人占多数,而后者是哈萨克族人占多数,迁都有利于形成一个统一的哈萨克族民族国家(该国俄罗斯族在哈建国时曾占该国总人口的 40%,几与哈族人口相当),其余例子也不胜枚举。可在我国,几年来经自然和社会演进而成的汉族占绝大多数的主体民族国家,却要反其道而人为削减主体民族 的人口,不知这种理论和做法之居心何在?这简直有违人类常识和社会常理!

三是影响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对汉族实行一种严格的近似自杀性的人口政策,导致我国作为一个不发达国家,提前跨入了老年社会,达到了发达国家才会有的 “老年水平”,套用一句流行广告语,就是“三十岁的人、六十岁的心脏”,这又从侧面说明了我国对汉族人口政策的违反常识性和低级错误性。由于汉族人口人为 极端减少,我国不得不面对印度的劳动力竞争,不得不丧失在国际上的青年人口优势地位。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人口适度的自然增长,完全是有必要和现实意义 的。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一个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7%时,这个社会即已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200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已达7.13%, 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根据人口统计学推算,到2010年,这一人口将突破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38%;到2020年,老龄人口将超过1.5 亿,占10%以上;到2030年,这一人口将超过2.5亿,占总人口的16%。可见我国将面临老龄化的严重恶果。总之,人口政策不可作太单纯的考量,对于 发展程度相近的文明来说,相互间关于语言文化影响,国家安全,社会形态等等,归根结底都是人口结构的竞赛,所以西班牙语的地位终将会超过法语,所以日本永 远不可能整体上超越欧美,所以以色列的社会安全永远无法保证。人是第一位的,一切繁荣稳定没有了合理的人力资源支撑都是空谈迷梦,自我毁灭式的人口政策在 两代人的时间内就将结束这种痴人说梦,到时候一切都晚了,万劫不复。

四是影响了我国的综合国力竞争。人是发展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和力量。因为人口数量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未来力量。我们把他称之为国家潜力。一个国家未来力量的 大小与未来人口成正比,与人口素质成正比。你可以看看现在的发达国家,他们的综合国力基本与自己的人口成正比,与自己的国土面积及资源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在发达国家中,为什么美国的综合国力远远的排在第一位,原因是美国的人口数量远远的排在第一位。日本为什么排在第二位,相同原因,人口排在第二位。德国为 什么排在第三位,原因相同,人口排第三。英国与法国为什么常常不相上下,原因是人口数量不相上下。为什么资源丰富国土面积世界第二的加拿大始终排在七国集 团的最后一名,原因是他的人口是最少的,是英国与法国人口的一半,综合国力不论怎样赶,就是赶不上英国与法国。虽然加拿大的面积是英国与法国加起来的好几 倍。还有另一个典范,澳大利亚,面积排世界第六,且又是发达国家,但在世界上就是排不上号,原因就是人口少,澳大利亚的人口是加拿大人口的60%,就错了 这么一点,世界上许多事情就没有他发言的机会了。这就说明了,人口是最大的竞争因互。减少自己民族的人口,就是减少自己民族的未来,减少自己国家的未来综 合国力。

五是淡化了汉民族自身民族意识,过度强化了少数民族意识,阻碍了华夏民族的融合。由于对汉族实行的长期的不公平政策,导致了汉民族的民族意识淡薄,而一个 对自己民族意识都淡薄的人,又何有爱中华民族之意识和感情呢?另一方面,对少数民族的优待,更加强化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阻碍了华夏民族的融合。少数民 族诠腋髦钟呕菡 甙 ㄈ丝谡 叩姆鲋下,在各种舆论的鼓励中,正在不断强化自己的民族意识,增长自己的民族自豪感。从以前的五族:汉、满、回、蒙、藏,到现在?lt; /FONT>56只花,只要是少数民族就可以生二胎,可以加分,可以优先提干,可以。。。。。。。甚至,没有语言的创造语言,没有文字的创造文字, 世界各国都在臻力于民族融合的同时,我们却又一次反其道行之,结果是什么?到头来只会刺激助长他们的民族心,现在看看中央台,无论哪一个栏目,无论哪一个 节目,从“星光大道”到“正大综艺”,只要是少数民族,就会穿起民族服装,表明自己的民族成份,而汉族却好像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没有一点民族意识!

