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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刘备的子嗣比曹孙差那么多?是家教的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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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刘备的子嗣比曹孙差那么多?是家教的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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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家教无关、与基因无关、与个人禀赋无关……

蜀汉远不是只有先主刘备之子资质过于平庸的问题,而是整个蜀汉高层的所有二代人物都不超群

重复一遍,蜀汉所有顶级政治人物——从刘备、诸葛亮到关羽、张飞、庞统、蒋琬、费祎等,他们的儿子们都不怎么出众――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关羽之子关幸、张飞之孓张绍、庞统之子庞宏、蒋琬之子蒋斌、费祎之子费承……所有这些蜀汉二代人物都远远谈不上优秀,有的甚至表现得非常拙劣;

反过来再看曹魏,也决不是只有曹操的几个儿子出类拔萃。实际情形是曹魏阵营里的很多重臣之子都很超群,都有超凡脱俗的神奇表现――除了曹操的儿子之外,典型的还有司马懿之子司马师、司马昭以及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钟繇之子钟会,夏侯渊之子夏侯霸、女婿羊祜,贾逵之子贾充等——贾充在历史上名声不佳,但他在魏末晋初的北方中枢也是神一般的存在。其女贾南风更是改写历史进程的天后级人物,一手把民族带入近乎灭种的深渊。

一样一样说——

严格说起来,在蜀汉二代人物中,表现最失败的还不能算是刘备之子刘禅——他在诸葛亮去世后独立主政30年,期间曾经出现过“边境无虞,邦家和一”的政治局面,史料所呈现出的蜀汉后主并不像演义小说或者很多后人评价的那样不堪,这个话题争议太大,暂不表。

蜀汉二代人物中表现最失败的应该是诸葛亮之子诸葛瞻。诸葛亮不仅是三国时期表现最全面、人格最完美的人物,也堪称中国史上形象最接近于完美的忠臣贤相。诸葛亮晚年得子——46岁时生下儿子诸葛瞻,且对他寄予非常殷切的期望。千百年来,诸葛亮教诲儿子的一篇《诫子书》感动了无数后来人,“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已经成为东方文化里最经典的人文品质。按说得到父亲真传的诸葛瞻应该是非常优秀的,至少不应该过于弱智。而历史上的真实情形是,在敌军犯境、政权面临重大军事危情之际,作为蜀汉卫将军、平尚书事(宰相级人物)的诸葛瞻既没有领兵作战经验,又缺乏最基本的军事常识,在最关键时刻犯下极其低级的军事错误——当时敌方邓艾军团成功偷渡阴平,诸葛瞻奉命前去截击,由他率领的蜀军本该占据各处险关要塞、阻敌于险关之外——所谓“错守诸围”,这是蜀汉沿袭数十年的军事防御战略,军中大将也都这么建议,诸葛瞻却不顾劝谏,自作主张地把主力屯驻在无险可守的涪县,拱手把险关让给敌军,眼睁睁看着邓艾军队进入平原腹地——诸葛瞻如果略有一些军事经验和作战常识,蜀汉集团当时并不是完全没有任何翻盘机会。

诸葛瞻及其子诸葛尚在最后一场卫国战争中奋战至死,其忠君报国的精神气概非常感人,但若简单分析当时的战争形势,不得不说是由于他诸葛瞻在关键时刻犯下了极其低级的决策失误,致使蜀汉错失最后一次翻盘机会,从而一手造成政权最终的覆灭。


蜀汉集团另一位大佬级人物张飞,其子张绍后期担任侍中,在后主投降过程中扮演着带路党的角色。当时邓艾军团尚在雒城,并未兵临成都城下,后主听从谯周建议决定投降。此时正是这个张绍代表后主从成都赶赴雒城,向魏将邓艾递交降书,然后在前面引路,把魏军领进都城。邓艾到达成都时,后主刘禅用绳索把自己五花大绑并带着棺材前来相迎。投降书里还有一段话尤其厚颜无耻:“每惟黄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将军鲜于辅,宣温密之诏,申三好之恩,开示门户,大义炳然,而否德暗弱,窃贪遣绪,俯仰累纪,未率大教。”翻译成现在的话说,早在我刚当皇帝的时候,你们大魏帝国就秘密派人来劝我投降,但由于当时诸葛亮昏暗无德,再加上我本人糊涂,所以没有投降成功……