我们只有在填写各种表格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自己是汉族啊!这种人为制造差别、过份突出民族区别性、过份强化民族意识,究竟是有利于团结还是有利于分 裂?从生育政策、高考加分到很多优惠政策,汉族的民族自豪感越来越弱,归属感和集体感越来越少,很多汉族为了优待都去做少数民族去了,在内蒙,八十年代初 为了民族优惠就有近30万汉族人改成了蒙古族人,而且是整村、整乡的改。在甘肃,有一个长得象所谓“意大利人”的汉族老头,突发奇想,说自己是“古罗马 人”的后裔,几百年前留在了甘肃,竟然留起了长胡须,学起了罗马语,还想改为“罗马族”,据说整村人都想改,正在向政府提出申请!我们的新闻媒体还觉得好 奇,详细推论并介绍了其“罗马”高贵血统,却并不觉得这是汉族的悲哀和耻辱!由于对族的歧视待遇政策,导致汉族民族凝聚力大大减弱,汉族人口的瓦解、分解 更是成为现实。少数民族人口变的越来越多,主体民族人口变的越来越少,这样祖国就会团结统一吗?难道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的“民族大团结”、“百花争鸣”吗? 要不了多久,“百鸟争鸣”就会变成百鸟为汉族唱“丧歌”了!

六是人为分裂主体民族人口,制造民族差别和混乱。通过不同的人为的民族划分标准,人为制造一些新民族,从汉族中分裂出去,并且给以优待,结果造成了人为的 民族分化和民族差别。这一点简直就令人啼笑皆非。例如民国时的风云人物宁夏马氏家族、白崇禧等,都是回民,但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反对“回族”这一说法。 在他们看来,回民只是汉族中信仰伊斯兰教的一支(当然也有外来回教徒的后裔,但都是与汉等民族长期通婚结合),其差别相当于客家人和北方人的差别。且回民 大量散居城镇(如河南不少县城都叫“城关回族镇”就可见一斑),早已同化。但回族最后仍被识别为一个单独民族。这一情况可与南斯拉夫类比:波黑 实际上也是塞尔维亚人信仰伊斯兰教的一支,但铁托身为一个克罗地亚人,为防范大塞尔维亚主义,将之单独划分为一个民族。结果南斯拉失分裂后,波黑 与塞尔维亚人这两个本是同民族的“不同民族”,进行了血腥的种族厮杀,由此可见人为分割民族的极端危害性。又如土家族,直到1956年才被识别 为单一民族,但1990年的人口数是1964年普查时的1027%(仅仅一代人的时间,人口增长10倍)!这些都无法用人口自然增长来解释,只能认为是 “落实政策”后由于特殊优惠,而使大批本已融合到汉族中的群众又转而改变民族。极端的例子如贵州沿河土家族自治县,1982年普查时,全县40万人,只有 243人报称是少数民族,而且全是外地调入的干部。但“落实政策”予以扶持后,短短两年内,就有18.5万人改变民族成分。

这些极端的人为分化汉民族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我们一些专家、学者和个别政府领导人只注重于构建“百家争鸣”的民族人口局面,却没有看到这种问题的潜在 危险性!我们的一些所谓的“民族学家”,简直成了“考古学家”,甚至比考古学家还要考古,一些没有的“民族”,都能被他们“考”出来!一些汉族,只是祖上 稍有一些少数民族血统,就被“科学地”“考”为少数民族!估计到时,中国考古学家都要失业了,一些“民族人口学家”都要到大家教授考古去了!现在,民族学 界流行的,并且引以为荣的,就是想方没法把汉族人“考古”为“少数民族”!想想吧,华夏民族几千年来的自然进化和融合成果,被人为的民族分化政策毁于一 旦!为了“民族大团结”和“各民族共荣”,甚至不惜做出一些违反常理的事例!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的粟裕,毛泽东有次戏问他:“你是湘西人(按,粟是 湖南怀化会同人),是不是苗族?”但粟本人至死一直都自认是汉族。他死后两年,根据相关“民族识别研究”,他被认定是侗族——这一点后来通过中央批准。看 看:一个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侗族的人,死后被追认是侗族,是不是有点别扭和滑稽!

七是有损国家安全与利益。我国的计划生育主要是针对汉族的,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政策则比较宽松。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汉族确实是世界上最“大公无私”的民 族。但这种“大公无私”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降低了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1950年,中国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一,现在中国人口只占世界的五分之 一,并且这种趋势仍在继续下去;二是降低了汉族人口占中国人口的比例,推行“一胎化”以前,汉族占中国人口的95%,现在降到90%左右,并且这种趋势仍 在继续下去。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的民族构成是:全国人口中,汉族人口为118295万人,占总人口的90.56%;各少数民族人口为 12333万人,占总人口的9.44%。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了2355万人,增长了2.03%;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690万人, 增长了15.88%。也就是说,少数民族以占全国总人口9%的人口比例,却占了2000-2005年这5年人口新增总数的42%,以这种对比增长速度持续 下去,三十年后的民族构成,学过最简单数学的人都知道!

如果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改变,当汉族人口只占中国人口一半时,到时会不会发生前苏联那样的分裂局面呢?有人想当然地说不会,但只要仔细考察一下前苏联和 东欧国家,就会发现:这些国家在剧变后,凡是主体民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如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都没有发生分裂;而凡是主体民族没有占人口绝 大多数的国家,如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国,都发生了分裂。这种现象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要维持一个统一的国家,需要有一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主 体民族。

而当前,我国人口、民族方面某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以及某些决策者,为何避而不谈我国人口的民族隐患,民族比例失衡之严重已经超过性别比例,为何只谈 性别比,而不提及民族比!难道任这种趋势下去,等待汉族在地球上消灭吗?

五、结论

人口问题是一个世界问题。从人口政策发展历程来看,20世纪之前,资本主义国家因工业化的刺激人口激增,转移过剩人口的方式是强制的政治性移民,人口的数 量增长并没有成为关注的问题。直到20世纪40年代之前,发达国家认为人口问题主要是增长缓慢,因此导致经济增长停滞。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生育率居高不 下,而死亡率下降很快,人口在加速增长,世界至此才开始关注人口增长问题。至70年代,“人口问题是发展的中心问题”已成为世界的共识。但在人口政策上仍 然存在争论,不过主张降低生育率和减缓人口增长的意见已成为主流。至80年代,各国普遍认识到人口快速增长是发展的障碍,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也都采 取了控制人口增长的人口政策。而至90年代,世界各国已达成共识:承认各国在充分尊重个人权利的情况下制定人口政策的合法性。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计划生育 政策也由单一的数量控制逐渐转变为实现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口结构的改变,而发达国家则注重大力鼓励人口生育,大力提高人口数量,如日本、德国、新加坡、法 国、美国等。即使是发展中国家,近来也都大力提高人口数量,鼓励人口教育,或向此种政策转变,如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超南、印尼等。这些国家,既有人 口小国,也有人口大国;既有资源小国,也有资源大国,代表了世界各类型的国家。因此,那种认为我国人口多、资源小的观念,在世界上是闭门之思!是一种落后 的人力发展观!

从国家发展战略上看,人口政策受制于人口战略,而一个国家的人口战略服从于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现在我国树立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观,人口战略立足于人口发展和开发,过渡控制人口数量,显然不利于我国的可支持发展,也不利于我国的国家安全,也不利于我国在世界的竞争。其次,人口的发 展有其自身规律,我国的对汉族的人口政策,也包括对少数民族的人口政策,应该要注重尊重个人权利,在此前提下,找出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政策,同 时,要切实注意防止计划经济决策时代的影响,抛弃前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人口政策(现在俄罗斯早已实行人口鼓励政策),否则,在新的世界机遇大会中,中国将 永远失去发展的良机!人口是国家最根本的因素,人口政策不改革,国家的发展将又一次失去机会!而且,当代世界是一个人力竞争的世界,世界给我国的机会不会 再有!