蜀汉集团的二代人物都不超群,而曹魏方面很多“官二代”则普遍是叱吒风云的神级人物。两大集团之间对比如此悬殊,后人便不能把原因简单归结于刘备或者曹操等人的家教方式,或者单纯归于某个二代人物的个人才智、禀赋,而只能从魏、蜀两方的政权禀赋和团队文化上予以检讨。


蜀汉的“官二代”都不优秀,未必是这些二代人物在其家教及个人才智、先天禀赋上有什么重大问题。

同理,曹魏方面有很多二代人物出类拔萃,也不能说是因为他们的家教优越,或者因为其个人具有超异的先天禀赋。造成这种差异的最核心的原因在于,蜀汉与曹魏的政权禀赋和团队文化完全不同——

历史上的蜀汉政权有一个极其鲜明的文化特质,就是从其政权草创、勃发、鼎盛一直到期中守成和最终覆灭,在这个全过程中,蜀汉团队的政权运行始终讲究的是五湖四海、朝廷始终倚重于天下志士。因而在整体上始终能够做到君臣互信、上下一心。其实际情况,是蜀汉君主对于诸臣僚始终能够给予最充分的信任,而朝堂重臣对于君主则始终保持绝对忠诚。在这么一种局面之下,从诸葛亮、蒋琬、费祎、姜维,这四任最高辅政者虽无不“权倾一国”,却无一例外地都没有培植自己的家族势力,更没有让其近亲远戚布满朝堂。

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只是一名普通官员——长水校尉,诸葛亮因为晚年得子,在其嫡子诸葛瞻出生之前,他把东吴诸葛瑾之子诸葛乔过继给自己,但是这个诸葛乔来到蜀汉后也只是一个带兵五六百人的基层将领――诸葛瞻后来官至卫将军、平尚书事,这是诸葛亮去世多年后的事情;诸葛亮的继承者蒋琬、费祎也都能像诸葛亮那样从不扶持任何私人势力,蒋琬的儿子蒋斌到蜀汉亡国时也只是个中级将领,在最后一场卫国战争中镇守汉城、战斗到最后一刻;费祎的费承只是在宫廷里担任一般性职务——黄门侍郎。

至此,蜀汉政权的二代人物普遍都不优秀,问题的原因便有了相对清晰的解释:蜀汉君臣恪守家国一体、五湖四海,从来不依靠“自家人”包打天下。因此在客观上说,蜀汉自草创至、建国乃至最终的覆灭,二代人物始终缺乏有效锻练机会——这与曹魏方面的事情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曹魏政权(包括后来代魏的晋政权),始终存在一个重大而根本无法克服的致命隐患,就是团队内部始终缺乏忠诚和信任——其问题的实质,是从曹操父子到司马懿父子,他们在骨子里根本不信任因而也从来不倚重于外姓人,由于团队内部缺乏信任和忠诚,主政者只能依靠自家人包打天下。魏、晋两朝在短暂鼎盛之后迅速败落,问题其实都是出在这里。

先从“五子良将”说起。张辽、徐晃、张合、于禁等曹魏名将给后人留下的印象,是这些人都是非常牛的——他们在军事、谋略上确实个个都是神级人物,但是认真翻看史料才明白,像张辽、徐晃这种超一流的名将,他们在曹魏政权中的军事权力和实际地位其实都非常有限,虽然也得到了曹操的赏识,但曹操从来没有把统军之权交到他们手里——统军大权始终掌握在曹家人或夏侯氏等自家人手里。