由此,综观世界各国人口政策,为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充分尊重各族人民权利,应该制定如下基本人口政策及有关的民族方面的政策思路:

1、立即取消一切民族的计划生育。在汉族中,适当鼓励生育(因为汉族生育观念已受计划经济时代的“人口就是负担”理论影响深厚,已经不想多生)。但应推行 “家庭计划”,各族人生育不能超过三个(这样可以维持人口的自然再生产,又不至增加过快)

2、重新认定民族。对汉改少的,一律重新审查和认定。对已经加入汉族、自愿认同汉族的,要尊重其本人意愿。

3、对祖上虽有少数民族血统,但其本人已经认同汉族风俗、文化和心理,且其血统与汉族更紧密的,应认定为汉族。对于在封建统治时期,因受民族压迫而改为少 数民族的汉族,其后裔应认定为汉族。

4、鼓励各民族以各种方式融入到主体民族中。

5、各族人民,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各方面事务中,一律平等,任何有民族歧视的法律、法规和规定,概为无效。

6、对弱势力群体的帮助,应以经济状况、地域等为考虑因素,不涉及社会属性因素。

7、规定汉语为国语(我国连国语都没有,就连马来西来这样的多种族国家都规定马来语为国语),所有中国人姓名应以国语标准姓名为准,在正规场合应使用国语 姓名。国家普及国语教育。


【现代社会世界最受歧视的民族】

如果要寻找现代世界最受歧视的民族,估计应该能找到,我推荐一个,估计应该比较符合条件。我推荐汉族。我认为汉族是世界上最受歧视的民族。我的理由如下。

其一,汉族在多个国家受到歧视,享受歧视政策。在大陆,汉族地位最低。在各种政策上,享受最严格的政策措施。在大陆,只要不是汉族人,一般都能适当得到一 些照顾。这种照顾,称之为优待。其本质还是歧视。只是歧视主体民族而已。大陆的歧视政策,能让部分汉族家庭断子绝孙,许多汉族人,死无葬身之地。生命的延 续权,生育权利得到限制,不平等的限制,是汉族最大的不幸。

其二,在汉族人口分布数量,第二第三多的国家,依然受到歧视。在印度尼西亚,在马来西亚汉族也受到了明显歧视。这是汉族人口除中国地区以外,分布最多的两 个国家。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在许多方面多汉族人进行歧视。汉族在这两个国家,属于少数民族,依然得到歧视。汉族在人口占国家多数时,受到歧视,在人口占少 数时,依然受到歧视,这确实是汉族的一大悲哀。

其三,在高度民主的美国,似乎依然受到不公正待遇。美国汉族人,在一些权利上,与犹太人类似。比如,美国大学招生时,汉族人需要较高的分数才能被录取。原 因是美国汉族人比较聪明,上大学的人口比例,远高于汉族人口占美国的人口比例。这似乎对美国黑人有所不公平,所以在招生时,分数不一样。汉族学生的平均分 数,比黑人高许多。这样的不公平待遇,体现了汉族人的优秀天赋。这个不公平政策,不那么令人悲伤。

其四,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得到了公平的待遇,或有所优惠的待遇。不论贫穷的国家,还是富裕的国家,民族关系一般都比较平等。享受优待或歧视的民族都很 少。也有一部分民族享受优待政策,比如大陆的非汉族人,马来西亚的主体民族。

优待与歧视是对应的,有多少优待,就有多少歧视。某些民族从优待中,得到多少收获,另一些民族,就会从歧视中损失多少利益。因为,民族政策不会创造财富, 只会转移财富。在民族政策中,总财富是守衡的,或略有减少。因为一个不创造财富的政策,只会转移财富的政策,必然会产生摩擦,使总财富有所损耗。这意味 着,在民族政策中,受到优待的民族,获得的总收益,小于受到歧视的民族,损失的总收益。这个过程使人类创造的财富,有所损耗。可见,不平等的民族政策,不 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是阻碍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因为这个政策浪费着,社会财富。

在这个世界,估计很难找到,比汉族人待遇更低的民族。这也确实是现代汉族人的不幸。也是汉族人许多不幸的根源。比如,某个断子绝孙的汉族家庭,你只所以, 能断子绝孙,与你是汉族人,有很大关系。你如果不是汉族人,你也许就可以多生育一个孩子,你也许就可以拥有自己的儿子。是汉族受到歧视的生育政策,使你断 子绝孙。

汉族人口 千年一毁 http://m.kdnet.net/share-1502469.html 三、现行对汉族人口政策的违宪性、违权性 (一)、现行对汉族人口政策的违宪性 第一,审视宪法对民族 ...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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