曹操时代还要好一些,各种宗室人物普遍能够得到重用,由曹仁、曹洪、夏侯敦、夏侯渊、曹真等组成的核心团队实力非常整壮。但是到了曹丕继位后,其团队内部的信任状况进一步恶化,天子对其自家兄弟也都不信任,只能倚重于宗室前辈而对于自家兄弟则予以严加防范,曹彰、曹植等亲王级人物则近乎被软禁。这种局面导致曹休、曹真等宗室重臣凋落之后,曹魏中枢根本无人可用,实在没有办法才把统军大权交给司马懿,又因宗室人物力量微弱,曹家皇帝没有任何实力制肘权臣,权力因此很快落入司马懿父子手里。

到了司马炎代汉立晋之后,司马氏政权借鉴曹魏覆灭的教训而大封诸王,所有重权全部集中到司马氏氏自家人手里。他们认为这样搞下去,以诸王的强大实力拱卫中枢,皇帝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却没有意识到由此遗留的问题更加严峻——司马炎去世不久,天下便再次发生大规模、高烈度的持续震荡,司马氏家族内部杀得天浑地暗。

至此,曹晋政权的二代人物普遍出类拔萃,问题也便有了很明确的答案:因为曹魏政权的团队内部始终缺失信任和忠诚,当政者只能依靠“自家人”包打天下。无论是曹家的还是司马家的二代人物,从曹丕、曹睿到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等,表现确实都很卓越超群。


但是对比蜀汉,魏晋政权的这种团队文化在客观上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和问题在于,政权内部既缺失信任和忠诚,则大行其道的便只有强权与阴谋。因此,政治人物一旦取得强势地位,就必须要大肆杀戮、残酷清洗,然后就只能独断专行、专横跋扈,稍有不慎便被其对立势力所清洗、杀戮。

翻阅魏、晋史料,动辙就是“夷三族”,一杀就是一大片: “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司马懿诛曹爽党羽,皆夷三族;王凌谋反案诸相连者悉夷三族;令狐愚被开棺戮尸,夷三族;诸葛诞兵败被夷三族。史书记载当时灭族最多的一次是在高平陵事变后,被点名灭族的多达10人:“于是收爽、羲、训、晏、飏、谧、轨、胜、范、当等,皆伏诛,夷三族。”

“夷三族”这三个字,写在史书上看似平常无奇,细想起来极其阴森恐怖。“三族”,主流的说法是父亲一族、母亲一族、妻子一族。三国时期的政治人物大都出身豪族,婚配讲究门当户对,无论父族、母族还是妻族无不根系庞大、枝连叶附。所谓的“夷三族”,就是对于“三族”系统,无论男女老少,统统杀光、原则上一个不留。这么一杀往往就是几百、上千甚至数千口,场面之血腥残酷,令人不寒而栗。


反过来再看蜀汉团队,诸葛亮治蜀素以严刑峻法著称,但是蜀汉在对待政治犯方面,甚至是对于那些叛逃敌国的罪臣家属都显得极其宽容。麋竺的弟弟麋芳在关羽攻打襄樊后期举城投降,导致关羽兵败身亡,蜀汉痛失荆州。麋竺为此向刘备面缚请罪。刘备不仅没有怪罪,反而予以极力劝慰。夷陵战败后,镇北将军黄权走投无路,带兵投降曹军。当时有消息说其家人全部遭到诛杀。黄权深知蜀汉方面的文化氛围,坚定认为不可能。事实表明他的家属在蜀汉生活得很好,其子黄崇后来官拜尚书郎,在最后一场卫国战争中跟随诸葛瞻抗击魏军入侵,奋战至死。


蜀汉政权这种特殊的团队文化形成的基本局面,是立国四十余年始终“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期间从未形成过权臣当道、肆意妄为的政治党羽,从未出现过局势震荡和大规模的清算、追杀,更没有出现过把天子当成傀儡、随意废立的不伦之事。

蜀汉政权这种特殊的团队文化,也使很多重臣、名将即使因流落于敌方,而仍然对于故主保持高度忠诚。演义故事和中国的戏剧舞台浓墨重写关羽千里走单骑之事。其实按照《三国志》及裴注记载,像关羽这样“人在曹营心在汉”的蜀汉旧臣始终不断,除了关羽,还有袁涣、黄权、廖化、张裔等。廖化在关羽荆州战败后被吴军捕俘,但他思念故主刘备,装死避开官兵监视而带着母亲向西一路狂奔,最终见到先主刘备;张裔在出任地方长官时被当地叛乱势力抓获并遣送至吴国。两年后蜀、吴通好,张裔抓住机会昼夜兼程地一路西奔,待吴方追赶时他已经进入蜀地。

在这种高度纯净的忠君文化感染之下,蜀汉重臣手握重权而未有任何非分之心、僭妄之为,更不谋取任何个人私利。蜀汉因而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清廉的政权,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无异凡人”,“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财资无余”,邓芝“为大将军二十余年,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

进入姜维时代,卫将军诸葛瞻、大将张翼、胡济、阎宇等都与姜维政见不和——他们之间的政治分岐很大,但是蜀汉方面从未发生过、也没有任何迹象预示要发生军事政变或者政治清洗(政变、叛乱,在魏、晋乃至孙权身后的东吴几乎是家常便饭)。从姜维、诸葛瞻到大将张翼、胡济、阎宇等,即使在蜀汉末期,其最基本的政治局面始终是君臣、同僚之间和衷共济、和而不同。大将张翼、廖化等虽不赞同姜维的军事路线,但他们都能恪守军事纪律,忠实服从于大将军姜维的指挥、节制。到最后阶段,诸葛瞻、董厥等朝中重臣认为姜维好战无功,曾经上奏皇帝试图削夺他的兵权。但是由于内部没有派系、党羽之争,诸葛瞻等只是向朝廷建议由大将阎宇取代姜维的大将军职位,而让姜维担任益州刺史。


千百年来,中国人始终热忱拥戴蜀汉政权,就是因为蜀汉方面的这种政治禀赋和团队文化高度契合中国人最传统的政治审美。这种建立在信任与忠诚之上的团队才具有可持续性,因而大家始终认为这样的团队才有正统王气,具有重构天下秩序的文化特质和内在禀赋。

这种乱世之中极为特殊的团队文化和政权禀赋,使蜀汉政权虽偏居一隅而在后世始终具有压倒性的民意基础。宋代便有记载:“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此后千年,无论史家如何断代(因为西晋最终完成了统—,魏晋因而常被主流史界认定为封建正统),中国老百姓始终把刘备和他创建的蜀汉政权奉为正统,以一贯之、坚定不渝。东方文化圈至今盛行一句话:“身在曹营心在汉。”如果单纯按照史料推敲,这句话漏洞百出、谬误重重。因为公元200年关羽投降曹操、“身在曹营心在汉”时,当时能够代表大汉政权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汉帝刘协,另一个便是大汉司空、录尚书事、假节钺的曹操——假节钺就是持有天子所授节钺,可以代表天子杀伐决断;而当时的刘备,本来是奉命到徐州讨伐袁术,结果在徐州杀了朝廷命官车胄(时为大汉车骑将军、徐州刺史)然后盘据在那里,不久又被曹操大军击溃,不得已投靠河北的袁绍。后来见袁绍大势已去,只好再次辗转流离、客居荆州。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当时的刘备都不能被认为是“汉”的化身。“身在曹营心在汉”这句话,准确地说应该是“身在曹营人在汉,心在刘备”。

可是,这实在是最权威的史家都无法勘误纠正的事情,因为在历代中国人的心目之中,三国时期正朔分立、皇帝层出不穷,只有蜀汉政权才是真正的天命正统,只有刘备父子才是真龙天子,孙权、曹丕他们统统都是假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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